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在1978年解释道，“必须造就的并非那种（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向往的）与自己同一的人，就像自然对他的安排那样，或者是按其本质所规定的那样……这毋宁是一个破坏‘现有的我’的问题，是一个创造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的问题，总之是一种全面的革新。”
在1968年5月这些暴风骤雨般的日子里，巴黎的学生，就像柏克利和柏林的学生一样，在爱与恨、和谐与冲突、和平与战争之间摇摆不定。为了寻找引路人，有些人转向了马克思，另一些人则转向了尼采。他们想得到哪一种世界?他们想成为哪一种“新人”?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他曾认真地考虑过辞职），终于向法兰西民族宣布了以下几点决定：他不会下台；他要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他要动员军队粉碎任何进一步的闹事行为。总之，他要战斗。这位伟人的权威由此重新得到了确认，成千上万的人又涌上巴黎街头——但这一次是为法律和秩序而示威了。
共产党敦促它的数百万党员复工。政府采取紧急行动取缔了最好斗的学生组织。在6月的第三个礼拜，戴高乐派便在选举投票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议员人数被削去了一半。
对于“愤激派”来说，这个党派算是玩完了，而认认真真的斗争即将开始。
那年夏天，福柯被邀请出任一个新成立的哲学系的系主任，该系位于离巴黎不远的樊桑纳市（vincennes）一座试验性的新校园之内。这项任命和五月事件有密切的因果关联。戴高乐的新教育部长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发起了一系列大胆的改革，目的在于使教育制度合理化，同时也为了消除学生运动危害性。樊桑纳大学便是富尔的试点。作为一个典范式的学校，这个大学将实施民主化和跨学科，将站在当代学术研究的最前沿。同时，它将成为吸引持不同政见者的一块磁石：一旦把激进的学生从拉丁区吸引到城外的校园里来，就可以对那些好斗分子的破坏性影响加以隔离了——这至少是很妙的一着棋。
被这种意义含糊的措施吸引来的大学教员中，有理想主义者，有自由主义者，也有最褊狭的极左派，这就使他们内部注定要发生不同兴趣之间的龃龉。另一方面，被吸引到樊桑纳来的学生，正如设计者所希望的那样，净是些好斗分子的拔尖人物，其中许多人都是参加过五月街垒战的老斗士。
纷争在所难免了。第一个迹象，发生在1968年11月6日的一次教员和学生的全体大会上。以安德烈·格吕克斯曼为首的一帮死硬斗士中的骨干分子突然发难，大闹会场，号召学生们不要去理睬那些没有实质意义的改革的无聊争论。他们的靶子之一便是福柯；他们指控说，把这位有争论癖的哲学家雇来就是一个花招；政府在企图“用学术争吵来转移舆论的视线”。
他们的意向十分明白，这就是：抛开结构主义。这也就是说：抛开大学。革命应该到大街上去进行!
第六章 残酷无情残酷无情(4)
这些好斗分子误解了他们的福柯。在他的突尼斯经历的启发下，福柯迅速建立起一种具有突出的非传统色彩的哲学系。他让两个人担任了系里的高级职务：一个是米歇尔·塞黑——一位精通数学但又着迷于文学的学者；另一个是弗朗索瓦·夏特莱（francois chatelet），他年岁稍长，也极善于把博学和想像结合在一起。这两人都同福柯本人一样，是学识渊博而且真正具有独创性的思想家。
他聘用的低级教员，造诣自然较差一些，但也几乎同样非同寻常：他们全都是五月学潮的老斗士。实际上，他甚至给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安排了一个工作！虽然格吕克斯曼没有接受这个工作，福柯的那些低级同事却都是同一类人物：他们之中，有一个托派，一个共产党员，更糟糕的是还有一群自封的毛派，他们极富批判精神，是所谓“无产阶级左派”（gauche prolétarienne）组织的成员。
1968年5月之后，一些极左派团体在法国名噪一时。其中，对于法国学生左翼的发展来说（或对米歇尔·福柯来说）至为重要的，便是这个“无产阶级左派”（简称“gp”）。该组织是一个名叫班尼·列维［benny lévy，他在这些年里是以“皮埃尔·维克多”（pierre victor）的化名进行活动的］的青年斗士在1968年底创建的，其中纠集了无政府主义组织“3月22日运动”（五月风潮的鼓动者）的一些老斗士，和一个被取缔了的极端马克思主义宗派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马列］”（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s ［marxisteléniniste］）（简称“ujc［ml］”）的骨干分子。“gp”的组织规模一直很小，在鼎盛期也只号称拥有二千来名资格充分的成员。尽管如此，它却享有极大的声望：这个组织极富于热情和献身精神，既像巴枯宁（mikhail bakunin）那样惟恐天下不乱，又很讲求列宁那种高超的策略手腕。
在当时的法国，惟有这个组织能够将5月里开始的这场运动继续推向前进，能够透过控制其混乱的精力来延长这一历史契机。
“gp”透过它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分子，承继了布尔什维克在宣传工作和地下活动方面的经典技能：它的影响很大程度上都是透过一些卫星机构［如《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各附属的人民阵线组织［如“人民事业之友”（les amis de la cause du peuple）之类］和一些准军事性的秘密团体，来行使的。这个团体学习过毛主席的一些政治言论，牢牢记住了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著名格言。他们还囫囵吞枣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反等级制、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很自然“gp”的大多数成员虽然耽迷于造反的幻想，对中国政治生活的残暴现实却缺乏兴趣。）
同时“gp”还从1968年5月的学潮中，承继了该运动怀疑政党和重视直接行动（将它视为引发起义的一种手段）的心态。本着这一精神，该团体在1970年曾请工人们免费搭乘地铁，去进行抗议涨价的示威活动。同年，一支附属于该团体的“突击队”对“福顺”（巴黎最豪华的食品杂货店之一）发动了一次罗宾汉式的袭击：将富人的馅饼偷去以接济贫困的移民劳工。
乍看起来，很难理解像“无产阶级左派”这样一个宗派性集团，这样一个充满禁欲主义激情和马克思主义狂想的组织，会引起福柯的兴趣。他在1978年承认：“五花八门的理论、政治讨论、诅咒、排斥、宗派主义，铺天盖地而来，这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相反却令我沮丧透了。”
不过尽管如此，他的突尼斯经历仍使他认识到：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是肤浅的教条，但在一定情况下，却可能具有某种索雷尔式神话（sorelian myth）的价值。他还认识到，“gp”里的大部分斗士，像全世界大多数学生造反派一样，在内心深处“真正崇奉的是罗莎·卢森堡而不是列宁”——他在1970年这样指出。“他们更相信的，是群众的自发性而不是理论分析”（或者说，革命精英的号令）。尤其是，“gp”热衷于直接行动的对抗风格，和他自己在突尼斯被诱发出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对于形形色色反叛（它可以引发“某种绝对牺牲的可能性，令人们渴望、喜欢而且能够承担这种牺牲”）的兴趣，正好不谋而合。
如福柯后来所解释的，在1968年行将过去和他在樊桑纳大学的新工作就要开始之际，他很想对各种类型的政治行动进行试验，而这些政治行动将要求“一种本人的人身投入，将是实实在在的，并将以具体的、精确的和确定的方式提出问题……。从那时起我就致力于为自己设计一种行动方式，它既可以再现那种曾在我写关于癫狂的书时引起我极大关注的东西，又可以再现那种我在突尼斯刚刚看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种重新发现的体验”。
30年代的乔治·巴塔耶（他的书又恢复了印刷，在法国学生中突然风行一时）也正是出于类似的兴趣，欢迎过“无限制骚乱的突然爆发”、“各种人爆炸性的骚乱”，以及“灾难性事变”中的血腥暴行。怀着类似的情绪，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在1968年也曾对“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报以热烈欢呼。而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无产阶级左派”的其他一些领袖也将号召人们“处死暴君，为千百年来人民所遭受的一切压迫进行一切形式的报复”。
然而，福柯对这些问题究竟采取了什么态度？在他对“体验”的渴求中，他现在难道也会欢迎“无限制暴乱”、“一切形式的报复”乃至“重新开始的革命的疯狂性”吗?
我们在1969年1月23日得到了答案。那天下午，在樊桑纳大学，福柯伙同其他一些教授，和500来名学生和斗士一起，占领了这个新学校的办公大楼和几天前才启用的梯形教室楼。当天早些时候，索邦大学学生为抗议警察进入校园而占领了校长办公室。表面上，福柯他们的行动似乎是为显示他们同索邦学生的团结一致，但实际上，套用美国这个时期学生运动的一句妙语来说，就是：问题并不在这里。有人猜测，人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再度探索混乱状态的创造性潜能，重温“街垒之夜”的旧梦。
在发生这次占领行动之前的几天里，樊桑纳的学生斗士们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活动，其声势越来越大。示威的目的，是要“将樊桑纳的怪事、奇妙的花招曝光”。他们把试验性的师生大会（当然是在这种大会开会的时候）斥为“大骗局”，认为它只是一种虚假的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形式。他们宣布“概不承认”所谓“教授的权力”。
“gp”成员的嘴边常常挂着这样一个口号：“打倒大学!”伏尔泰反教权的口号“消灭丑类（crush infamy）!”也成了他们的口头禅。
福柯他们对樊桑纳大学的占领只持续了不到一天的时间。1月24日拂晓，警察开始进攻办公大楼。坚守在楼内的人们，包括福柯在内，则予以猛烈回击。他们用桌椅箱柜堵塞了楼梯通道，警察便透过窗户向楼内放射催泪弹。
有些人投降了。其他人（包括福柯在内）则转移到屋顶上，并开始从那里向聚集在下边的警察投掷砖块。
目击者们回忆说，那个时刻的福柯是兴高采烈的。他喜气洋洋地扔着石头——尽管同时还小心翼翼地注意着不把他那身漂亮的丝绒西装弄脏。
“他非常勇敢，确实非常勇敢，”安德烈·格吕克斯曼回忆道——他那一夜一直在和福柯并肩作战：“夜里警察来的时候，他要求站在最前列，跟他们斗……。真令我钦佩。”
樊桑纳战斗标志着一个崭新的和高度清晰可见的米歇尔·福柯的出现：他不再是“地下人”，而已堂而皇之地成为极左派的先知。
他把自己的容貌都改变了。在突尼斯的时候，他就让达尼埃尔·德费尔剃去了自己的头发，留下一个像矛头一样闪亮的光头。配上他那副金丝边眼镜和露出金牙的微笑，他现在看上去颇有点虐待狂的味道，像是一个盛气凌人的陆军元帅——后来连续好几年，《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都用他那放肆的形象做广告，吸引读者订阅。
他的言谈话语也发生了变化。为了在毛派自己的推论基础上迎合他们（就像他在10年前加入结构主义语言游戏那样），福柯在后来的好几年里一直使用着阶级斗争的套语，甚至利用过毛主席的偶像权威。
同时，很奇怪，通过履行愤激派知识分子在法国的神圣职责，福柯开始在法国公众中赢得更广泛的敬意。
至少格吕克斯曼就丝毫也不对福柯最近的变化感到惊讶。“在法国这很正常，”他说，“你已经做了知识分子，接下来必然要做一名斗士。在萨特看来这完全是一回事。”
又是萨特！福柯不论走到哪里，看来都躲不开这位存在主义者的影子。萨特虽然已差不多65岁了，但仍然是法国知识分子最完美的典范：他敏于批判，以揭露权力的滥用为己任，从不惊怕响应埃米尔·左拉昔日的战斗呼唤——“我控诉!”他在1968年5月进一步确定了自己的这一地位——即使只是因为据说他在学潮的高峰期间曾来过索邦大学。
尽管如此，福柯现在开始向他的地位直接发起挑战了。这一挑战，不仅像以往那样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