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过下水道的，造过假票的……这是几乎在所有内部礼堂都发生过的事情。很多孩子为了看一场电影，绞尽脑汁，到了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朱琏是木樨地中央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中学时和我同学校同年级不同班。他们院的礼堂，是当年远近闻名的一个大演内部电影的地方。这个礼堂规模不小，楼上楼下，舞台有前后之分。有不知多少没票的孩子，曾在这里以身试法，用《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说，正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政法干校院里的孩子，并非场场有票，被挡在外边的时候，也得另想辙。他和我说起过的一次经历，不仅可以入书，还是一个经典的素材——喜剧素材。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看过n遍的片子

那次演的是内部电影《攻克柏林》，这是当年对孩子来说极具诱惑力的苏联片。朱琏一伙（两三个人）中午闻讯，探得票没什么指望，要看这场电影，非玩邪的不可了。他们整下午都在为“作案”作准备，去商店买蜡烛，找来锯条、改锥之类的工具，切磋方案。晚饭也牺牲了。开场前钻了暖气管道，他们凭着烛光摸到礼堂的后舞台下面，耗时甚久，总算撬开并锯断了后舞台的木板。窜出舞台，看见另一拨孩子也在里应外合，先持票进场的正在撬木板，接应下面没票的同伙。他们绕到安全门外的走廊，平安无事，松了口气。然后上二楼，一个个大摇大摆地鱼贯入了场。一切顺利，只是电影已开演半天了。看电影时，他们还都腾出点精力为这次得手得意和庆幸片刻，尽管代价大了点。剧终亮灯后不免有点纳闷，来看电影的怎么都是院里的男女老幼？回家才得到谜底，原来事先的情报不准，这是一次家属专场，每家发了一堆的票，还都给他们留着，正到处找不到人呢。

违规看电影被抓，登记写检查告家长和老师，被关个几个小时，这都算不了什么。有几个院外的孩子，为了一场电影，付出了惨痛代价。那时到政法干校混电影看，先得进了政法干校的院子再说进礼堂的事。大门有警察站岗，很难混进去，只有两条路：走下水道，翻墙。有个孩子翻墙时，被墙上的玻璃茬子硌成重伤，送进医院做了睾丸摘除手术。还有个孩子单挑着钻地下管道，一宿没出来，差点没活活憋死。可知当年的孩子对电影的痴迷，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财政部礼堂有一次演《出水芙蓉》，混乱中有孩子持刀捅死月坛派出所的一个警察，酿成了命案。

我的两个同班同学陈凯、李连生，也住在政法干校院里，他们都多次给我们提供看电影的方便。有一回说是演《羊城暗哨》，他们已经看过，并打探到票的颜色和副券号数，李连生给我做了一张假票，把同场颜色但副券为“3”的票，略施改造，换上了当场的副券“8”，他小时候学过画画，弄得天衣无缝。我拿着这张假票心里打着鼓迈上礼堂的台阶，若无其事地入了场，居然未露破绽。开演才知道，片子非《羊城暗哨》而是《跟踪追击》。回到教室一说，他们一听就傻了。我估计李连生一准后悔，错过了本可以先睹为快的这场反特电影。那时谁先看了什么内部电影，可以拿来当时髦的谈资。常看内部电影，能享引领时尚潮流的骄傲。不少孩子为做假票大攒过期电影票，有的甚至牺牲了在他们听来 “没劲”的电影而留下一张完整的票，有的攒了几百张，夹在一本厚书里，什么样的副券都可以“造”出来。据说那些造假票的孩子中，不少人几十年过去，“传统”未丢，潘家园、报国寺的摊上，不乏他们的近作。政法干校礼堂后来经常在电影演到半截时突然亮灯查票，将过道上堆着的孩子一网打尽。

政法干校礼堂是一个缩影，把这里发生的故事安在别的礼堂，大概也成立（很多能演内部电影的地方，后来都请派出所的警察来维持秩序，也顶不了什么用）。或者说，这些事情能勾出更多的读者的更具戏剧性的回忆。冯小刚在他的书里对来自礼堂的相关记忆，也难以割舍：

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在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年，党校的宿舍要拆了。院里差不多同龄的一帮40多岁的孩子，约好了从各地赶回来，在那两幢伴随我们长大的宿舍楼前合影，留个念想。

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党校的大门外聚齐，然后洋洋洒洒几十人走进党校的大院，绕过主楼，不约而同地向我们的礼堂走去。那一刻，我产生了一种时光倒流的感觉。好像我们没有长大，好像我们依然是约好了一个时间，到了点，先下楼的就站在楼下扯着脖子一个一个地往下喊，凑齐了一起去礼堂看电影。

李超，你丫快点，就等你了。

小万，怎么还不下来。我们可走了。

光路你丫有票吗？

哥们今儿下午就给礼堂厕所那窗户的插销拔开了。

我呢，小卫悄悄的，给了我一把礼堂后门的钥匙。5

都差不多。

中央政法干校如今更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那座礼堂还在，还在放电影。我的大学同学孙杰也是那院的孩子，至今住在院里。前两年，他请我在那里看过一场《我的父亲母亲》，礼堂里坐了不及一半观众，孩子更少得可怜。

唉，电影！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小人书之旅（1）

崔永元在《不过如此》里，有一段费神锤炼过的语言：

小人书造就了这么一代人：他们揣着支离破碎的知识，憧憬着灿烂辉煌的未来，装着化解不开的英雄情结，朝着一个大致的方向，上路了。6

他也是这一代人里的一员。

其实，小人书不光小孩看，大人也看。毛泽东的卫士回忆，毛泽东也看小人书，至少看过《三国演义》，而且看得津津有味。贺龙、周恩来也看。1963年3月，连环画《雷锋》出版前，负责审批的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曾向这本小人书的作者之一姜维朴说：这是一部好作品，我们已批准出版。他还表示要在军中下达通知，将此书列入学习书目之中。《雷锋》后来累计印了200万册。

当然，小人书的基本读者队伍，是孩子。除了《小朋友》之类的儿童杂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孩子，读的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本书，都是小人书，那还是不识字的年纪。而大看小人书的时段，应该在一到四年级之间。

“文革”前，北京有不少租小人书的路边地摊，前面码几个小板凳，后面琳琅满目。租一本一分钱，有个毛儿八分的，就能在书摊上耗一个下午。后来破“四旧”，小人书在被扫除的“毒草”之列，劫后幸存的，都转入了地下。那时的小人书，只要剩下来，今天都成了藏品，价钱翻了几十倍乃至上百倍。收藏者之间的关系，曰“连友”，渐成一个行当，曰“连界”。不知有多少当年的小人书拥有者，至今还在吃后悔药，他们长大后，把成筐的小人书当废品卖了。

到了崔永元这茬孩子看小人书的时候，已经轻易见不到整套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传》、《敌后武工队》了。我们院有个大我几岁的孩子，有一回把我叫到他家，搬出了一个大纸盒子，打开一看，是一套崭新的《三国演义》。我当时大概连小学都没上，对古装小人书不感兴趣，一本一本地翻篇儿，眨眼的工夫，就把那六十多本书翻完了，印象中他还说了一句：看得够快的。二十年后，我从一个同学的弟弟那里又借了一套重印了不知多少遍的《三国演义》，这一回，竟看了几个月。

60年代的这拨孩子，对老小人书，只存有零散的记忆。有《千万不要忘记》、《南海潮》、《柳堡的故事》这样的电影小人书，也有《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红岩》、《飞刀华》、《王子复仇记》这样的手绘小人书。大多处于一种“过手”阅读状态，传来传去。有的孩子家里藏着整套的小人书，也大多秘不示人，而是他自己看了以后当故事讲，顶多你可以到他家现场观览。为本书作插图的王艺小时候就存有几箱子小人书，不出借，也是把孩子招到家里，现从铺底下拉出箱子，现场阅览。在孩子手里借来借去的都是一些单本的，或一套中的几本，没头没尾。看套书中的一本，其感觉若现在看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一集，到了较劲的时候，戛然而止。只是少了下回分解的盼头。倘若有幸寻觅到了下一本，那是万一的事情，感觉上就是绝处逢生了。

有时候，小人书也作为一种地下商品，在孩子之间流通。通常是交换，用《敌后武工队》换《水浒传》，用《以革命的名义》换《战上海》，用电影的换手画的，大体是等价交换，各取所好。有的孩子为了配齐一套《岳飞传》，就得作出点牺牲，花上三四本别的小人书换一本，这也是愿打愿挨，没违反交换的游戏规则。也有的时候，小人书成为一种赌注。一般是在玩冰棍棍或烟盒时，挂小人书，有高手靠玩的本事能攒出一摞小人书。曾听黄亭子新华社院里的一个孩子说起，他们院有个玩三角的高手，尤擅“固定掉一”，赢的烟盒都夹在《红旗》杂志里，令不少孩子垂涎，有输急了的，搬来家里的一套《说唐》作注，全赔了进去。还有的时候，小人书成为一种货币。2002年“十一”前后，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做了一道说玩的节目，当年住东单西堂子胡同的一位现场观众回忆说，他曾经用《夺印》、《暴风骤雨》这些小人书 “买”过别人的桑叶，用湿毛巾包回来喂蚕。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蚕养到半大，脱了几层皮，眼看着就要吐丝了，代价再大，也得让它们熬到“春蚕到死 ”那一天。

小人书正文前没有目录，但老版小人书，开头往往有文字的内容提要及画面的人物介绍，特别是古装套书，每集有几页，并排画着出场的若干人物，大意是说明一下人物的形体打扮，好人坏人分列。有的小人书，画面下面的文字是手写体，楷体书法不逊于今天的电脑体，凡生僻的字，还用拼音标出。人物对话一般反映在画面上，用线框住，箭头对着说话的人物，行话叫“口白”，次序要由读者自己判别。初版的《水浒》，看上去较普通小人书长出一截，文字部分竖排，置于每面的右侧，通篇由董立言先生手书而成。成套的小人书，画面出自多人之手，风格不一，甚至同一套书里的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集里大相径庭，对照着看，成了两个人。电影小人书，画面分黑白和蓝白两种，直接把胶片印在纸上，其实就是一部部电影的一个个定格。

70年代以后，周恩来为改变小人书“断档”局面，多次直接过问小人书出版，曾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问：“有人编小人书吗？”此后，新小人书开始上市。八个样板戏、《小英雄雨来》、《一支二十响驳壳枪》、《滚雷英雄罗光燮》、《海岛女民兵》等陆续出版并走俏。1972年，根据高尔基三部曲改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一时热销。那年暑假，很多孩子跑到开张不久的王府井新华书店二楼北侧的小人书专柜排队买这套书。有时候得跑个几趟才能配齐。这套小人书为董洪元所绘，构图线条比一般小人书复杂，显得灰暗一些，看上去很有特点，把俄罗斯风情展现得淋漓尽致。文字上也较少政治化的流行语言，说的就是高尔基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高尔基仁慈的外祖母，贪婪和缺少人情味的外祖父，给那时的孩子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后来没有读过这套名著的字书，但别人提到它们，并不感到陌生。说一句外行的话，这套书，应该是“文革”期间出版的无数小人书中最成功的作品。放在“十七年”间的小人书堆里，它也称得上是佳品。

第二部分：三种精神食粮小人书之旅（2）

“评法批儒”时期，大概在1974年到1975年间，出了一批儒法斗争题材的小人书。古装画面的再现，让一些孩子对《杨家将》这样的小人书的开禁有了一丝盼头。因为这茬60年代的孩子，看过成套古装小人书中零星几本并且念念不忘的，不在少数。他们总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把它们成套地堆在家里。若干年后，这些小人书果然再版，尽管这拨孩子早结束了看小人书的年纪，后来也不再对收集它们有所关注或行动，但是，念想还在。

小人书对孩子的冲击力，比不了电影。但小人书也有自身的优势，它体现的是一种私人化阅读，小人书故事的载体（书）比起电影故事的载体（胶片），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就在身边，在桌子的抽屉里，书架上，铺底下的纸盒子里。至今四五十岁的那拨孩子，看见鞋盒子，也许就会想起里面盛过的小人书，想起戴瓜皮帽的地主、短打扮挎盒子枪的狗腿子、戴墨镜的特务、戴大檐帽、扎腰带的国民党军官、帽子后面耷拉着屁帘的日本兵、一身盔甲手握长矛的马上古代将军的画面，想起省下几天的冰棍钱买了哪本小人书，或谁借了自己的哪本小人书一直没还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