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用清凉油抹其脚心，片刻，游泳裤衩就成了“小帐篷”，屡试不爽。被抹的孩子惊醒后在一片起哄声中明白自己“现了” ，其表情之尴尬，是可想而知的。把戏之三是扒裤衩，这是在水里干的“坏事”，往往是即兴为之，你扒我的，我扒你的，乱扒一气。有的孩子动作快，扒下别人的裤衩往岸上甩，被扒的孩子只好拣“好听的”猛叫，让岸上的孩子充够了大辈还不算完，出了游泳池还得冰棍伺候。

所谓“三大运动”，就孩子的实践心态来说，其实都谈不上是什么运动，玩兴所向而已。

注释

1 刘心武《遇罗克一家的故事》，载《老照片》（第十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日常生活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去世。后来有报道说，家属按照他的遗愿，把全部存款两万余元交了党费。作为收入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朱德积建国二十多年的全部工资所得，攒下来的，也不过这个数目。有文字披露，毛泽东的月工资为404元。在中国，工资收入超过他们的大概惟宋庆龄一人。举这些例子，虽说和北京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毫不相干，但从中不难推想，普通人家的经济收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当年，北京市的几乎所有家庭，是靠死工资收入养家口，挣的都是有数的钱。级别和子女人数，是左右一个家庭物质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

那时候，孩子在学校填任何表，必有“家庭出身”一栏。一般分为干部（“革干”）、军人（“革军”）、职员、教师、知识分子、工人等几类。

两个生存要素

解放后，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从供给制过渡到薪金制。国家干部和军人的工资纳入行政级别，共分25级。13级（工资153元）以上算高级干部， 17级（工资99元）以上算中级干部。看文件、看病、出席会议、能否订阅《参考消息》、“大参考”，都以多少级来划杠。由低向高，每一级工资之间的差别递增，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北京属六类工资区，大学毕业进入机关的公务员，一年以后定为行政22级，工资56元。那时的工资级别与职务不完全挂钩，中央直属机关里，十一二三级的“干事”有的是。有个同学大学毕业后分到中组部，干过一段落实政策的工作，他经手的老干部中，有七级的局长，九级的处长。70年代，吴桂贤贵为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拿的工资还是按以前的级别，几十块钱。军队的级别与军衔大体相靠，大校一般为九、十级，上校为十一、十二级。将军和尉官，以此类推。机关大院的孩子，爱拿家长说事，比着玩。谁的家长在什么机关，谁的家长官多大，谁的家长多少级，甚至家长所在机关的负责人是大将还是上将，是部长、副总理还是副委员长，也牢记在心，尽管这和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搭界。多年前，有篇文章回忆说，两个军队院里的孩子较劲，一个说：“我爸比你爸官大，我爸四个星，你爸一个星。”另一个说：“别看我爸一个星，我爸让你爸立正，你爸不敢稍息。”

走技术系列的知识分子，工资档次比行政级别拉得开，也就十几个档。以教学系列为例，一级的工资（360元）相当于行政五、六级。那时，一、二、三级是正教授，四、五、六级是副教授，四、七两级为交叉级。四级教授的收入与行政十级相当，工资在200元上下。可见，当年顶有教授或副教授的帽子，含金量是不低的，属于货真价实的高级知识分子。

工厂实行八级工资制，八级工工资在百元上下。学徒工三年出师，转为二级工，国企二级工工资为41.5元（有 “四十一吊五”或“四百一十五大毛”的戏称），街道工厂的三级工才41元，整差出去一级。

衡量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准，不能单看收入，更要看负担的轻重。那年头，独生子女很少，老干部家里的独生子女尤少。家家生一群孩子，五六个甚至十个八个都不算什么，老小与老大年龄相差一代人也不是新鲜事，有的还是二茬、三茬。老婆若没工作，加上需要负担的老人甚至兄弟姐妹、老家的亲戚之类，一个人的收入再高，日子也好过不到哪儿去。有个部队院里长大的朋友说起他们院一少将，生了六七个孩子，住房、家具、小汽车、公务员，都是公家配的，这是待遇。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的孩子们，个个衣衫褴褛；家里天天大锅熬粥；如果撤走公家的家具，他的家当连捡破烂的也未必看得上眼。参加过长征、曾任四野副参谋长的苏静中将的孩子回忆说：“父亲每月工资325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但因要养十口人，日子过得依然紧张，记得那时经常每月提前十天就要预支工资。我们兄妹几个平时很少吃到水果、糕点，衣服是老大老二轮着穿，总是补丁摞补丁，鞋子也是母亲一手缝出来的。”1我的一个同学在胡同长大，父亲是一所重点中学的二级教师，工资过百，母亲也是老师，三个孩子，日子就算不错了。他家住南屋，东屋户主是工人，月薪四十多块钱，老婆没工作，四个孩子，平均每人每月合不到十块钱，省吃俭用都过不去，月月举债。那时，北京的胡同里，百八十块钱养一大家子的家庭，相当普遍。

不管职位和级别高低，以当年的消费标准，人均月收入在四五十元以上的家庭，就很过得去了。倘双职工家庭，收入在150元到200元之间，两个孩子，没有其他负担，这属于典型的“小康”之家。那时，国家机关、高校、科研机构的员工，都由公家配给家具，交少量租金。家具上盖着形形色色的公章。个人的财产，顶多是几个箱子。房租、水电费也很低廉，水电自家无表，按户口上的人头均摊，一度电的费用是0.16428元。房租水电收费挨户轮，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例如住单元楼，轮到你家，先要挨户跑一圈，调查人口。然后回来拨拉算盘，大算几天细账，落实到户头，再去转一圈，挨户收房租水电。一趟收不齐是常有的事，大点的孩子，难免被派去跑腿。

收入的支出，除了吃穿，就是攒置几样“大件”——自行车、收音机、手表、缝纫机，孩子不当家，但家庭生活水准仍然能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居住环境

军队宿舍的住房是相当宽绰的。将军不用说了，多半住小楼，至少是两家分一个楼。大区一级机关还有大校楼一说，一套五六间房子。一般校官住的宿舍楼，都是三四居室。房间的面积、举架也今非昔比，厕所里搁进一个浴缸，只占去一角。取消军衔以后，军队的住房标准为军职五六间，师职四间，团职三间，营职两间。行话是“师的房子”、“团的房子”。军队院里的孩子大多不会有几代同堂的体会。有时候，住房面积与生活水准的高低并不成正比。房子大，房主收入肯定不低，但居住质量则未必配套。军队院里多为土八路，扛枪打仗种地行，享受生活不是他们的长项。如有少将“顶戴”的甘祖昌，就过不惯城里的安逸日子，解甲归田了，还因此被树为典型。很多住着四五间房子的上校、大校之家，就靠公家发的那点家具点缀。墙上挂的，除了毛主席像，就是一堆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与胡同里的市井味没两样。另一个住部队宿舍的朋友，说起他们院一大校，授衔后工资陡长，一气买了八块欧米伽手表，转着圈找地方搁。同时，他也不忘在自家门口开荒种地。他家里最耀眼的东西，是院里给配的两个大沙发，家里的布置，则有辱于那套至今还颇让一些人垂涎的房子。

军队的房子有一个特点，高级别的住宅，外表看不出有多排场。有一次我到军事科学院串门，就把营的房子和师的房子看颠倒了。貌似很普通的宿舍楼，里面可能住着一色的军级干部。

地方大院的居住条件，视机关情况而定。人民大学是从延安过来的学校，当年的身份还有点特殊，“文革”前国庆游行时，出场的次序是人（人大）、北（北大）、清（清华）、师（师大），但仅此而已。艰苦朴素的口号被落实到教学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也不例外。当年，全校有西郊和城里两处宿舍，几千教工，单元楼房不过十栋。剩下的是筒子楼、平房。其他院校的顶尖教授，都能在住房上享受一点特殊待遇，一家或几家住一栋小楼。人大则不然，再有名的学者，纵使是一级教授，只要住的是学校的宿舍，到头不过公寓楼里的四居室，面积不及一百平方米。二三级的教授，收入都在二三百元，但倘是几代人一大家子，加上在家办公做学问，居住质量就大打折扣。

国家部委的宿舍，如百万庄申区、西便门国务院宿舍那样聚居的部长楼不多见，大多是三、四、五层的普通宿舍楼，一到四居室。不少部委院里盖了不少筒子楼和简易楼，住户大多是级别较低或较年轻或“文革”中落难的干部。50年代的房子，有很多坡顶u字型的苏式建筑，房间大，举架高，敞亮；也有专门给高级干部盖的相对高级的宿舍楼，三到五居室一套。李锐（建国初曾任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的女儿李南央回忆说：

爸爸所在的燃料工业部在六铺炕盖了办公大楼，又盖了宿舍，我们家就从演乐胡同搬到了那里的楼房。楼的正面只有一个单元门，在这一单元里住的都是爸爸任局长的水电总局的大干部和大知识分子。楼的背面有四个单元门，住的是燃料部的一般干部。我们家住在三层一套五间屋子的单元里，对面单元住着爸爸的公务员和秘书。2

到了六七十年代，李锐倒霉被下放乃至下狱后，家仍在原处，只不过因发生“那间父母的卧室已被隔回对门的单元”、“又曾挤进过两对新婚夫妇”等新的情况，这套房子主人的居住环境，和1959年以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所谓高级宿舍楼，无非是房子多一点，厕所和卫生间分开，如此而已。70年代中期以后，南沙沟盖了一片四到六间一套的高级住宅，走廊宽，两个卫生间，一个二十多平方米双开门的客厅，其他与普通住宅区别不大。廖承志、周建人、茅盾等都曾借这里当周转房。后来，大批落实政策的名人相继搬来。

胡同里的大杂院，居住环境与楼房是不能比的。一般是十来平方米一间的平房，出门就是地，没有暖气、厨房和厕所，砖头地甚至于土地。北屋还能见见太阳，南屋终日阴暗，西屋在风口上，东屋西晒。冬天家家插烟筒，水管子上要缠上防冻的草绳子，上趟厕所要走几十米，早晨倒尿盆都是一景。就是独门独院的普通私房，也有诸多不变。除非是经过改造之后的高级住宅，有走廊、专用锅炉、厨卫设施，这就不是一般人住得上的了，不具有典型意义。我的一个同学供职社科院，80年代曾分到干面胡同一个大宅子里的两间平房宿舍，木板地，带卫生间，据说是清朝一个侍郎的官邸，解放后是大学者顾颉刚的家。前清留下来的这类房子，一般市民也住不上。前几年，很有一些搬到楼房里的无病呻吟的人，炮制出所谓“四合院情结”，这好那好。有一篇反驳这种看法的文章说得妙：如果让这些大肆宣扬“四合院情结”人再搬回去，他们是不会干的；如果让至今还在四合院里四世同堂挤着的人们看，那是吃饱了撑的。

大杂院里没什么秘密可言，作家汪曾祺的女儿曾回忆说：

我们曾经住过的国会街五号的后窗外，是一个大杂院。我们习惯地管那儿叫“后院”，虽然我们的院子与“后院”并不相通。刚搬来时，邻居就告诫我们：别惹后院的人，尤其是那些“野孩子”！

搬来不久，发现后院的人真的跟我们不大一样。他们说起话来，从不轻声细气，一律横扯着嗓子，夹杂着各色脏字；酷暑时，那些已经结了婚、生过孩子的妇女大都光着上身，裸着一对丰满的或干瘪口袋奶，在院子里坦然地走来走去；从来没有听那帮孩子正儿八经地叫谁的名字，都是“三儿、四儿”的，或是亲昵的浑号。

后来我发现爸爸对后院挺感兴趣。每当写剧本或看书累了的时候，爸喜欢站在后窗前，不动声色地朝外看，看好半天。

后院的人在院子里做饭，用很大的蒸锅蒸很大的馒头和窝头，窝头里塞了很多的菜馅。主妇们抡圆了小臂用力在窝头上拍打出一圈规则的手指头印儿，远远看过去，挺像一件工艺品。爸说，这可是艺术，这样拍出来的窝头蒸出来才不会散。出锅时，满院子都是菜窝窝的香味，爸很夸张地做深呼吸，说他想像窝头一定不难吃。妈说他，“好像自己家吃不饱似的！”

有一次后院的一家在大铁锅里熬一大锅灰色的浆水，爸把我叫到窗前看，一边纳闷：“熬什么呢？”不一会儿，浆水发凝了，是熬淀粉。熬好了，把铁锅放在一个很大的洗衣盆里冰着；凉了，扣在菜板子上，好大的一坨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