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笔录，玄伯问他要看，注意的，当然就是“人格担保”的一点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没有!?

这一下，玄伯慌了，他提出责问：“为什么不写这一句：是先估价，我敢以人格担保!这是在坐诸君所共同听见的，朱先生，你没听见吗?”

“是的!”朱答：“但是，笔录是书记官的权，他漏了，并且尹已经签过字，我是不能添改的!”这当然也是预定的答词。那吴书记不来，也是为了此故。

玄伯再三要求，他再三拒绝说他无此权。最后说：“你用一个书面说明，用两个人证明，我替你附卷。或者尹起文自己再写一个书面声明。”

我知道又是一个骗孩子的玩意，而玄伯非常无聊，一定要照办，并且要我同星枢做证人，我也只当是哄孩子，不能不答应。后来■尹声明他当然不肯了。

说了半天废话，大家要午餐，朱吃了饭还要来，他们两位都穷于应付了，李抬出我是他老丈人的同窗，要我午后一个人来抵挡，他们翁婿二人的事，我又如何拒绝，尽管心里很烦，颇不情愿，为了朋友我只有答应。

下午，我再同朱见面，开始闲谈，我发问了：“朱先生!你此来，用的是天津高等法院介绍信，而你一切动作，不是用介绍信就可以这样做的。我们这里因为是文化机关，大家对于公事是不甚熟悉，从院长起就是这样。我是比较在政府内务部做事久，算是懂得一点，所以，在我觉得你这样做，应该拒绝的，但是院长答应了你。”

“是的!”他说：“但是我当然有特殊任务。”

我问：“你是等于问案?”

“是的!”他说，“我们检察庭可以随地开的。不比推事。”

我问：“那谁是原告呢?”

“那不能说!”他说，“这有特殊关系!还没有到发表的时候。”

我们彼此沉默着。朱又翻了那一搭通知单存根，他说：“我要提这几张存根带出去!”

我说：“不可以!”

“检察官有扣押之权的。”他说，并且翻出了一条法令给我看。

“不!”我说，“我们也有特殊规定：‘故宫博物院的片纸只字不能携出神武门！’”

“我带有法警，可以强制执行!”他说，摆出不客气的神气。

“我们故宫的警卫，可以扣押你!”我也只能针锋相对了。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高等法院官员驾到（3）

我们僵持了几分钟，僵得很。于是他又转弯：“请示一下院长好不好?”

“我打个电话商量一下是可以的。”我说：“你请坐一下!”

于是我到办公室去打电话，又同我们的法律顾问江翊云商酌许久，江建议：让他抄一份去。院长也同意了。我回到客厅准他照抄，这样下台了。

他又请求：要查看一下帐目，这不是我的事了，我叫人去请了俞处长、会计科程科长来应付，我走了。

三个钟头以后，俞星枢来寻我，他非常惶急，说是：“程科长被带走了，因为发现有600多元的帐目不符。”他已经报告了院长，并且李石曾先生也知道了此事。他们约定马上到李先生家里会商一下，所以来约我。

俞说：“我想不到有这样严重!”

“600多元倒不算一回事”我说；“也许真是错误。即使是弊，也是会计负责”。

他说：“何以北大的帐目，多少年不报，也不做，毫无问题呢?”

“那是他们的运气。”我答，我才知道了俞处长的作风是学有所本，不是胡涂。

我们同来到石曾先生家里，在那里的，已有吴稚晖、易寅村、李玄伯、星枢。石曾说：“我们到小汤山游玩一下如何?”

知道要去商谈，大家自然同意，于是，一起去到小汤山他的别墅。

四十、小汤山李、吴致函汪精卫

在小汤山，六个人住了一夜，朱检察官来的突然，形迹奇怪，又不说谁是原告，大家互相商议这一案的动机与主持人，始终不能确定。当时的推论，一致都以南运问题为中心，必系有人企图阻止，由这一动作，当然侧重到清室方面；清室方面现在主持何人呢?想到了第六区署长延庚??肃亲王的外甥??李先生当时故意留着他监视我们自己的。于是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眼见我们搬到第五批，恐怕南运一空，于是联合了各方反对派，如高友唐、周肇祥发动这一案来策划一个阴谋，用这方法来破坏，大家都以为很对，尤其李、吴二老。

于是决定对策用李、吴二老出名密电蒋介石及行政院长汪精卫，大意是：

?

(上略)日寇进逼，北平形势日亟，古物南迁，方第五批，顷有自称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以天津高等法院介绍参观函来院，而到院以后，调查文誊帐目，携带法警，传集本院职员，临时开庭侦讯，声称奉有密令，不肯宣示案由。恐系亡清余孽，蒙蔽最高法院，有意捏案控诉，以图阻止古物南运。恳迅予彻查，并告最高法院勿为所蒙，以重文物续运。切盼!吴敬恒、李煜瀛叩。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高等法院官员驾到（4）

我们第二天回平，电报已经发出去了。下午程星龄也回来了。朱树森没有再来。引起了我的思索，并且我有些怀疑昨天大家的揣测，似乎太空洞，不一定切合实际。我也是灵机一动忽然想到一条道路。

我想：朱树森既来办案，又如此神秘重大，他一定与南京最高法院随时有电报往还，要在电报局方面去了解，或者可以得些线索。我正有一个朋友在邮电局管理电务，我因主编《故宫周刊》时常与各地专家学者读者电报邮件联络，寄刊物，传稿件，业务频繁，关系密切。决定去同他商量。我见了他之后，将此事向他说了，要他设法。

“明电呢?”他说，“或者容易有办法，恐怕是密电，那就束手了!”

“是的!”我说，“密电呢，当然作罢!”

“还有一层，”他说，“即使明电，要请您保证不公开，倘使凭此打起官司，您如何得到的呢?牵涉我的饭碗问题了，还恐怕有其他后患，我更受不了。请您原谅!”

“当然!”我说，“我决不要您受累。”

他答应：“且看机会。”

大约不过一日以后吧!机会来了，电报局送来一个电报到我家里，外封写着是“长安饭店，朱树森先生”，电文是：

佳电缓办，即查古物有停运否?俾转政院勿藉案停运。张嘱尹即来，费先筹给，程已保外否?并电复!烈蒸。

原来此电是明电，并且送到长安饭店，可这位堂堂大检查官已经走了，此电无法投递。这朋友相当谨慎，他知道此电内容，又在无法投递的状况下，在邮电局立场，已经知道朱是因故宫博物院公事而来，我是院中人，送给我转，在局与经手个人都是合法的。所以他嘱咐报差送到我的家中。

我拜读了一遍，恍然大悟：原来是郑烈以检察长的地位指示检察官朱树森的。郑烈是张太太要张继荐与王宠惠的，那时王做司法院长，派了郑烈这个最高法院检察长的职位，他因此拜了张继的门下。电中的“张”，便是张太太无疑了。

第二天清晨9点，我到院，将这份电报交给了寅村，建议他目下不要公开，让他发展成为更实在、更具体，我们一面凭此根究，熟悉了他们的内容，到了出席应诉之时，拿出来，叫他们束手无策。

玄伯始终意在“私了”，以为拿着此电反攻，没有多大用处。

他们将这电报交给了吴稚老，他率直地将这电报拿去责问张太太。那时张继不在家，证实了确是张太太崔震华闹的把戏。张太太恼羞成怒，在地下撒泼打滚。

吴稚老教训了她四个钟头，一无效果，却让他们知道了我这扣留电报的罪状。

过后，张继又去访稚老，他说：“请您同石曾先生最好不要再过问此事。”并且承认一切都是他做的。并说了寅村、玄伯的一切错误与可恶。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1）

案情因此而明朗了。因为高友唐、周利生两人，拿监察委员来做了一番盲目弹劾的失败，而张太太又一定要管故宫博物院的闲事向李玄伯说出了誓言。

据知道内情者说：近因当然是以为张溥泉（继）不得副院长是易寅村食言，以及疑心处分物品、古物迁移均有油水可揩、不令分肥等等；原因是李、张两家都是河北革命巨阀，而权力声势，都是李胜一筹，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

据石曾向我说：“孙中山先生当年主张联共，张继因为反共被中山先生开除党籍，后来清共是我同吴稚晖、张静江二元老帮他说话，他才恢复党籍。他却不以为惠，反而以为未将他的大名并列为憾，一直对我不快。殊不知我们是以监委的立场说话，他根本党籍已被革除，如何加入?”可见他同石曾交谊甚深，嫉妒极重。

尤其是他的这位太太??眼内揉不下沙子??又为玄伯得罪，要打击李，必先打易，故而定要制胜。正在百计求一办法的时候，又见弹劾失败，不知道是哪一位献计用郑烈来把司法手段利用一下。

但须求得凭据，忽然因为抄写什么找了一个前发售室因为舞弊被李开除的办事员李桐去抄。李桐穷极无聊，晓得张继与易、李不和，便在张继面前，拿了一本朱桂莘收藏的《缂丝目录》，口中连连念着：“可惜啊!可惜!”

张继问他：“可惜什么?”

“我在本院看见许多宋、元最好的缂丝，可惜都叫他们盗卖了!”

其实他是一个会计科职员，如何能特别看见这类未曾陈列的物品?当然是胡说。

张继一听，却正中下怀。当下问道：“有这等事?你能弄着证据吗?”

李答：“我自己没有办法，但是可以找到知道的人。”

“好!”张说，“你赶快去寻!寻到了，你们都有好处!”

李答应了。其实他有什么人可寻呢？无非为了要“钓鱼”信口胡扯，再作道理。

李退了出来，毫无办法，就谋之于当时同被开除的他的下手书记秦汉功，他们二人都是从故宫出去以后无法谋生，正是同病相怜，共谋出路，秦汉功同李桐一样，认为此乃一线生机，要想搭上张继的桥，就要李桐介绍他去面谈。

李桐带了秦汉功去见张继，他说：“缂丝证据，不易取得。会计上的毛病，却可一挖。”总而言之，以为在这条线上求弊病是有把握的。

张继，只要有病可寻，本不专注缂丝，自然此计也好，也就许了秦汉功许多好处，叫他进行搜集证据。这就接上张太太大闹神武门、直闯售品处，秘书长派尹起文招待那一阕好戏。

过了相当的时间，李、秦两人的成绩很渺茫，他们也无可进行，大约仅仅骗取一点微末的用费来支持穷途。

第三部分：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崔郑秘密勾串的经过（2）

张继夫妇等不及了，就在南京召集了一个同志大会，因为尹起文被玄伯派去参预绸缎处分来消弭张太太的疑虑，却反被认为一个侦察内容唯一的力量。据尹的自述：他被召到南京，与许多大老在一起开会筹议计划，他被认为重要分子，招待供应，如何隆重!他引为平生之幸。郑烈表示：他是张太太提拔的人，只要有命令叫他做，粉身碎骨，因所不计!于是大家一致要尹起文提供材料，以凭策进。

尹在百计思索之下，居然被他想起一桩故事：因为当时处分绸缎衣物、皮货，秘书长为了奖励多销起见，订了一种多买折扣的办法，其中规定购货2000元以上者七五扣，3000元以上者七扣。此乃生意经的常情，无以为奇。秘书长最初曾经买了二三百元的皮货，过了若干时候又买了二千五六百元，依例第二次合于2000元以上七五折的规定了。尹起文建议：若再加购二三百元连同上次的数目合算，就超过3000元可以七折了，反而可以便宜200余元。秘书长采取他的建议照办。而这一次的购物日期却是照特例星期六，而不是普通的星期日。

以上这一段故事，在当时就有人知道。因为他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