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之光同志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服革履，手提华贵的皮箱，由侍者（他的警卫员）陪同出入于上海———西安车站，每当遇到盘查，侍者便打开他们携带的箱箧网篮迎上前去，掩护这位富商大贾。希钧和拱之同志则装扮成军官夫人、阔商太太一类的贵妇人或者成为西安古城进得参佛的香客。他们用塞满箱子的高级衣料、化妆用品或者香烛纸钱，掩盖着夹层皮箱底部的大批钱钞，乘坐高级包厢，以避开杂乱的耳目。为了缩小目标，他们每次都是分开单独行动。行前，泽民同志用暗语向西安发去电报，联络处便派小车到站台来接他们，以免除繁多的检查。

有一次，希钧陪拱之同志买火车票，从上海车站刚出来，身后就跟上了几个人。满脸堆笑地追着说：

“太太，太太，到西安请赏光到敝店小住，敝店备有高等客房，宽敞洁净，招待周到……”

“还是到敝店下榻吧，敝店的字号是……”他们的话还没说完，装扮成国民党军官太太的拱之同志就把眼一眯，嘴一撇，摆起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气，傲慢地说：“走开，走开，讨厌！”说着转身离开了他们。看到她这副神态，希钧暗自发笑。希钧和拱之是1931年相识的老战友，没想到这迈着两只“解放脚”走过雪山草地的女红军，耍起军官太太的派头来还真像呢！

经过四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到“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之前，兑换运送捐款的全部任务基本完成。在工作临近结束时，危拱之同志病倒了，她腹部长了一个瘤子，越来越大，泽民同志安排她到保隆医院作了切除手术。手术后七天她即返回西安接受新的工作任务。不久，“八一三”之战打响，形势紧张起来，按照泽民同志的安排，钱之光、任楚轩同志先行撤离上海，希钧搭乘李克农同志的车子，转道南京经武汉回到西安。泽民同志打发钱宛正从水路回浙江老家后，便赶到上海火车站。当时车上车下混乱不堪，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大人小孩挤作一团，连车门也堵了个严严实实。泽民同志急中生智，声称自己是新闻记者，要了解难民情况，揭露日寇罪行，便拨开人群从窗口爬上了火车，辗转劳顿回到延安。

就这样，一笔巨额款项，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国民党严密控制的上海运到了西安，不久又变成了杀向日寇的枪炮子弹。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舵手毛泽东

中央主力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堵截中，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陕甘。应该说这是一次战略的大转移。

陕甘根据地，是30年代初由刘志丹、谢子长分别在陕北、陕甘边界领导武装起义后创建的两块根据地合并而成的。它包括延长、延川 、保安等六座县城，游击区扩展到周围17个县。

这里与井冈山有着惊人的相似，只不过井冈山是丘陵平原，两处面积相当，当年迎接的他们的是袁文才、王佐，而今天迎接他们的是刘志丹、谢子长同志。两人身穿粗棉蓝布衣，头上箍条白毛巾，和普通的陕北人没有两样。

毛泽东住下来后，了解当地习俗民风时，竟吃惊地发现，这里愚昧不开，很多人不知北平在哪？日本人是谁？因为帝国主义的铁蹄还没有蹂躏这片黄土高原。

延安有3000年的历史。在1938至1939年日本人的飞机把它变成废墟前，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像陕北人头箍白毛巾一样原始。

窑洞，是陕北的一大特色。前有拱形门廊，装上纸糊的花格窗子，地面上铺着灰石头，后墙是匆忙整理而就的山坡。

红军来后，这里的窑洞大大增多，像蜜蜂的蜂窝一样蜂拥而至，十分壮观。

在毛泽东和贺子珍住的窑洞里，四面是新刷的白灰，一张床一个蚊帐，还有一张桌子，墙上挂着一张地图和马灯，最奢侈的就算那个木制的洗澡盆，还有那个随身带的皮箱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毛泽东来陕北不久，就打了一个大胜仗。红军突然从南北山上向直罗镇猛扑下去。蒋军第一○九师的一个团在突围中被红军全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直罗镇大捷，并没有使毛泽东放松应有的警惕性。随着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国民党当局调集重兵到陕甘苏区周围，包括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还有胡宗南、毛炳文等部，计有“围剿”兵力十多万人。蒋介石亲自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而以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国民党方面的兵力比中央红军主力和陕甘红军要多好几倍，并且正在气势汹汹地继续向根据地推进。

从陕甘根据地内部来说，中央红军到达前出现了“左”倾错误，新成立的陕甘晋省委9月下旬开始了错误的肃反，原陕甘根据地的不少军政干部被捕被杀，甚至连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很多干部、群众非常不满，使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毛泽东听后十分生气地说：“陕北的肃反有扩大化问题！听说刘志丹也被关了起来？”

郭洪涛道：“有此事。”

毛泽东曾联想到当年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后，袁文才和王佐的被错杀，给他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今天的悲剧不要在陕甘根据地发生。于是毛泽东当即指示道：“要停止逮捕，要停止审查，要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

“刘志丹是不是要放人？”

“当然应该！”

……

日本步步加紧对中国进攻，东北沦陷，继而华北也沦陷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得很快。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党组织的推动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反日运动。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大中城市，学生们还下乡进行救亡宣传，博得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

1936年3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专门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发生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争取民族改良主义者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他特别指出：“东北军之特点：失掉土地，因此其抗日情绪高，愿与我们合作。”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而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军事谈判集中于军委，政党谈判集中于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要与自己不共戴天的蒋介石搞统一战线，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件极其痛苦的事。而这种统一战线的方略曾在1927年引起了惨痛的破裂！现在毛泽东又要同杀害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他的弟弟、他的堂妹和他近乎半数的亲密战友的集团实行联合！为了民族的利益，他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一切，毛泽东都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了。

特别是当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曾令毛泽东吃惊：想想看这也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曾是他的预言。接着他收到张学良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怎样处理这次突发的事变？怎样处置这位大名鼎鼎的俘虏蒋介石？作家r.特里尔作了描述：

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对蒋实行无限期的监禁，或者作为卖国贼对他进行公开审判。毛则另有谋略，他想利用这一时机显示自己既往不咎、宽宏大量的姿态，在全国赢得道义上的胜利，以作为一名爱国者，挫败这位中国名义上的领袖。

“我们一周时间没有睡觉，都在作决定。”周恩来说（他也主张宽大）。

正当中共在处理这一棘手难题的时候，从莫斯科来了一份令人不可思议的电报。斯大林认为，绑架蒋介石肯定是日本人的阴谋，张学良和共产党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蒋。似乎毛看到这份电报后勃然大怒，他把电报撕得粉碎，一边跺脚一边咒骂。

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就基本方针问题直接给中国共产党发指示。毛一反常态，———他不只是纵声大笑，这是他的有力武器———这表明，他决非看不起斯大林。不过，毛不理睬斯大林的指示，同时，这也使他更加怀疑莫斯科的聪明和诚意。

经过三方———张学良、共产党、蒋介石及他难对付的妻子———十九轮的谈判，“西安事变”的结果是达成了妥协，这是令人惊讶的。

蒋作为自由人飞回南京。张学良陪同前往，不久就成了蒋的阶下囚。但是，作为回报，蒋放弃了中国只存在一个政府的要求。

不出数月，国共统一战线产生了……

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正式成为中国全部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西北苏区也不再是企图取代南京的一个政府而改称为“边区”。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共产党的名字降了一格。毛也从蒋的财政部门中领取薪水———每月五块钱。

蒋重新得到了他的假牙，但是，只有以前就属于他控制的地区才听从他的指令，并不是整个中国都服从他。蒋赢取了他获得释放的胜利，但是中国共产党因为释放他，使中国共产主义的运动在全国人民面前赢得了崭新的地位。

从此，国共两党掀起了联手抗战的新高潮。

延安，成了革命者翘首、爱国者向往的中心。

第十八章 延安新生活贺子珍，一个要强的人

红军到达陕北，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随着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的推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新阶段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面临着新的考验。贺子珍当然也不例外。她考虑最多的是能像其他姐妹们一样，独当一面地工作，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做出新的成绩来。

当时，保安的街头上，满是“团结抗日，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主席每天忙着写文章，开会，和干部们谈话，给红军大学讲课，常常工作到深夜。贺子珍常常想与主席谈谈自己的工作，每每看到主席很忙很忙，话到嘴边时又咽下。她很怀念井冈山时期，丈夫还能有点时间，陪自己到野地里散步谈心，俩人心心相印，形影相随。现在却不同了。有时，主席忙起来，几天都见不到他。即使在家里，找他的人也很多很多，一拨又一拨，推都推不掉。贺子珍根本就插不上话。俩人感情交流的空间也被“革命工作”四字占去了。贺子珍曾一度感到孤独。这时，她有一种看法———整个形势一片大好，只有自己一团糟：一是长征中那次死里逃生的负伤，留在身体里的弹片还时不时地在折磨着她；二是她与毛泽东结婚，接二连三地怀孕，长征途中她再次怀孕，如今又要临产，眼见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现在已不能出门；三是今天一早，她又摔了一跤。人若是倒霉，石子儿都要欺负人。

“摔着了没有？”毛主席上前扶起了她。

“像是没有。”贺子珍哭笑不得。

“先送医院检查一下，以防万一。”主席关心地说。

就这样，贺子珍被送进医院做检查。没出医院，就生下了她和毛泽东的第五个孩子。因是早产，孩子出生时显得格外小，不到5斤。邓颖超抱起孩子说：“这孩子看起来娇小玲珑，我看就叫娇娇吧，好听又好叫。”

后来有人给主席报喜，说子珍生了个娇娇。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是开门见喜，老婆摔了一跤，生了个小娇娇！”

“主席，你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