性的人。刚才这又是为了女佣人。真正的问题在于我妈妈在不该和女佣人生气的时候生气，在不该惯着她的时候惯着她，还有就是过于没有耐性，让女佣人像钟表一样地做好日常工作但又必须告诫她改变我的指令，如此等等——直到任何人都不能做任何事情。我经常和妈妈争吵，但这完全是傻冒和自找苦吃。”

梁家越来越严重的困境使费正清只得写信给在昆明的老金问计。老金回信一开头就说“别为梁家的事烦心”，接着就叙述了他对他们面临的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相对于调整人际关系的困难来说，住房问题就是小事一桩。最难适应的是妈妈。她属于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却又生活在一个比较现代的家庭中，她在这个家庭中主意很多，也有些能量，可是完全没有正经事可做，她做的只是偶尔落到她手中的事。她本人因为非常非常寂寞，迫切需要与人交流，她唯一能够与之交流的人就是徽因，但徽因由于全然不了解她的一般观念和感受，几乎不能和她交流。其结果是她和自己的女儿之间除了争吵以外别无接触。她们彼此相爱，但又相互不喜欢。我曾经多次建议她们分开，但从未被接受，现在要分开已不大可能。”

也许是费正清的一封家书的复印件，促使徽因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情写信给他：

“顺便说说，我最近的阅读范围很广，包括《战争与和平》、《通往印度》、《狄斯累利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元朝宫殿》（中文）、《清宫秘史》、《宋代堤堰和墓室建筑》、《洪氏年谱》、《安那托里·佛兰西外史》、《卡萨诺瓦回忆录》、《莎士比亚全集》、《安德烈·纪德全集》、塞缨尔·巴特勒的《品牌品牌品牌》、梁思成的手稿、小弟的作文和孩子们喜爱的《爱丽思漫游记》中文译本。”

孩子们，再冰（宝宝）和她的弟弟从诫——在家里仍然叫他的小名“小弟”，尽管在梁氏夫妇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她的书信中很少提到。有一封很生动的信简短地写到他们在十四岁和十一岁时的生活：

“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我在继续扮演经济绝招的‘杂耍演员’，使得全家和一些亲戚和同事多多少少受到一点好的照顾。我必须为思成和两个孩子不断地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当我们简直就是干不过来的时候，连小弟在星期天下午也得参加缝补。这比写整整一章关于宋、辽、清的建筑发展或者试图描绘宋朝首都还要费劲得多。这两件事我曾在思成忙着其他部分写作的时候高兴地和自愿地替他干过。宝宝的成绩还是很好，但她要走这么长的泥路去上学可真是难为她了，而且她中午老是吃不饱。”

思成曾把儿子带到重庆，孩子在那里考上了两所中学，他在两所当中选了他有朋友的南开中学。老金说，“他的智商很高，那个顽童已成长为一个勤奋的学生。”

梁思成和林徽因--21.新的希望

21.新的希望

1943年春天，梁氏夫妇忽然提出来一个给整个的气氛带来希望和创造力的计划。徽因写信给费正清说：“思成有一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的说明，在完成以后送到你那里做成缩微胶片寄到美国去出版或者找到出版的资助。英文的文字稿随后出，中文稿在中国出版。这样我们的一两套著作就可以在战争结束之前或者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面市。这样这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有些盼头或者说我们明年的工作就会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有这么多单位给我们写信，问我们有没有关于中国建筑的书出版，看来我们过去没有在印刷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真是可惜。”

思成自己另外写信给费正清，可能不知道徽因已经写了信。“我刚刚完成了大约八十幅的一套图，可不可以麻烦你把它们用缩微机照下来，这样我们就能在它们出版之前至少有一套复制品？”

他们以如此渴望的心情要求的事情——把八十幅图画做成缩微胶片，费正清在重庆是不难做到的。他是美国大使馆所属的美国出版服务社的社长，它专门搜集中国和日本出版物，报告华盛顿政府各部门，并协助国务院执行文化交流计划。由于当时飞越驼峰的重量限制很严，这些出版物来往都必须以缩微胶片形式来送。为此费正清雇了一个这方面的美国技术助手。费正清给梁氏夫妇回了一封信，答应在他们的计划中给予全力合作。然而由于战时四川的种种麻烦，这件事费了好几个月才完成。

与此同时，思成为了完成他的绘图，不得不彻夜工作。晚上他的光亮来自原始的菜油灯的灯草。在工作中俯身向画板时，他把下颌放在一个小花瓶上。这样支持了他头部的重量，加上经常调整姿势，就减轻了对于他在昆明关节炎发作时强直的脊椎的压力。

他正在写的中国建筑史，他说，“比刚开始时所要求的规模和范围大多了。但要让它简短而又仍然适用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如果把它删短了但不适用，那是根本不行的。

“而且，这是同类书中的第一部。我为了出版这么一本书已经等了多年。这是我能作出的最大限度的让步，然而徽因和我在某种意义上还真高兴，因为我们至少已从狂乱的野外考察和对方代的随机研究中构筑出我们想象中工作的基本框架。”

思成在11月底到达重庆。费正清写道，“他昨晚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了他的中国建筑史图画的缩微胶片，小伙子们特别喜欢照它们，因为它们效果极佳。思成只有102磅重，在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以后显然很疲倦，他和一个绘图员以及徽因都必须工作到半夜。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野心勃勃，并且具有那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那样行事的矜持和魅力。”

把这些对于说明建筑史十分重要的大幅漂亮的建筑图画做成缩微胶片，是一个美国政府机构对于促进文化交流所做的一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贡献。这些图画复制了一式两份，其中一份思成立即给我寄到华盛顿来保存。另一份他留在中国。

梁思成的中文《中国建筑史》，如他所说“是试图把我和中国营造学社其他成员过去十二年中搜集到的材料系统化”。他把过去的三千五百年分成六个建筑时代，参考历史和文学文献界走了每一个时代，对每一时代的建筑遗存做了描述，最后分析了从艰苦的文献研究及实地考察的结合中发现的各个时代的建筑物。

除了这部中国建筑史之外，思成还用英文撰写了一个节本，用他的画作为插图，说明用中英文写成，再加上营造学社的照片。他承认两本书都必须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出版，但他宁愿不要推迟对文字和图片的准备工作。

他多年来对宋代建筑文献《营造法式》的研究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他把书中的各项建筑作法，均一一用现代的工程画绘制出来，并将晦涩难懂的宋代建筑术语加以注释。由于他对现存的宋代建筑的实地研究，使得这样做成为可能。还有大量的辽宋建筑实物的照片，也是一种图解。一百幅以上的草图已经完成：墨稿和文字说明的准备也在顺利进行中。这部书也是理解中国建筑史的前所未有的贡献，暂定名为《注释中国建筑标准》，也得在战后才能出版。

梁思成和林徽因-- 22.战争的结束

22.战争的结束

思成到重庆去和教育部打交道的下水旅行本已十分费时，一项战时的任命又使他离家的时间延长。他被任命为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的副主席，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是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重要的文物建筑，包括寺庙、宝塔、博物馆等等的目录，并在军用地图上标明它们的所在位置，以防止它们在战略反攻中被毁坏。该资料为中英文对照并附有照片，发给当时仍在轰炸中国东部省份日军基地的美国飞行员。有一份还送达了周恩来，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

当我在1945年夏天作为美国大使馆的文化专员回到中国时，思成正在重庆执行他副主席的任务并迎接了我。那年仲夏世界形势发展很快。俄国人参加了对日作战。原子弹扔到了广岛。中国报刊上关于“原子弹”（陌生的中文名称）的标题很吓人。谣言说它大得吓人，但它究竟是什么？英国大使馆的科学参赞李约瑟教授（徽因信中写到过他），在第二天晚上举行了一次室外讨论会，来解释核子时代的到来并回答仍感迷惘的听众的许多问题。

日本投降的消息在1945年8月10日晚上大约8点20分传到重庆。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同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吃完饭我们就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的台地去乘凉（那天晚上热极了），并且等着看长江对岸山上群灯亮起。思成讲述着好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讲了。他和其他人简直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为了听到他们所听到的声音，我不得不尽力用耳谛听。这是远处的警报声。难道说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他们每个人在多年的亲身经历之后，都对各种可能性十分警惕。要不，这是在通告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消息迅速传遍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进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噼啪噼啪的鞭炮声，最后到处都是一群群喊叫、欢呼、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都在一阵大吼叫中醒来了。

思成感到有点孤寂，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来到的时候他却不在家。我们全都下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这种时候需要有点象征的东西：旗子、v型手势、伸大拇指、鞭炮声，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空中交织成带五个角的星星。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形成自发的游行。当车辆在大街上相遇，车上的乘客们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央研究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在高兴地笑啊、跳啊，喝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

一位要好的美军飞行员答应用c-47运输机把思成和我送到宜宾，那里有距李庄最近的飞机场。在空中飞行15分钟后，思成指着脚下长江转弯处一座有城墙的小镇说，“这就是上水行舟第一天最后到达的地方。”四十五分钟内飞机就飞过李庄上空——坐船则要三天半。宜宾机场停机坪的草有没膝深，但仍能使用。思成和我乘小汽船下行数英里到李庄。

躺在床上的徽因又苍白又瘦削，但毫不气馁。她和我长谈多次，相互诉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生活中发生的事。她经历的生活艰辛和病痛深化了她的理解力和感情。我开始想，回顾起我们在北京认识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离开中国的实际问题差不多和我们外国人一样遥远。但这些年来一切都改变了。

她的女儿宝宝已经十六岁，现在人们都叫她的成人名字再冰。她是非常娇小、女性化和内向的。在单调的李庄日常生活中，每天当她从学校里把她所理解的世界新闻带到她母亲的床边时，她给这个家庭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轻松。徽因和从前一样，还是生活在她周围人们的喜怒哀乐、麻烦和阴谋之中，即使他们只是处于和宝宝同龄的孩子气的水平上。

徽因庆祝胜利的方式是坐轿子到茶馆去，我在旁边走着。这是她在镇上整整五年时间里的第一次。尽管可能不利于她的健康，这次出行给她留下了新的景象、新的声音和新的面孔，够她今后好几个星期琢磨的。她每天只要有可能，都要写点东西，有时是关于建筑或关于汉代历史的论文，她甚至还构思了一本小说。

对我来说，李庄缺乏甚至最起码的生活设施是惊人的。它和外界的唯一联系是河船。没有电话、没有电、没有无线电、没有车子或役畜，甚至从江边通往山里的小径也只是仅容两人通过的梯级稻田里的踏脚石，怪不得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农村，居民们是如此落后、迷信、贫穷和疾病缠身。中央研究院的历史和语言研究所，以把中国历史前推到公元前1500年的安阳发掘而著称，当它把一箱箱安阳出土的头盖骨和骨头带来时，据说好几个月部难以雇到当地人。传言说这是一些吃人生番。

在这祥的环境中，当我们走过三英里进山的石头路，来到一处风景如画的农舍群，穿过几个院落，进入一所靠里的外表奇特的建筑物，在那里发现一个出色的中文图书馆，而且它还有英文，法文、德文和日丈关于亚洲考古、历史和发掘的珍稀而重要的出版物时，真是再惊奇不过了，这个中研院图书馆差不多是真的保存了好几位逃难者的生命，其中包括徽因和她的小叔子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