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碍食用的鸡蛋，叫“硌窝”蛋。这种鸡蛋一则不写本，二则便宜，深受市民欢迎。孩子给家里买别的东西，大人往往叮嘱一句，带上兜子，看看有没有“硌窝”蛋，如真的买回来，那就是喜出望外，为家里立了一功。

鸡蛋都是柴鸡下的，红皮。

鱼肉在副食店里有专用柜台，有的商店还辟有专门售肉的屋子，不妨照老话叫“肉铺”。

肉铺的格局，前面大体是一排“肉床子”，上面摊着几块鲜肉，有时候也卖排骨、腔骨和大棒骨。柜台后面有一排铁钩，挂着几条半扇的猪。肉铺里也有冷库。鱼不常见，牛羊肉更不常见。

照常理物以稀为贵，不然。六七十年代，绝大部分商品，买不着是买不着，但价格是不变的，这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三十多年过去了，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无论是聚会、闲聊或是别的什么场合，经常念念不忘当年的物价，记得最清晰，也说来说去的，就是肉价。猪肉每斤九毛（牛肉八毛，羊肉七毛一），排骨四毛五，腔骨三毛五，大骨头九分，肉馅一块。黄花鱼每斤四毛五。带鱼按宽度分若干档，每斤两毛五、三毛八、四毛五不等。三毛八的就算好带鱼了，四毛五的属于特宽带鱼，好像只有过年过节供应。其实吃带鱼并不讲究越宽越好，太宽了无论烧、熏还是炸，都不容易进味。但老百姓当时的心态近似韩信用兵，无论买什么，越大越好，越多越好。

有一度，买肉凭本，但两毛钱以内不写本。多买肉又不写本，理论上说得通，实践起来有点困难，即舍得出遛腿花得起工夫。跑五家商店，排五次队，能凑一斤肉。但当年的副食店不比今天的超市，视线以内的，多不过二三家，多买两毛钱肉而绕世界转，太耗工夫。还有一招，家里孩子多的，可以分头行动，每人买两毛的，往一起凑。

当年，家里都没有冰箱，猪肉即使敞开供应，也无法冷冻储存。除了偶尔炖肉包饺子吃，一般人家很少买一块钱以上的肉，炒菜随吃随买。孩子买肉与买黄酱一样，不说斤两，只说钱数，“三毛钱的肉馅”、“五毛钱的肉”，是肉店里的常用语。两毛钱的肉也能切回一条，炒一个菜。直至60年代中期，一些大菜市场如西单菜市场等，还在用荷叶包肉馅。后来，荷叶为一种泛黄的蜡纸所替代。买排骨和带鱼的时候，孩子出于解馋的迫切心情，都跃跃欲试，争着去排队。邻居之间也相互传递消息，甚至奔走相告，无非是某某商店“来排骨了”、“来带鱼了”之类的信息。确如资中筠女士说的，那可是不得了的头等大事。得到信息后，马上家庭总动员，“三儿、四儿”地满院乱叫，逮着谁是谁，排队去。

猪肉除了直接吃，还有别的用途。那时，家家的厨房都备有花生油和荤油两种。花生油配给所限，不够吃，用荤油搭配，犹如馒头和窝头的搭配。荤油是从肥肉中炼出来的。“文革”后期，走后门之风猖獗，副食店的瘦肉、排骨，断不了被人从后门买走，摆在肉床子上的，尽是些“ 丹顶鹤”。没法儿炒菜，只能用来先炼大油，再回锅炒素菜。

有个叫倾倾的60年代出生的北京孩子，写了篇文章，取名《逝去的美味》，专说那个年代的吃，有一段涉及于此：

那时几乎所有副食品都是定量供应，花生油一人每月半斤，不够吃，家家炼大油（在北京也叫荤油）。炼大油用的猪肉油（板儿油）也是凭本供应，炼大油剩下的油渣儿是好东西，撒上椒盐，是不错的下酒菜，还可以烙脂油饼、做馅儿，香！6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蔬菜（1）

六七十年代，菜有粗细之分；吃蔬菜和水果，又有季节之分。

粗菜，即北方冬天离不开的那几样——大白菜、萝卜、土豆等。细菜要等到春末才逐渐下来。细菜上市是有次序的，始于5月份的黄瓜，10月，还能吃到论堆卖的茄子。

后来有“菜篮子工程”一说，其实用篮子买菜，是小脚老太太的事情。孩子给家里买菜，都用玻璃丝编的网兜。菜店一般在副食店隔壁，半露天，菜床子上的东西，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并非冬天吃不到夏天的菜，70年代以后，已有大棚产品上市，不是一般的贵，因而一般人家不敢问津。同一种菜，冬天和夏天价格能差出去近百倍。80年代初，这种局面依然。有年冬天，黄瓜卖到四块多钱一斤，听说天津某大学一个行政 10级的校领导和属下聊天，扬言他买的黄瓜，五分钱一斤。听者皆以为他在开玩笑，便有一搭无一搭地打听是哪买的。他答，哪都有，我是夏天买的。众笑。他则表情严肃地说，黄瓜冬天夏天吃起来一个味，为嘛非冬天吃不可？

北京的小水萝卜刚刚上市，其漂亮可以说是无法形容，真可以说是谁看见谁爱。小萝卜只有大拇指那样大，带着约10厘米长的绿缨，5 个一把，用一根草篾扎好，在菜车子上，在油盐店的菜床子上，整齐地摆着，用水淋得嫩红娇绿，远看似乎要滴出水来。买几把回去，把缨子切下来弃掉（老实说，丢掉真可惜），把那小小的萝卜轻轻用刀背一拍（千万不要切，一切就不好吃了），半碎之后，加少量盐一腌，把渗出的盐水倒掉，淋上调好的芝麻酱一拌，那味道真可以说是绝了。另外也可以用糖醋拌，但近似江南吃，远不如芝麻酱所拌之滋味隽永，直可入“家山清供”也。我几十年没有吃北京的芝麻酱拌小水萝卜了，怎么能不怀念它呢？7

孩子不比邓云乡，能把日常生活中一件平常的事情放大到诱人的程度。那时，小萝卜论把卖，几分至多毛把钱一把。孩子到了菜店，专拣个大把大的买，回家后也没耐心等到加工后上饭桌，把缨子一掐，在水管子上涮涮，就带皮吃了起来。味道有点辣，有点甜，爽脆适口。小萝卜留给北京孩子的，是每年那一二十天里的生吃的感觉。

入夏，细菜逐渐上市，像黄瓜、西红柿、豆角、柿子椒、冬瓜、茄子等等，开始还挺稀罕，也挺贵。谁家孩子去买头一拨上市的黄瓜或西红柿，会被寻常人家认做有钱没处花了，因为经验告诉人们，过不了几天，大拨的一下来，弄不好就得成灾，论堆卖。像黄瓜、西红柿这样的大众菜，也就几分钱一斤，那也有卖不动的时候，就论堆撮，五分钱或一毛钱一堆，甚至一两分钱一堆，或者一毛钱能买一筐或一车，如果你吃得下的话。演员王卫国被中戏录取前，在商店里卖菜，他回忆说，商业局秘书骑车来通知高考被录取消息时，他正坐在木头钱盒子上用簸箕撮茄子卖，一毛钱一簸箕。我的一个同事以前也卖过菜，曾说起一次卖韭菜，上午一毛钱一斤，下午五分，临下班一毛五一筐，剩下的第二天领导派他推了一车上街吆喝，说好一毛五，作为一天的销售任务。结果是他把一车韭菜直接推到垃圾站倒了，自己垫上一毛五交账，然后回家睡觉。我记得上中学时，曾经在快打烊的时候骑车路过一个菜店，柜台前的地上堆着不少茴香，售货员在大声吆喝，用兜售来形容都不准确，因为不要钱，随便拿。很多人家趁此当口成筐地往回买黄瓜、西红柿、豆角，做酱菜或酱，吃一个冬天没问题。有一阵子，家家做番茄酱，盛在医院打点滴用的玻璃瓶子里，用橡皮塞密封住，上锅蒸。入冬后打开炒菜做汤，味道自然比新鲜的差远了，可毕竟是大冬天吃上西红柿炒鸡蛋。只是那种瓶子口小，往外倒的时候很费劲，得用筷子、铁丝之类的东西硬往外捅，太麻烦。

孩子买菜，和买副食品之类的东西略有区别。买别的没挑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菜尽管当时还没有砍价一说，但好了坏了，老了嫩了，贵了便宜了，买主有挑选的余地。同一种菜，价格会随出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可挑的，不可挑的，过秤的，论堆撮的，价钱的差别很大。这也是不少做家长的不放心之所在。大人都想买到物美价廉可心的东西，有时候宁可多跑几家商店，孩子则是在完成任务，说买豆角，此家菜店有货，绝不再上彼家菜店比较，弄不好就买砸了，让大人皱眉头。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蔬菜（2）

有些落难及生活困难的人家，孩子早当家，专拣论堆撮的菜买。他们买菜不问质量，只看价钱，超前的享受是不去想的。我的一个朋友现在做饭很讲究，做什么菜搁哪些作料、搁多少，不搁哪些作料，说起来口若悬河。我曾向他打听当年一些菜种最初的上市季节和次序，答说不知道，他们家吃菜，大拨下来都不敢问津，直等到论堆卖时，才去光顾。不是舍不得，确实是吃不起。当年首都北京的家庭，用毛主席的话说，“ 此类情况甚多”。

11月初，大约在冷空气初次光顾北京前后，就到了冬储大白菜的时节。买大白菜，也是一场全家上阵的盛大活动。冬储大白菜按好坏（亦即菜芯的多少）分出几档，一、二级菜凭本定量供应，三级及等外菜敞开卖。一级菜两分五一斤，二级菜两分，三级菜一分，比零售价要便宜出几倍。和买白薯一样，每年此时，家家的孩子都得起大早顶着西北风排队，棉大衣是必备的行头。菜买到手以后，副食店用排子车挨户送货上门。后来，卡车或马车干脆把大白菜直接拉到居民点，副食店带秤及平板车深入基层，现场办公，那也得排大队。

家家都想多买点一级菜，不少人家煞费苦心，有时候大人干不成的事，孩子还真能立功。张锐是我的中学同学，如今供职的农科院，正是一个研究菜的机构。当年，排队买菜时，他用他哥哥单列的一个集体副食本，蹭购一级大白菜。售货员验本时曾正告他，此本不属于家庭副食本，购菜无效。但他不死心，趁乱“打劫”，不知用什么招最终竟蒙售货员写了本，多买了几百斤一级大白菜，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买到了等于别人家一倍的配给物品，要是在战场上，相当于比别人多抓了一倍的俘虏，立特等功都打不住。

每年初冬的这种狂买大白菜盛况大约持续一个多星期，直至剩一堆白菜子，最后由清洁工收摊。这阵子一过，大白菜还能买到，价钱就不能同日而语了。据说政府每年因冬储大白菜为市民贴出去不少钱，直至80年代，还有报道说，一年的大白菜补贴，等于两座立交桥。当然，孩子是没有这些概念的。很多孩子排了半天队，并不清楚冬储大白菜的价格合多少钱一斤，比零售菜价便宜多少。

11月初下来的大白菜，一般要吃到来年开春，老百姓即使不顿顿吃，也天天离不开它。储藏是个大问题，否则菜一烂，购菜时费的劲便前功尽弃。住平房和一楼的人家，通常是挥锹挖地窖；住楼上的也各显神通，变着法尽量让它保持水分。有在前后凉台挪来挪去的，有用报纸一棵一棵把白菜包起来的。好像是在进行一场马拉松竞赛，看谁家的大白菜能熬到最后且新鲜如初。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单位的食堂也跟着凑热闹，储存大白菜。像军队、高校这样的单位，人多，消费力强，购进的大白菜若堆积起来，能让孩子当山爬。这些菜也面临储藏问题，否则保质期有限。菜窖盛不下的时候，就得摆在明处，一棵棵并列在食堂外边墙根处或稍远一点的操场边上，上面盖着草垫子破棉被之类的东西。这类大院的孩子，除了买大白菜，还免不了夜间行动，结伙偷食堂的菜。偷大白菜，游戏的成分重于窃取。像《地下游击队》、《三进山城》这样的电影看多了，和平时代的孩子受电影情节刺激，总有一种从事地下活动的心劲在躁动，跃跃欲试。偷大白菜，就成了初冬时节这种模仿生活的第一选择。一般是白天踩点，制定方案，入夜，几个孩子一起行动，有放哨的，有作案的。都背擦墙用后脚跟走路，作隐蔽状，偷操场上的大白菜还得匍匐前进。接近目标时，迅速出击，一人抱一棵，往棉袄里一掖，拔腿就跑。和这种偷袭得手的喜悦相比，吃上白来的大白菜的得意劲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三部分：昨天的时尚水果（1）

那时候，北京市面上水果的品种很单调，如今一些大众习以为常的东西，当时不仅根本见不到，而且闻所未闻。

章含之在《我与乔冠华》这本书中，对一个细节的回忆，很可以说明问题。1974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她参加外交部干部下乡麦收劳动回来后，累得躺在藤椅里“腿都动不了了”，其丈夫乔冠华尚在外面赴宴：

九点刚过，冠华就回来了。一进院子就听见他急匆匆的脚步和大声的呼唤：“回来了？darling,你回来了？累坏了吧？！”我想站起来出去迎他，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只好扶着躺椅的把手站起来。此时，冠华已快步直奔书房，一手把我按回躺椅说：“不要动，不要动，绿豆汤喝了没有？”我说喝了，很好。冠华这时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调皮神情说：“我给你带回来一样新奇东西，你猜猜叫什么？”我笑他那么兴奋干什么。冠华从他的两个中山装口袋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