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号外，如八届十一中、十二中全会，九大，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爆炸，1970年4月24 日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都有号外散发。游行中的另一样收获是捡传单。游行队伍经过的办公楼，常有传单从窗口飞出。传单纸多为大字报纸，类似《红岩》里的《挺进报》那样，是刻了蜡版以后油印而成的，五颜六色，由标着五花八门称谓的战斗队、兵团、联络站、公社等造反组织编印，内容不外乎毛主席语录、中央及“中央文革”负责人接见各地造反派组织的谈话，造反派的活动动态，当权派的 “黑材料”，等等。撒传单不是孩子的事情，看传单也不是孩子的事情，但捡传单是很多孩子爱干的。攒传单的孩子不多，捡到的传单，新鲜一两分钟，以后都叠了风车或糊了风筝。现在，它们成了货真价实的藏品，我曾在报国寺的摊上问过，一张传单要价200元。倘能重温这些最新指示卡片或各种颜色的传单，不知还能勾起多少当年的北京孩子对游行的记忆。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在游行行列里

说撒传单不是孩子的事情，也有点绝对。人民大学院里长大的孩子王艺曾和我同事多年，他还记得，当年人大两派组织“三红”和“新人大公社”分据教学楼和图书馆，武斗、打派仗，都往下撒传单，接传单的多为来串联的外地红卫兵。院里的孩子出于凑热闹，也上楼帮着撒。经常是传单撒光了，楼下人群仍翘首以待，这帮孩子就把厕所里的纸篓拎来（当中确不乏用作手纸的传单纸），一通往下乱倒。楼下的红卫兵不明真相，争抢纷纷。楼上的孩子看热闹之余，也为恶作剧的奏效大呼小叫。

在游行中，北京孩子还陆续熟悉了不少已成为一种象征的数字，如“五一六”、“八一八”、“七二○”、“五二○”，以及用几个人物的姓串起来的流行词，如彭罗陆杨、刘邓陶、陈姬乔、王关戚、杨余傅、黄吴叶李邱，直至1976年的王张江姚。而被打成“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以及“四条汉子”周扬、夏衍、田汉、阳瀚笙，虽也妇孺皆晓，但三人或四人并提时，都用全称，有一首打油诗的开头是：“邓拓吴晗廖沫沙，他们仨人是一家……”时隔二三十年后，当年游行队伍里的孩子李乔已是一家大报的理论部主任，手里管着若干研究生，来自五湖四海，二三十岁不等，包括名牌大学党史专业毕业的。他有一次测试他的下属——让他们说出黄吴叶李邱的名字。众皆张口结舌，有一人硬着头皮似问似答：“黄……是黄克诚吧？”

天安门并非每一次游行的目的地。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的游行，是针对“苏修”的抗议活动，目的地是苏联大使馆。当时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先坐车到东直门，再下车整队，围着苏联大使馆绕圈，呐喊声讨。我们上初中时的1976年，大事迭发，学校组织过两次游行。第一次是4月 8日，“两个决议”广播后，声讨所谓“天安门事件”，记得那天下午先开会，会后在学校附近的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上转了一圈，没有到天安门。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几天前去天安门广场抄诗的大有人在，这次游行，纯属应付差事，队伍稀稀拉拉，没什么声势。第二次是六个月以后，“四人帮”粉碎，郭沫若诗曰：“大快人心事。”这也是大家闻讯后的第一感觉。1976年10月21日到23日，北京市举行了连续三天，每天100 万到15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当时已过八旬的叶圣陶虽没能跟着上街，但不无凑热闹的兴致。他在10月22日的日记里述及他听到的情形：

本欲偕兀真出外，观天安门热闹情形，以小雨而止。后知即不雨而出门，亦未能到天安门，缘游行队伍太多，电车汽车不能前进，乘客皆不耐而下。余令兀真出外买热水袋与薄围巾，以为少顷即归，孰知未得乘车，徐徐而行，竟历三小时有余而归，可见游行者之众。3

用当时的概念衡量，东四八条离天安门并不算近，可知那几天，整个北京市都动了起来。次日，叶又写道：“累计三日游行人数，当有四五百万矣，此亦向所未有者也。”

这四五百万人中，中小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可以这样说，当年有多少中小学生，就有多少人上街。对于孩子来说，它可以算是“文革”十年历经的数不清的游行活动中的最后一次，如果叶圣陶的估计准确，它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游行，当然，它还是参与者最发自内心的一次游行，包括孩子。我们学校被排在22日上街，那天细雨蒙蒙，但没人顾及天气，惟一不解的，是横幅和口号中“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句话，孩子看着听着都不自在。不少同学穿着白色的网球鞋、乒乓球鞋、排球鞋，冒雨而行，迈步于万众欢腾的热闹场面中。回来以后，穿球鞋的同学都得先干一件事——买鞋粉，刷鞋。

游行有一套模式，有敲锣打鼓的，有举标语打横幅的，有扛旗子的，有摇旗子的，有放鞭炮的，有领喊口号的……队伍里的一般成员，除了走路，还需跟着振臂呼口号。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扫墓、游园、参观

扫墓的目的是让孩子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文革”前，孩子扫墓，朝阳区去日坛公园里的马骏墓，石景山区去八宝山革命公墓，城四区有去八宝山的，也有去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祝东平“文革”前在育民小学读书，听说这个词的时候，他以为是拿着笤帚打扫坟头，后来亲历了到纪念碑的扫墓，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六七十年代，这项活动没有中断，逢清明节，北京的中小学生都集体给先烈扫墓。

西城区很多学校，四年级以下，去人民英雄纪念碑；五六年级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那时，学生集体出门活动，极少有坐车的，多远都走着。低年级学生去纪念碑不去八宝山，也是因为距离的缘故。石景山区的学校，当没有这种把高低年级分开的必要。有个朋友当年在长辛店上学，也走着去八宝山。扫墓一去大半天，要自备一顿饭，饮料是白开水，盛在铝制的或塑料的仿军用水壶里。学生一大早到校，白衬衫，蓝裤子，装午饭的书包左肩右挎，水壶右肩左挎，以班为单位整队，半臂间隔向前看齐，“手放下”以后，就可以出发了。

扫墓的路上，打头的抬着花圈，举着红小兵旗。学生要唱两首歌。一首是《毛主席语录》歌：“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另一首为瞿希贤作曲的《踏着先烈走过的道路》：

在波浪滔滔的赣江旁，有方志敏同志战斗过的山岗，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有杨靖宇将军住过的茅草房；多少先烈，多少红色的战士忠于祖国忠于党。为了人民永远的幸福，他们的鲜血洒在革命的道路上。

我们今天能戴上红领巾，能高高兴兴走进学校的大门，是数不尽的先烈，用生命替我们换来的胜利；踏着先烈留下的脚印，我们继续向前进。向敬爱的先烈们宣誓：你们的事业我们一定完成。

“文革”前扫墓，就唱这首歌，“文革”后扫墓也唱，但似乎只唱第一段歌词。

那时候，清明前后，满天安门广场都是孩子。活动并不复杂，举行一个仪式，由红小兵大队长之类的人物代表学生向烈士致辞，献花圈，全体学生宣誓，然后环碑参观。有的学校把红小兵发展会也拿到这里开。之后，就到中山公园游园、休息和吃饭。中山公园是北京孩子熟悉的去处，里面有一个可以开飞机和汽车的转盘结构的游乐场，别处见不到。同学之间的攀比心，学先烈时也不例外。一起吃饭的时候早忘了杨靖宇烈士肚子里的野菜，互相打量，带的是什么东西。常见的是面包和饼干，最便宜的简装圆面包一毛钱一个，最便宜的动物饼干八分钱一两，比它们更省钱的是家里做的烙饼、糖三角、馒头甚至窝头。一个朋友还记得，有一回扫墓，他们班有个同学不吃午饭，说是不饿，背着的书包一直不肯打开，大伙便以为他带的是窝头，不好意思拿出来。返校时，猜了一路。据说后来有好事的孩子发现，他的书包里有两个花卷。

城区孩子去八宝山，走的路虽说比去纪念碑多出去几倍，但一路郊区景致，看上去也与城里不一样，去一趟不容易，孩子很有新鲜感。低年级的孩子，都盼着升级，可以早点有资格到八宝山扫墓。八宝山乃革命公墓，无数先烈长眠的地方。最扎眼的是病逝于1950年10月的任弼时墓。任是党内五大书记之一，位列陈云、林彪、邓小平之前，仅次于毛刘周朱。他去世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任弼时同志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大多数学校在这里举行仪式，缅怀先烈，然后绕公墓参观。有的学校在夏娘娘的墓前活动。1972年清明节，扫墓的学生还祭奠了刚刚去世的陈毅。很多孩子对墓碑上刻着的“享年”两字不解，问老师，有的老师免不了瞎解释几句，说革命烈士哪有时间享受，这是“封资修”的提法。当时，瞿秋白的名分，已从烈士颠倒为叛徒，他的墓也被毁坏，迁出了八宝山。我们上高年级后，去过一次八宝山。有同学带了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以前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插图是古元等人的木刻作品，当中有瞿秋白的诗，老师还给大家解释瞿秋白为什么是叛徒，如何写了《多余的话》等等；还提到书里的其他一些作者如“四八烈士”王若飞等，也是叛徒。同学听着似懂非懂，即便是老师，在那样的环境下，也只是下达上面的“精神”，又能明白多少？直到粉碎“四人帮”一段时间以后，学者陈铁健写了《重评〈多余的话〉》，才拉开了为瞿秋白正名和平反的序幕。

我的印象里，仅五年级去过一次八宝山，六年级没有去，上了中学也没有去过。不知何故，行之多年的学生集体扫墓活动，在70年代中期被取消了。

除了扫墓，中小学还偶尔组织游园。小学游园都是排队“腿”着去。排队走路，春秋天还好受一点；夏天最怕曝晒的日子，马路上偶遇树阴，或一丝的凉风，都是一种享受。那些年，各大公园如颐和园、故宫、北海、景山等，并不是常年开放。颐和园关过一段时间，故宫是70年代初开放的，北海和景山“文革”后期一直闭园。不少学校把陶然亭公园作为春游的“点”，因为那里有一套模拟红军长征的活动设备，据说可以捎带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孩子的感觉则是，玩着就爬了雪山，悠着就过了铁索桥。动物园，北京孩子学龄前就常去，上小学时必组织再去，一进门先看小熊猫，以为这就是国宝大熊猫小时候的样子。70年代，斯里兰卡（当时叫锡兰）女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送给中国人民一只叫“米杜拉”的小象，会吹口琴，北京孩子都看过它的现场表演。外地孩子只能在纪录片里见过它。中学生的游园，就随便多了，可以分别出发，骑车或坐车，一去一回在公园门口集合点人数，其他时间都放羊，有点像旅游团。1976年春夏之交，我们上初三，就以这种方式去过颐和园，在门口等着集中时，遇见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庄则栋陪外宾游园，穿着一双网眼皮鞋。这件事在毕业以后的同学聚会中，被多次提到，可见庄的名声之响。

外出参观，大多关系阶级斗争或阶级教育。广为人知的，有以下几个展览和参观点：

武斗现场。“文革”初期，各单位都分成两派，多有演成冲突者，甚至动刀动枪，是为“武斗”。毛泽东洞悉局面的严重性，及时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复课闹革命”后，北京武斗局面已大体结束，成了反面教材。我们上小学后，学校曾组织到儿童医院对过的北京市建工局办公楼里，参观武斗现场。

第一部分：一幅鸟瞰图组字：说不出的滋味

大型泥塑《收租院》。这是在军事博物馆和故宫都举办过的一个著名展览，当年的北京孩子也差不多都被组织去看过。作为文艺形式，它与八个样板戏齐名，其解说词入了课文。大地主刘文彩和他的庄园、水牢，一时恶名远播。后来，另一个大型泥塑《农奴恨》，以西藏农奴的悲惨遭遇为题材，虽也大展特展，却没留下多少回声。

《三条石血泪史》展览。这个展览在北京办过，实地是天津。说的是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事情。有的学校兴师动众，用卡车把学生一拨拨拉到天津受教育，去过的孩子回来说，见到了那三块大石头。

大白楼村。在大兴县，是王国福的老家。王国福的事迹之一是全村十七户人家有十六户都住上了砖瓦房，只有作为支书的他，还“身居长工屋 ”。孩子们蜂拥而至，参观的便是他家的破房子。有的孩子见人去屋空，生出疑惑，王国福虽然死了，事迹里提到的他的若干子女，怎么不见一人？后来知道，王国福死前，已经搬进了新房。即使他活着，这里也只能算是一个故居。再后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第一卷问世，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