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人用手工做出了第一只打火机。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人凭借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迅捷的仿造工艺，在日产金属外壳打火机的市场售价30至40美元的情况下，温州的打火机以1美元的售价投入市场。现在，因为温州打火机的存在，曾经是世界三大打火机生产基地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已有80%的厂家关门。温州打火机占世界市场份额的80%，占国内市场的94%。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光明和黑暗是孪生兄弟，两者总是如影随形。模仿成就了温州的辉煌，也带给了温州挥不开的阴云。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温州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由于众多小企业的短期行为，模仿在他们手里变成了假冒，大量质劣价次的小商品，如低压电器、皮鞋、打火机、塑料制品等通过温州庞大的营销队伍销往全国各地，温州几乎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以下是温州电表的仿造过程：把真电表拆了，根据各零件的形状，看到里面是塑料的就拿塑料造，看到铁的就拿铁仿造，看到铜铅的就用铜铅制作，至于材料的各种参数，一概不管。就这样，造出来东西模样差不多，就是不耐用、走不准。

鲁迅说：“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血一般的现实告诉温州的精明人，只有模仿是不够的，模仿之后还要创新：该向人家学习时要全力模仿，吃透学透，但该放手时要毫不吝惜，果断独创，走出不寻常的发展道路。

“眼镜大王”叶子健走的就是一条由模仿到创新的道路。1982年，当时还是某蜜饯厂金工的叶子健，花掉一个月的工资在市场上买了一副金丝眼镜。回去后将眼镜拆掉，凭着自己对金工的了解，分头到各配件厂加工，再自己塑形装配，终于生产出第一批眼镜。这批眼镜一拿到眼镜市场上，即以每幅3元的价格被客户一抢而光。于是，叶子健辞掉了工作，成立了温州远洋眼镜公司。自公司成立起，他就把创新摆在战略地位，他知道：不创新就是死。现在，温州远洋眼镜公司自主开发了1000多种产品，集太阳镜技术研究、开发、经营为一体，年销售额超亿元，目前正向科技含量极高的光学镜领域进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把温商的模仿称为是另一种创新。他这样总结温州人的成功之道：温州人做一件产品，一开始他们模仿、“抄袭”、“复制”人家，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自己创造，创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产品。将人家的好东西拿过来，这是绝大多数初涉市场的温州人不得不经历的一个阶段。在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资源的背景下，有着狡黠而胆大性格的温州人，最初正是靠了“模仿”，才打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市场。曾经是温州“四大经济支柱”的纽扣、皮鞋、服装和打火机，无不来自于模仿。温州人最为

成功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是仅仅满足于模仿，模仿是为了更好的创新。

20世纪90年代初，温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皮鞋生产基地，而这里所有鞋厂使用的鞋机几乎全部都是从台湾地区和意大利进口，进口成本相当高，服务又不及时。精明的大隆人看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1994年，温州大隆机器有限公司与台湾鞋机生产商益鸿公司合作，为其生产配件，两年后大隆便仿制出了自己的鞋机，各项技术指标几乎与台湾产品持平。在对台湾技术消化的基础上，大隆人进行自主创新，开发了全自动鞋帮机，真空加硫定型机等核心设备，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同时确定了“大隆”品牌的业内地位。大隆成为目前国内惟一专业生产全自动鞋帮机的高科技企业，但大隆人并不满足于此，很快又将目光投向国外，这次它的模仿对象是意大利制鞋机。大隆人把这种模仿－创新－模仿的模式称为“与巨人同行”，因为站得高，看得远，大隆必然会一步步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美国市场学学者李维特教授认为，有时产品模仿像产品创新一样有利。因为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和商品化要投入大量资金，也就是说，市场创新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模仿能直接学习别人的经验，通常付出的成本也较低。虽然模仿者不可能超过别的企业，但因不必承担新产品创新费用，所以经常也能够盈利。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许多习惯模仿的公司，市场份额不到领先者的一半，但其5年的资本净值报酬率却超过本行业的平均水平。另外，企业要采取模仿战略时，必须找到真正的优势。美国amd公司就是采取模仿战略成功的范例，它是以雄厚的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作为后盾的。娃哈哈集团推出非常可乐时使用的也是模仿策略，但它有国内完善的销售网络和良好的品牌形象作为基础。

温州的自模仿中创新的成功模式告诉我们：模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由80%～90%的模仿，10%～20%的创新组成的。对模仿，有些人的认识有些偏颇，认为那是“偷”，是不道德，对此，西方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语做出了反驳：“重新发明轮子”，汽车制造商通过研究摩擦原理来制作车轮是愚蠢的，重复劳动是对社会资源的亵渎和浪费。《超级模仿》一书提出了“不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论调。它告诉我们，你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你愿意主动地向“成功过河者”学习，问他们“石头在哪里”，而不是自己盲目地随便地去摸，只要你踩着成功者的脚步向前走，你就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成功的彼岸。

2002年4月，飞利浦公司向浙江省知识产权局“状告”十多家温州剃须刀企业侵犯其两项专利。从2002年5月3日开始，温州日丰、力德、鼎铃、日电、美锦、光科和永巨7家剃须刀企业，先后联手应诉飞利浦两项专利侵权案。虽然，最后以飞利浦败诉告终，但是此次诉讼给温州企业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不断创新、增强知识产权意识成了各企业的当务之急。

清华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专家陈建民教授认为，温州企业已经走过了产品模仿阶段，进

入了产品创新阶段。要保护企业自身利益，首先要在产品设计阶段就避免出现侵权的可能。其次要尽量自我创新，即使做不到完全创新，也要有明显改进。尤其对自己的产品要及时申请专利，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同时要主动去发现其他企业的侵权行为。

“要以开阔的心态和眼界去模仿，并且在模仿中重新建立适合企业本地化生存的新规则”，这是当当网上书店联合总裁俞渝在实施模仿战略时的心得。对于“成功复制”的说法，俞渝的态度既现实又洒脱，她说：“中国古语说的好，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当当’不耻于当学生，因为有得学比没得学要好。”

成功最快的方法，就是使用被证明有效的方法。鲁迅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第一个把女人比喻为花的是天才，第二个把女人比喻为花的人是庸才，第三个把女人比喻为花的是蠢才。”在模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是天才的选择。温商在不断的摸索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拿来主义”。

基业长青靠诚信

温州人经商规则之六：

即使是口头承诺，神也可以听见。

———犹太商人

一位温州商人说：“做人要务实，讲话要真实，做事要诚信，不能骗人蒙人，丧失信用。钱可以创造，但诚信比金钱更重要。不守诚信也许能赢得一时之利，但一定会失长久之利。”朴实的语言里有对诚信的坚持。

诚以修身，信以立业，诚信实现了商人的利益最大化。《塔木德》训诫后人：“你们不可行不义。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升斗、公道秤。”犹太人认为诚信就是财路，就是商业活动中最高的技巧。诚信是商人步入市场的通行证，失信于市场即是商人的自杀。温州人认为：诚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就相当于心脏对于人，心脏停止跳动，生命就不存在了。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千金，不如得季布一诺”的佳话不绝于史，“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哲理至今为世人推崇，“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的诗句广为传颂，“以信接人，天下信之；不以信接人，妻子疑之”的道理是商界信奉的真理。

诚信=金钱

在温州商人中有这样的潜规则“借钱不还就没法生存”。温州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有两个：银行和民间。在创业初期，亲戚、朋友或者通过介绍的投资者愿意借钱给企业家。做亏了没关系，在一定金额内大家都可以包容；但如果借钱者有一次故意不还，在整个经营圈和生活圈中就将成为被唾弃的对象，再难生存。靠着这种“潜规则”，在银行贷款不能满足小企业发展甚至是个人创业资金需求的情况下，温州的民间融资便成功地发展起来。

据新华社报道，在温州，有一批仅凭自己的签名就可以从银行贷款上千万元的“诚信老板”。美特斯·邦威老板周成建，手中就握有一支含金量颇高的金笔，他的第一笔签名贷款由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发给，额度为2700万元。工商银行方面认为，除了因为这家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外，主要是看重周成建的个人信用魅力。工商银行温州分行在给民营企业的贷款中，这种“签名贷款”已经占到8％。在温州所有的金笔中，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的含金量最高，仅农业银行温州分行给他的授信额度就达2亿元。

温州的“金笔效益”是基于温州树立的诚实守信的形象，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温州地区的不良贷款比率仅为5.9%，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信用成了温州近几年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信用就是生产力”在温州得到了最好的验证。“祸莫大于无信”，温商恪守信用，不仅赢得尊重、信任和合作的机会，更吸引了各方资源为我所用，创造出更大的财富。

温州商会武昌分会会长陈志圣畅游商海的经历是一个通过诚信不断借钱，然后生钱的过程。1992年，陈志圣在汉口商业大楼做百货生意，当时，他的本钱只有2万元，有一个月周转资金差1万元，他十分为难，厚着脸皮找两个人各借了5000元，保证了正常周转。“看到大钞票，两眼放绿光。”陈志圣说，“我看到钱就想用进生意当中。”他不满足于一家商场的小打小闹，不断寻找机会扩大经营范围。当时，进入洪山商场需要5万元，而他手上只有3万元钱。他想办法说通供货商赊货1万元，然后，找老乡借了1万元。一个月过去，这两家商场共赚3万元。他又想方设法借了2万元，进入第三家商场。就这样将第一个月的利润用于还款，到第二个月赚3万元，然后，再去借2万，进驻下一家商场，陈志圣的生意迅速扩张，一年时间内他共进入了10个商场。“如果不是这样滚动发展，中规中矩做生意，恐怕永远是2万元。”到1997年，他一年在各商场的总销售额达到5000万元。陈志圣坦言，生意高速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借债，而能顺利借到钱的关键在于信誉，“我一般比约定时间早两天还钱，绝不拖延。”

诚信=发展(1)

2001年4月17日，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第一次提出，要大力推进“质量温州”向“信用温州”转变。钱兴中认为信用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城市的生命线，“信用温州”对于温州的整体经济，相当于一个核动力发动机。2002年8月2日，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将15年前杭州武林门广场火烧温州伪劣皮鞋的8月8日立为“诚信日”，唤起全体社会成员对诚信形成共识。温州从失信中跌倒，又从守信中站起来。在温州2002年市统计局的一份民意调查中，温州市民对打造“信用温州”的支持率高达97.6%，在温州的房地产、餐饮、服装、旅游、

食品、医疗等6大行业的96家企业郑重地做出诚信承诺，“信用温州”有着光明的前景。

温州商人认为：无信不立，做生意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乔耐鞋业有限公司是潘志诚一手创办起来的，现在已经由当初的一个小作坊发展为拥有酒店式厂房的大企业。在乔耐办公楼的墙上，潘志诚将“诚信”排在其八字厂训“诚信、敬业、创新、合作”的最前面。一次研发新品时，潘志诚想请台湾最大的皮料老板廖先生帮助研发，双方口头达成协议进行合作，可因为市场定位不准，潘志诚决定不推出这种新品。为了不给自己留下“信用污点”，潘志诚依然按照当初的口头协议，为对方支付了约50万元的费用，对于当时规模还不大的乔耐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怕老婆心疼，都没敢告诉她。”潘志诚说，“但是我不想因为一次的50万而失去更多的50万、500万，甚至5000万。”

对诚信的理解，每个温商虽有不同，共识却是“只有诚信，企业才能发展”。红蜻蜓集团董事长钱金波提出了“五个诚信于”，即诚信于消费者、诚信于员工、诚信于供应商、诚信于代理商、诚信于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公司办公室主任罗志刚说，他们从不欠供货商的货款，得到的回报就是供货商总是让红蜻蜓优先选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