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ique et de morale），第74卷第2期，1969年4—6月，第131页：“这个时刻转瞬即逝，极难把握，其间哲学论述作出决定，摆脱沉默，离开以往的那种类似非哲学的状态。”实际上，可以表述这种“哲学思想”特有“离开”的语言，惟有“虚构”。

参见德尼·奥利埃：“上帝说：‘我死了’”。载mfp，第150—165页。

nc，第v页；英译，第ix页。rr，第190页；英译，第150页。

nc，第1、133、128、139、139、199、175页；英译，第3、131、127、136、137、195、170页。初版中，福柯说的“句法的重组”［nc（1963），第197页］，在1972年修订版（清除了“结构主义的”用语）中被改为“认识论的重组”。福柯在这里，像在《疯癫与文明》中一样，玩弄着法文“mal”一词的模糊性。

nc，第200、175页；英译，第196、170页。关于福柯对死亡的迷恋，除福柯自己的研究外，还可参见约翰·艾希伯里（john ashbery）：〈论雷蒙·鲁塞尔〉，重印于rr，英译，第xix页。关于鲁塞尔的毒瘾和疯症，也可参见安德鲁（wayne andrews）：《超现实主义运动》（the surrealist parade）(new york，1990)，第124—125页。（一个有趣的巧合：鲁塞尔在自杀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曾打算去咨询一位著名的专家——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

rr，第209页；英译，第166页。参见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g.m.anscombe英译，(oxford，1958)，i，§23。福柯在as中明确提到维特根斯坦，见第36页。在1966年5月16日发表于《文学半月刊》第5期中，也是如此，见第14页。参见保罗·韦纳：“最后的福柯及其精神状态”（le dernier foucault et sa morale），载《批判》1986年8—9月，第940页注1。1974年福柯在巴西讲学时，也曾公开声称他的“语言即游戏”概念来自一些“英美哲学家”（姓名不详）——见“真理与法律形式”（la verite et les formes juridiques），1974年赴巴西讲学记录（我译自一个未发表的法文手抄本，第6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把《维特根斯坦论文集》译成法文的是福柯的朋友柯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另一方面，柏克莱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汉斯·斯卢加（hans sluga）也是福柯的朋友。他在1989年9月28日的谈话中告诉我们，福柯在和他聊天时曾承认，他从未仔细读过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但他极想多了解一些。

艾希伯里：“论鲁塞尔”，载rr，英译，第xxiv—xv页。亦可参见安德鲁：《超现实主义运动》，第118页。

第五章 在迷宫里注释(2)

米歇尔·莱利：（brisées）lydia davis英译，(berkeley,cal.f，1990)，第52页。mc，第395页；英译，第383页。rr，第210页；英译，第167页。

rr，第208、209页；英译，第165—166页。

mc，第395页；英译，第383页。参见“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1966），载贝鲁尔：《别人的书》，第142页。

nc（1963），第xiv页；英译，第xvii页。（1972年版将“结构分析”改为“话语类型分析”。）关于这些行话的渊源，见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wade baskin英译，(new york，1959)，第67页。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开端》（beginnings），(new york，1975)，第323页。萨义德关于福柯和“结构主义运动”的开拓性分析，在英语世界仍是最好的研究著作。应该说，法国的“结构主义”事实上和结构语言学没有什么关系，这是托马斯·帕威尔（thomas pavel）在《语言的封地》（the feud of language)(oxford，1989）一书中提出的观点。

关于巴尔特，参见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巴尔特传》（roland barthes）(paris，1990)。关于福柯与巴尔特，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75—176页。那位鉴赏家及皮埃尔·布迪厄《院士》（homo academiens）英文版，peter collier英译，palo alto, ca.，1981）写的序，见该书第xxii页。

列维—斯特劳斯：《人类学的范围》（the scope of anthropology）,sherry d.paul等英译，(london，1967)，第16、21、28页——所有这些话均引自列维—斯特劳斯1960年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演。终其一生，福柯每有著作出版都要送列维—斯特劳斯一本，尽管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仅此而已。参见列维—斯特劳斯和艾里邦：《列维—斯特劳斯访谈集》（conversations with claude levistrauss），paula wissing英译，(chicago，1991)，第72页。

关于福柯声称他不懂拉康，参见雅克—阿兰·米勒：“福柯与精神分析学”（michel foucault et la psychoanalyse），载mfp，第81页。福柯还这样谈到拉康：“拉康肯定影响过我。但我并未亦步亦趋地追随过他，并未深入领会他的教导。”——见cf（1978年的谈话），第37页。关于福柯与结构主义，参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95—197页；英译，第167—169页。迟至1968年3月，福柯还在愉快地作着结构主义的语言游戏，见“语言学与社会科学”（languistics et science sociales），载《突尼斯社会科学评论》（revue tunisienne de science sociales）第19期，1969年12月，第255页：“总而言之，我认为语言学目前正在阐明适用于各种社会人文学科的认识论结构……”（引自1968年3月的一份讲义）。事过数年，福柯告诉休伯特·德雷福斯和保罗·拉比诺说，“他当时并未能像他应能做到的那样，抵御结构主义语言的诱惑力”；参见bsh，第viii页。这听起来太不诚实，很不可信。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即1963年出版的《临床医学的诞生》一书的1972年修订版所示，福柯使用结构主义行话主要是出于装潢门面的目的：所有这些流行的词语，都在1972年的版本里被轻而易举地剔除了，丝毫也未因此损害书的中心思想。

乔治·杜梅泽尔：“众神使者”（le messager des dieux），载《文学杂志》，总第229期，1986年4月，第19页。关于杜梅泽尔，还可参见司各特·利特尔顿（c.scott littleton）：《新比较神话学》（the new comparative mythology，berkeley, calif，1966）；以及亚那尔多·穆密格利安诺（arnaldo momigliano）：“杜梅泽尔和关于罗马文明的三功能性研究法”（georges dumezil and the trifunctional approach to roman civilization），载《史学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23卷，第3期（1984），第312—330页。

nc，第203页；英译，第199页。《回归历史》（revenir à lhistoire），1970年10月在日本京都的一次演讲，转抄的记录稿登载于日文刊物《陈述报》（représentations），第2期，1991年秋季号，第v—vi页。1984年2月15日，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课堂上讨论了杜梅泽尔关于苏格拉底最后遗言的研究（详见本书第11章）。也可参见他在〈关于福柯《词与物》的会谈〉（1966）中对杜氏的评论，参见注释前文，第14页。

关于该宣言书，可查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什么是超现实主义？》（what is surrealism?），franklin rosemont编译，(london，1978)，第246—348页。

达尼埃尔·德费尔在1991年1月8日致作者的信中忆述了福柯当时的态度。莫里斯·班盖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福柯对阿尔及利亚冲突的态度比较冷漠一些（就像1960以前的萨特一样），参见班盖：“学习时代”（les années da pprentissage），载《争鸣》，第41期，1986年9—11月，第127页。关于福柯这些年政治立场的更详细的情况，参见本书第6章。

关于萨特参与这一宣言事件（其实他不过是外围人物）的详细情况，参见安妮·科恩—索拉尔（annie cohensolal）：《萨特传》（sartre:a life），(new york，1987)，第415—417页。

同上书，第415、426—431页。

参见同上书，第387—388页。

萨特：《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paris，1960)，第29、142、153页；英译：（1）《对一种方法的寻求》（search for a method）,hazel barnes，译，(new york，1967)，第30页。（2）《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of dialectical reason）,alan sheridansmith译，(london，1976)，第52、65—66页。

福柯此论文的题目有点古怪，因为康德研究者大都不读他的人类学。访该书的英译本直到1978年才问世就很能说明问题。福柯却在他的论文里极力强调这部人类学的康德学说的中心意义：参见《康德人类学导论》（introduction á lanthropologie de kant），第1册（补充论文打印件，藏于索邦大学图书馆，其复印件藏于巴黎福柯中心）。相比之下，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他关于康德的经典性研究著作《康德的生活与思想》（kants life and thought),james haden英译，(new haven,conn.，1982）中作的评价，就显得比较草率（见该书第52—55页）。

《康德全集》，卡西尔编，(berlin，1923)，第8卷，第323页。英译：《逻辑学》（logic）,robert s.hartman和wolfgang schwarz英译，(new york，1974)，第29页。也可参见马丁·布伯（matin buber）：“人是什么？”（what is man?）1938，ronald g.smith英译，载马丁·布伯：《人与人之间》（between man and man），(new york，1965)，第118—126页。

康德：《实用人类学》（anthropology from a pragmatic point of view），victor l.dowdell英译，(carbondale,iii.，1978)，第81—82、223、100—101、184页。关于海德格尔的观点，见马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kant and 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