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无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地忠诚和依赖，连我都不能想象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持这么纯洁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

这一年的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使我惶惶不安，学生们对此则是兴奋万分，反复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听他们唱着，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从脑后传遍全身。工作组撤走后，由群众自己选出了文革领导小组。人们每天都在写批判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大字报。我和思成则每天都在讨论着蒋南翔（前清华校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者？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似乎早已为“革命群众”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却仍然感到糊涂，而且也不敢提出问题。被揪斗的人一天天地增多。

我不敢想，但我预感到他们决不会放过他的。我最伯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一个大x，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抬起头，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他说“不”！

那一天回到家里，我们彼此几乎不敢交谈，为的是怕碰到对方的痛处。从此他一出家门就必须戴上这块黑牌子。看着他蹒跚而行的身影，接连好几天我脑子里一直在反复着一句话：“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8月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之后闯进来了一群“红卫兵”。为首的人，命令我打开所有的箱柜，然后指定我们站在一个地方不许动。他们任意地乱翻了一阵，没收了所有的文物和存款（这些文物到现在仍不知去向），并把西餐具中全套的刀子集中在一起（12把果酱刀，12把餐刀，12把水果刀），声色俱厉地问思成收藏这么多刀子干什么？“肯定是要暴动”！我刚要开口，就挨了一记耳光。正在这个紧张关头，突然从老太太（林徽因的母亲）房里吼叫着冲出两个“红卫兵”，他们拿着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这下我可真的噤若寒蝉了。在一阵“梁思成老实交代”的吼声之后，他们根本不听他的任何解释，抱着一大堆东西扬长而去。他们走后老太太呜呜地哭了，我才知道这是她儿子林恒1940年在航空军校毕业时礼服上的佩剑。我记得林徽因先生曾多么哀伤地谈起她的年轻的小弟弟及与他同时的一批飞行员怎样在对日作战中相继牺牲的悲壮故事。第二天全清华都传开了“梁思成藏着蒋介石赠他的剑”。从此以后不管什么人，只要佩上一个红袖章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闯入我们家，随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

一天我下班回来，发现一箱林先生生前与思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纹饰草图，被扯得乱七八糟，还踏上很多脚印。我正准备整理，思成说，算了吧！于是让我把这些图抱到院子里去，他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的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结婚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哭，但在这时，在火光中我看到了他眼中的泪花。

为了避免再出乱子，我们把所有的东西检查了一遍，主要是他写的文稿，有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还有解放初期就北京市新建筑及规划方面的问题写给中央领导和彭真市长的信。解放前思成和林先生与费正清夫妇来往的信件当时也都在，其中记录着他们之间长期的友谊以及费氏夫妇抗日战争时期对他们学术事业的支持。我们反复考虑后，还是决定把这些信烧了。其他文稿包括《营造法式注释》的稿子，是思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无论如何也不能毁弃，但又没有办法保存。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决定把它交给家中的保姆李阿姨。她是贫农出身，“红卫兵”从来不进她的房中去。我告诉她：“这些东西以后可以证明梁先生是没有罪的，你一定替我保存好，放在你自己的衣箱下面。”她点点头说：“我明白。”尔后的几天每天晚上都有“红卫兵”来搜查，要我们交出“封、资、修的文稿”，我一口咬定，已被前一天来的“红卫兵”抄走了，因为我说不出“红卫兵”的姓名，往往最后被打一顿（那些日子为了怕“革命群众”更加歧视我，晚上挨了打，白天还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上班）。今天《梁思成文集》和《营造法式注释》能够问世，不能不感谢这位善良的老保姆。

“红卫兵”三天两头照例要来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是跟党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作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来的一切，也使我不能不想起他长期以来生活和事业上的伴侣，我的老师和领路人林徽因先生。离婚？不！我宁可同他一道被“红卫兵”打死，也决不会丢下他而去。

“那时由于他的健康恶化，他自己出去看大字报，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天就由我把有关的大字报抄回来给他看，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的“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一天我看到一篇非常触目的大字报，标题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那里面“揭露”了四大问题：一是1966年4月在接待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二是曾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三是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四是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

原来如此！

我问他与法国人亲吻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天建筑学会宴请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法国的团长站起来致完谢词，走过来在我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作为主人，我致了答词，走过去也在她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这是一般的礼节。”“那你为什么不按中国习惯握握手呢？”我问。“什么是中国习惯？”他说，“难道握手不是从西方学来的吗？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在国内要尊重各民族的礼仪，当然也要尊重外国朋友的民族习惯。如果我按满族习惯就得拂下马踩袖，一手拄地一腿屈膝地请安；如果按汉族习惯就要拱手作揖或下跪叩首。难道要我向她献哈达？这样就有民族尊严？”即使是在那样严峻的气氛中，他的这段答辩也使我不由得笑了。

所谓反对毛主席“关于城市建设的指示”问题，我想起了侯仁之教授在这次的纪念文章中写道，他曾一读再读梁、林合写的《平郊建筑杂录》文中的一段：

“北平四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

的古建。……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搂，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

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

正是侯先生引的后面一段话，曾被作为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一次同思成讨论这段话到底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一点不懂建筑，但被这段诗一般的词句所感动。他笑着说：“可见你和这个‘反动权威’的情、趣、味多么合拍！”他又说：“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总是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去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如果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可能前进，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现划，才能行动。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做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

他又说：“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说过，‘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优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关于建筑艺术问题。大屋顶是不是复古主义？一天我问他，在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趋势下，建筑三要素中艺术的比重是否会越来越小。他说：“对建筑的解释我仍坚持在《拙匠随笔（一）》中谈的观点。记得在《随笔》发表后的一天见到周总理，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我那时的确想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建筑理论问题。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从一个一个小问题着手写，积累下来以后再归纳提高。”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说：“建筑是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三门科学的内涵将更深入各自的领域，而不会相互削弱。过去提‘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种提法在近代建筑中就显得片面了，但是不能因为科技的发展去否定建筑艺术。建筑是有体有形的东西，有形就有美与丑的问题。1955年的批判，只使我从思想上承认大屋顶造价昂贵，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约精神，但我不能承认当时采用‘大屋顶’来表现民族风格的尝试就是复古。我从来反对没有创造性的生搬硬套，在新建筑上加个大屋顶。我们不能搞20年代出现的‘穿西装，戴瓜皮帽’的不三不四的建筑。我承认自己在感情上觉得‘大屋顶’还是很美的。但是，解放后所盖的大屋顶，却没有一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对之越来越灰心，因而对大屋顶是否适于现代化建筑的造型产生了疑问，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风格这一问题，经过1955年到1959年的实践，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当时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不说真心话？这些我都办不到。所以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我发了言，后来登在1959年第6期《建筑学报》上；1960年我又在《建筑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有关建筑创作的几点意见。这些就是现在‘红卫兵’批判我的‘再次向党反扑，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是‘反党’的同义词，提倡民族风格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义词，那末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党’的，是‘搞资本主义’的。我现在仍然认为1959年的上海座谈会是建筑创作中必然遇到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正常讨论。同时，在广州会议后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使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唯一能够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