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番谈话。他说：“我在这里讲的内容是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不久前，我和杜达耶夫俩人在隔壁房间里进行了一对一单独谈判。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焦哈尔，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让我们彼此以军人相待。让我们这样解决，不要像阿富汗的经历那样，使车臣流血。焦哈尔，你莫非要对我们开战，如果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把你打得落花流水。’
他问：‘莫非你们真的要动手？’
我说：‘是的，真的下了决心，你准备真正的战争吧，不过现在还不晚，必须承认所有的决定非法并放弃武力行动。’当时他对我说，他不能放弃。
我问：‘你为什么不能放弃？’这个人脱口而出：‘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会下台，不过，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别人会站出来，他们仍然会执行我们已经批准的决定’。
于是我对他说：‘那样的话就是战争。’他说：‘是的，战争！’”
格拉乔夫把这样一番谈话公诸世人的目的，似乎是在证明，战争是杜达耶夫背后的人挑起和坚持要干的。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就是杜达耶夫必须用实践证明，格拉乔夫的话都是谎言。怎么证明？答案是比所谓背后的人更主战。这就是说，自打格拉乔夫与记者的谈话发表，杜达耶夫本身就失去了回旋余地，车臣问题也就丧失了政治解决的希望。
恰在此时，几方面对和平解决车臣问题不利的因素几乎同时对格罗兹尼产生了影响。一是达吉斯坦、印古什、北奥塞梯、卡尔巴拉—巴尔卡尔、卡拉恰耶夫—切尔克斯、阿迪格和阿布哈兹等高加索国家的一些民族极端分子，在纳尔奇克召开了高加索民族联合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这样一个决定：若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并像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争时那样行动，高加索民族将援助车臣人民。
第二个不利消息是联邦政府暗中支持的车臣反对派，表现出对俄罗斯军队迟迟不发动进攻的强烈不满。它的武装力量总司令Б·甘捷米罗夫对媒体说：“俄罗斯联邦会议就车臣问题通过了一些决议，其用意是用承认杜达耶夫政权换取这些人签署联邦条约，这种做法证明这些议员们根本不明白车臣冲突的实质。在他们看来，这里的斗争只发生在车臣独立的拥护派和反对派之间，其实这个结论是完全错误的。这里发生的一切，是所有民主力量与法西斯式刑事制度作斗争，斗争将继续下去，直至完全消灭万恶的杜达耶夫集团。”
至此，有关各方的态度都已经明朗：
俄罗斯总统及议会极力要避免战争，但军方却跃跃欲试，他们对车臣的军事力量不屑一顾，总觉得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一劳永逸解决问题。
作为军人，杜达耶夫深知与俄军抗衡是螳臂当车，但同其他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一样，他渴望有奇迹发生，也决心在这条道路上孤注一掷，不惜身败名裂。
国外的民族极端势力推波助澜，虽然一旦战争爆发，他们所能给予的“援助”几乎是微乎其微，但这顿大喊大叫却叫车臣分裂分子觉得背后似乎涌动着千军万马。
车臣反对派盼望俄军用武力把杜达耶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的奥妙是：如果采用其他方式解决了车臣问题，现在的格罗兹尼政权就必然要有一席之地。
谁都知道战争是破坏，是流血，是骨肉离散并将结下世世代代的积怨，但为什么此刻大家都这么钟情于它？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6）
三兵伐格罗兹尼
政治解决车臣问题的谈判毫无进展。12月11日，叶利钦发出了《关于在车臣共和国境内保障法制、法规和社会安全措施》的密令，与这份文件同时发出的还有一份《告俄罗斯公民书》。俄罗斯总统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自己的同胞：“今天，1994年12月11日，俄罗斯联邦内务部和国防部的部队分队奉命进驻车臣共和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行动，是因为俄罗斯的完整和车臣境内外俄罗斯公民的安全受到威胁，稳定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有可能遭到破坏。”
告公民书说：“我们的目的是，寻找到政治解决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车臣共和国问题的办法，保护公民免受武装极端主义分子之害。但是，车臣共和国全面内战的危险阻挠了和平谈判，阻挠了车臣人民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
接到总统密令的第一批俄罗斯军队共3万多人，从当日7时起，从西部、西北和东部三个方向，开始向车臣挺进，第一次车臣战争全面爆发。
12月12日，俄罗斯国防部收到了这样一份报告，称向格罗兹尼挺进的俄军，在第一天里就有了伤亡。具体数字为：
死7人，其中军官2人，
伤13人，其中军官6人，
被俘17人，
损失坦克1辆、装甲运兵车1辆，汽车22辆。
此后，在整个车臣战争进行过程中，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消息传来。
俄军的损失是非法武装顽强抵抗造成的，他们在通向格罗兹尼的各个关隘、路口都修筑了工事，埋设了地雷，利用山高路险的地形，集中兵力袭击俄军的薄弱环节，使联邦军队的推进速度非常迟缓。这种抵抗在接近车臣首府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激烈。公路两侧的山上，没多远就会出现一支由五、六十人组成的游击队，打死几名俄军后就钻进山林。公路上每隔两、三公里就有一道鹿砦，当俄军下去清理时，不是遭到埋伏在附近狙击手的射杀，就是踏响了地雷。
在付出不小的代价后，俄军终于形成了对格罗兹尼的包围。这时，叶利钦又给了非法武装一次机会，甚至同意派联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到杜达耶夫选择的地点进行高级别谈判，但是已经进入战争状态的车臣却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12月18日，《自由》广播电台直播了这家电台记者c·舒斯特尔对杜达耶夫的专访。在两个人的对话中，舒斯特尔问道：“假如您本人有可能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会晤，您会带着什么建议去？”
杜达耶夫回答说：“根据车臣人民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我不得直接与叶利钦会晤。”
记者又问：“与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呢？您会带什么建议与他会晤？”
杜达耶夫答：“我和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应当坐下来讨论迫切的问题及其解决的途径。不过，我现在也不打算去会晤切尔诺梅尔金。这种会晤应当做好准备并解决许多关键问题。”
看来战争是不可避免了。在杜达耶夫与记者这番谈话播出后，由非法武装控制的电视台开始向观众讲述各种武器的使用方法，怎样对付空袭和化学武器。杜达耶夫也一方面在电台号召人们“把坏蛋赶出家园”、“将战线引到莫斯科、引向克里姆林宫”，一方面布置格罗兹尼失守后如何转入南部山区，开展游击战，“捍卫国家独立”。
黑压压的战云笼罩了格罗兹尼，笼罩了车臣。
1995年1月1日，俄军开始攻打格罗兹尼。在这次行动中，俄军共投入了38000人的兵力，动用了230辆坦克，454辆步兵战车，火炮和迫击炮388门。
虽然兵力和装备占绝对优势，而且在半个月后又把人马迅速增加到8万。但是，战斗进展并不顺利。车臣非法武装在这座城市里布置了近百个据点和抵抗枢纽部，集结了11万名武装分子，配备了35辆坦克，40部装甲车和10多部“冰雹”式火箭系统，使俄军的进攻到处受阻。车臣人没有像俄军在战前想像和宣传的那样，见到开过来的坦克就望风而逃。相反，有的非法武装分子竟敢跳出掩体，手持反坦克兵器，以血肉之躯直面隆隆开过来的钢铁，与之同归于尽。在这样的场景面前，倒是一批批俄罗斯士兵被吓破了胆，乖乖当了俘虏。
国家杜马议员维克托·舍伊尼斯与另外几位议员曾经参加过营救这些战俘的工作。他向人们介绍的情况是：“开始时把这些孩子——被俘的俄罗斯士兵带来给我们看。他们完全无精打采，很肮脏，衣衫褴褛。他们讲述说，根本没有告诉他们去哪里和去干什么，他们被装进车厢运到了莫兹多克，接着从莫兹多克又被用没有修好的车辆运到格罗兹尼，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彼此都不认识。这不是在什么地方多少经过了磨练的部队，而是匆忙收罗起来的士兵……”
第二部分第一次车臣战争（7）
这位议员说：“我认为这是由俄罗斯的指挥部搞出来的一个屠宰场。他们把没有经过训练、没有经过战火锻炼和对作战行动没有准备的士兵抛了出来。”
1995年1月4日13时，对战场的情况大为不满的叶利钦将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等统统传到克里姆林宫，讨论车臣战事。在听取了格拉乔夫的汇报后，叶利钦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问题。
格罗兹尼战斗行动的目的和意图是什么？进城后下一步干什么？军队的任务是什么？内务部队的任务是什么？
为什么市内作战行动没有内务部队的支持？
为什么用年轻战士在市内作战？他们是否进行过在市内作战的训练？
在市内使用坦克和装甲技术兵器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显然是针对格拉乔夫以前说过“在市内使用坦克是无知的”提出的）？
为什么不切断武装分子由南面和其他方向进入格罗兹尼的道路，使之得到了补充？
什么时间能攻克市内的要害目标？或者说直到最后能不能完成？
实际伤亡是多少？我们、武装分子和平民的实际伤亡各是多少？
哪些目标遭到火箭打击和飞机轰炸？为什么油田起火？
杜达耶夫究竟在什么地方？在地下室藏着还是逃跑了？如果是逃跑，为什么没逮住他？
格罗兹尼的作战行动是怎么策划的？
有没有关于武装分子据点的情报？计划怎么使这些据点中立化？采取了什么政策？
是否研究过撤退方案？
与坦克有无稳定的联系？给坦克下达了什么命令？
谢·科瓦廖夫根据安·科济列夫的秘密请求与杜达耶夫谈判的结果怎么样？
总统像机关枪扫射一样，一下子提出了这么多问题，可见他对车臣的战事非常焦虑。可是，这些问题一起提了出来，使与会者光把题目背下来就得些时间了，哪里还能找到答案？鉴于对车臣开战的决策层都不能圆满解答总统提出的问题，叶利钦下令，从1月5日零时零分起，停止轰炸和炮击格罗兹尼的目标。
其实叶利钦提出的这些问题，最有权利回答的不是别人，只能是他自己。因为其中好多事情涉及到高层决策或者是在高层决策失误影响下造成的。对于发生在车臣这场战争，应当说联邦和车臣双方早都有心理准备，但当战斗在四年后真正打响时，俄军却仍然是仓促上阵，乱作一团。在这次战争中，联邦总计动用了4个兵种、5个军区和3个舰队的10多万人马，可谓用牛刀杀鸡。但由于事先准备得不充分，作战计划非常粗糙，所以，大多数部队都是在战斗开始后匆匆赶到，随即就投入军事行动的。60%部队在向车臣进发途中临时编组，官兵之间互不相识，不少新兵不仅没参加过战斗，有的连枪都不会用。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跟上，参战队伍士气相当低落。士兵们在进入战壕后不是研究如何消灭敌人，而是在讨论这场战争是否合理合法。由于对战争认识不一致，国防部有3名副部长辞职；11位将军致函国家杜马，对战争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一批战地指挥官因贻误战机被撤职。所有这些，导致俄军在开战后，全无王师之相，在给自己造成了不应有损失的同时，还助长了非法武装分子的气焰。
尽管俄罗斯军队在对格罗兹尼的进攻中没有打出世界第二军事强国武装部队的气势，但占领这座城市毕竟是早晚的事情。经过两个多月的争夺，1995年3月6日，俄军终于攻下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的最后一个据点，解放了这座城市。在最后的争夺中，俄军出动了“苏—25”强击机，还投下了几枚能穿透水泥墙的炸弹。
杜达耶夫没有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他的有生力量是在完全可以坚持战斗的情况下，主动撤出的，而且非法武装主要成员一个都没有死伤或被俘，这就为后来解决车臣问题留下了隐患，甚至可以说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几天后，俄军将格罗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