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人士--甚至内阁大臣或一两个黑道人物。1985年经一位朋友介绍我才认识她。作为一个研究日本的学者，我听说过小百合的名字，虽然对她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逐渐熟悉，成了朋友，她向我透露心声越来越多。一天，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她的故事公诸于众。
"好啊，雅各布先生，可以，只要是你来记录。"她回答我。
皮尔庞特·摩根曾在纽约市建立一座私人图书馆纪念其父，1924年起向公众开放。馆内藏书甚丰，尤以收藏名家手稿著名于世。--译注
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合作。小百合明确说她情愿口述而不是亲笔来写她的回忆录，因为，据她解释说，她最习惯于面对面地谈话，如果屋子里没有听讲的人她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我同意她的意见，工作共费时18个月。我对小百合的东京方言倒不在乎，担心的是如何把语言所表达的细微区别准确地移译过来。不过从一开头我就发现自己已经被迷在她的世界里了。除了极少例外，我们几乎都是在晚间见面，因为她在这种时候脑子最活跃，这已成为她多年的习惯。通常她愿意在沃尔多夫大厦的套房内工作，但不时地，我们也常去公园大街一家日本餐馆的雅间，她是这家餐馆的熟客。谈话一般进行两三个小时。尽管每次谈话都作了录音，但她的女秘书总是在场用打字机打下她的口述内容，非常认真。不过，小百合从不对着录音机或秘书讲，她总是对着我讲。她忘记讲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我来提醒她。我感到我是这件事情的基石，如果不是我获得了她的信任，她决不会把自己的一生讲出来的。今天我又有了一个新的看法：小百合选择我做她的听写员，也许是她已等待很久，等待这名合适的候选人自己跑过来。
有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小百合想讲出她自己的故事？艺妓也许没有作过永保缄默的正式誓言，但在独特的日本文化中，人们深以为：上午在办公室做些什么事，晚上关起门来做些什么事，都与他人无关，相互之间都不要去过问，决不能乱打听。艺妓从来不谈自己有关的经历。就像比她们社会地位低的妓女一样，艺妓也是处在一种不正常的位置上了解这位或那位社会人士是否也同别人一样，穿裤子的时候，是一次伸一条腿还是两只脚同时伸进裤腿里去的。也许她们的信誉使这些祖国的花蝴蝶保持了公众的信任，而在任何情况下，艺妓如果破坏了信誉，也将使自己处于难以立足的地位。小百合肯讲出她的故事来，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但任何日本人士对她已无能为力了。她同故国的联系业已割断。也许这点能告诉我们（至少部分说明）她认为已不受必须再陷于沉默的限制，但仍未说明她为什么作此选择。我不敢向她提出这个问题，要是她踌躇起来改变主意怎么办？甚至在手稿写成后，我都不大情愿向她提这个问题。直到她从出版公司收到预付的稿酬之后，我才敢问她：你为什么想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
"这些日子不做这件事还有什么事可做呢？"这就是她的回答。
至于她的动机是不是就那么简单，我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虽然小百合渴望把她的传记记录下来，但她坚持几个条件。她只想等她自己以及她一生中明显涉及到的几位男子死后再出版此书。结果恰好是这几位男子都先她死去。小百合非常关心不要因为出版此书使人难堪。书中人物的姓名，只要有可能，我仍用他们的原名并未变动，尽管小百合在口述期间已经将一些人的真实姓名隐去，换成了假姓名，这在艺妓中间，提及她们的顾客时已习惯如此。书中遇到像"雪花先生"那样的人物（这个绰号暗示此人有太多的头皮屑），如果读者认为小百合只是为了寻寻开心，就有可能误解她的真正意图。
我在请求小百合允许我用录音机的时候，我的用意只是怕她的秘书的打字很有可能出错。在小百合去年去世后，我怀疑自己早先是否还有另一个动机--就是说，想保存她的声音--这是一种我很少遇到过的富于表情的声音。她习惯于柔声细气地讲话，就是那种以伺候男人为职业的女人的说话声气。但是，当她想把一个场面活生生地讲给我听的时候，她的声音使我以为屋里足有六个或八个人在场。至今，我有时晚间还在书房里放她的录音，我觉得真难以相信她已不在人间。
纽约大学日本历史研究阿诺德·拉索夫讲座教授
雅各布·哈尔休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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