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病逝。
汉奸殷汝耕(1885-1947〕,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参与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议》及《塘沽协议》,从1935年12月26日至1937年月29日充任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政务长官,于1947年12月1日因汉奸罪在南京被处决。
“通县抗日事件”,原本非常清楚,连当时的日本资料也认为责任应当由陆军飞机来负,因为引起事件的主要原因是日军轰炸了保安队(虽然日本人称误炸)。可是,战后几十年过去,日本出版了几部为日军南京大屠杀翻案的书,却歪曲扩大事实把”通县抗日事件”拿来作文章,说成是他们进行报复屠杀的”原因”。
再说这块通县”慰灵碑”,长2.65米、宽0.95米、厚0.25米,全由汉白玉凿成,碑首题有铃木古井等侵华日军名字,碑上的文字虽然明显遭受了破坏,但仍依稀可辩标志着日本侵略的字句;据说,原来日本人还建有慰灵塔,早已被拆除了,这块碑原来就是立在慰灵塔前的,还有两块石碑,已经在1987年被收藏了起来。
天津”日清战役战殁者纪念碑”和海光寺神社
日本侵华,从1894年到1945年,从东北打到西南,若论修建这样的”碑”、”塔”和神社,真不知有多少!除了前文写过的保存在日本的”日清战役战死者纪念碑”以外,目前最早的还可以找到天津”北清战殁者纪念碑”的照片,那是日本人纪念参加八国联军攻破天津打进北京的,日本人把它树立在中国的事实本身足以说明日军侵略的本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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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7月13日,从凌晨起八国联军就兵分两路总攻天津城。在猛烈的炮火支持下,左路由俄国海军中将阿列克谢耶夫指挥的俄、德两国军队,从火车站沿河进攻城东北角三叉河口黑炮台一带;右路由日本福岛少将指挥的日、英、美、法、奥联军,从海光寺进攻天津城南门。城里2万余清军拚死抵抗,义和团在南门外挖开河堤,水淹五国联军;日,美、英、法、奥联军逆水进逼到城下,城上的清军据城反击,躲在濠沟和芦苇丛里的义和团发铳射击;这一仗击毙了美军上校团长、日军少佐,把800多侵略军变成了”战殁者”。
到了次日,日军强渡护城河炸塌了一段城墙,从缺口第一个攻进了天津,日英军陷落了南城;另一路俄军也攻进了东城厢;虽然城内的清军和义和团民坚持巷战,但是终于土枪大刀敌不过洋枪洋炮,中国守军伤亡过重力不能敌,天津城被联军陷落。
从7月14日起,八国联军把烧杀枪掠天津城变成了他们的节日,有记载道:”拂晓天津城破,居民争向北门逃走,多被洋兵打死街头,洋兵大肆抢掠,首当其冲的是当铺、金店、银号,然后是再抢其它商店和大户人家,各衙署也都被捣毁。”“同时联军还奸淫妇女,整整闹了三天。”“从锅店街估衣街起,直至针市街口,亦被烧盘尽。””以锦绣繁华之地,变为瓦砾纵横之场,实有目不忍睹者”。
从7月15日起,联军瓜分天津城,日据东南区,法据西北区,英据西南区,美占东北区,北门外还由俄、日两国军队占领,仍然陷天津于水火之中。据当时的一个美军说:”天津如一块肥肉,肉均刮尽,只余干枯之骨矣。千奇百怪,可惊可惧之,残害、凌辱皆公然出现于世。”在八国联军之中,更有其最凶恶者就是日军,从此一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军占据天津城里城外,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屈辱所在。
海光寺这个地名,已有300年了,据说天津这里明代有八景,其中之一”定南禾风”指的便是海光寺这一片的田园风光;早在1705年清朝初年,一位法名成衡的高僧来到现今的天津之地,见到南门外一带河渠纵横水网泛波,颇有江南水乡鱼米泽国的风貌,便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金碧辉煌宏伟轩昂的寺院,取名普陀寺,引来远近的信徒香客络绎不绝。到了1719年,一次康熙南巡路过天津时,普陀寺的成衡在西淀恭迎,不仅善于书画而且对答如流,一时令康熙皇帝龙心大悦兴之所至赐普陀寺名海光寺,不但亲笔题写了皇匾”随处湘音”,还书就了”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楹联赐给海光寺。
获得皇上的青睐,海光寺从此名声大噪,上好下迎许多官、商也纷纷解囊,海光寺又得以扩充、修缮,寺外两道水渠,水边万株杨柳,终成了绿柳红莲交相辉映的美景胜地,一座欢喜桥上冬日观霁,”平桥积雪”从此被列为了津门十景之一。
到了1736年,干隆皇帝下江南从此而过,不但为海光寺题写了匾额,还为海光寺写下了大殿额和对联,从此将海光寺定为了行宫,这里名声更盛香火更旺,竟被视为到天津不可不到的吉祥宝地了。
海光寺的衰落伴随着大清国的厄运,到了咸丰朝好似恶梦接踵而至。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破大沽炮台,沿海河上行进到三岔河口一带。咸丰皇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这二位一到就看中了海光寺,把它作了宴请英、俄、美三国公使的地方。最后还在这里被迫签订了《天津条约》,海光寺从此戴上了屈辱的”签约寺”的别称。
到了1860年,西方列强再次占领天津城,英法联军占河北望海寺设北营,占城南海光寺设南营,”签约寺”又一度变成了侵略军的”占领寺”,连天津知府都曾经被英法联军扣押在海光寺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成为洋务运动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海光寺周围率先成为清王朝西洋化的”特区”,这一带成为天津军火机器局的分局,称为西局。史书有载:”西局有八厂,共屋百余间,环于海光寺外。”也带给了海光寺一段不算太短的辉煌。1870年,李鸿章接管天津机器局;1886年,李鸿章为了接待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环视察西局,把海光寺作为了醇亲王的行辕,不但将海光寺油饰一新,还从上海调来摩电灯和摩电师,海光寺成为天津乃至全国最早亮起电灯的地方之一。
可叹1900年”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把海光寺一带重又变成战场,与清军与义和团展开激战,海光寺被八国联军的炮火彻底摧毁,日军霸占海光寺废墟建起了兵营,转年一纸《辛丑条约》把海光寺划入了日租界,日本人一占领就把街道地名都改成为日本名,什么”住吉街”、”福岛街”、”三岛街”、”伏见街”等等,唯独留下了海光寺有名无实的地名;在”海光寺路”上,不但海光寺片瓦不存,就连三个字地名都归给了日本人,”海光寺”成为中国人民的耻辱。到1903年4、5月间,在这里驻扎了日军司令部,从此后整整45年时间,日本人把海光寺变成了策划侵华阴谋的大本营,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窟,当然也少不了修建日本神社,据记载还不止一座,在”宫岛街”即现在的鞍山道八一礼堂原址也有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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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神社
日本友人东史郎在《东史郎日记》里记有1941年底所属日军从石家庄到大连的情况:出山海参关经奉天“我们于11月10日早晨8点到达了大连,登上明信片上常常看到的圆形码头大楼,在大连艺妓的陪侍下美美地吃了顿午饭。午饭结束,在市区行进,去参拜大连神社。经过大连本愿寺、金比罗神社……”一到大连就要列队参拜神社,可见神社在日本军队心目中所占的崇高的地位,也可见日本人在大连修建的神社不止于这一两座,还有树立在白玉山上的“表忠塔”……
日本侵略中国,除台湾外,最早最久的地方可以算是大连;谗唌欲滴虎视眈眈地盯着中国东北,这里是战略位置最佳的桥头堡。1894年,日军第一次侵占这里,一手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旅顺大屠杀”……甲午海战过后,日军兵分两路侵入东北,其中一路专门组建的第二军于10月24日在庄河花园口登陆,一路冲杀于11月21日攻进旅顺口,便开始了三天三夜的血腥屠城,惨杀了中国军民老少妇孺2万多人,全城只留下抬尸队36人活口。
当时西方各国报章曾进行了有大量的报道和批评,如亲临其境的英国人詹姆斯•阿伦记录下了日军灭绝人性杀人取乐的暴行:“经过一处,看见十来个日本兵,捉了许多逃难的人,把那辫子打了个结,当做枪靶子打。有时斩下一只手,有时割下一只耳,有时剁下一只脚,有时砍下一个头,好象惨杀一个,他便快活一分。”美国记者克列尔曼在1894年11月24日从旅顺寄回美国的报道中写道:“……涉水过一小浅河,冻得打寒颤,跌落在冰水内,日步兵一队排列河边一齐放枪,向落水之人击弹。有两人过河,其中一人携带两孩,过河登岸时尚未立足,日马兵一队跑来杀死一人,剩下一人同两孩退避入水后亦被射死。”
连日军间谍向野坚一在日记里也记下了:”因为山地将军……下达了除妇女老幼以外全部消灭的命令,旅顺实在是惨而又惨,造成了旅顺港恰似血流成河之感。”清楚地记载了是日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中将亲自下令制造了这些惨案。
从侵华日军的旅顺大屠杀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初版;这样一支残无人道的军队这样一些灭绝人性的军人,就像一群初尝血腥的豺狼,再一次兽性发作血屠南京便会是他们必然的选择。
后来,1896年11月在旅顺大屠杀殉难两周年时,清政府派候补直隶知州顾元勋顺应民意树碑修墓立下了”万忠墓”三字大碑。到”九?一八事变”前夕,旅顺日本民政署长阪东妄图毁掉万忠墓,旅顺百姓推举商会会长与日本当局交涉,诘问阪东:”白玉山的纳骨祠(日本军人的白玉塔)搬不搬?纳骨祠不搬,万忠墓就不能搬!”严词抵挡住了日本人毁碑墓阴谋。如今万忠墓已经扩建成万忠墓纪念馆,成为祭祀英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
日本侵占旅大地区40年,从大屠杀镇压开刀,然后祭起了软硬的两手,一方面继续武力高压,另一方面实行奴化教育;同时日军也要自我打气输氧,所以把日本的国家神道强加到中国大地占领政策重要的一着。日本的神道建筑跟随到大陆,早在1894年侵入中国就有,时间稍微一长,每占一地必建神社,早在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中就有许多神道神职人员跟随着一路报务,各种神道祭祀活动一直伴随着战争的进程。在旅顺、大连殖民政权建立以后,很快即着手筹建大连神社(地址在现在的大连外国语学院),在1905年9月举行奠基典礼,1909年10月神社大殿落成,还有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题写了匾牌;位居大连地位自不一般,大连神社平地竖起,连日本皇室的成员来到大连,都会来此亲拜,所谓是对关东州的莫大的荣幸和极大的鼓舞;有满铁会社每年提供大笔经费,在每年的例祭,大连市长以下各级政府官员都会来此正式参拜,在1928年11月举行”大赏祭”时,身在大连的关东军政最高长官和大连市长等还以”币帛进贡使”的名份参拜,日本统治者完全把神道神社当成了一种重要的精神支柱。
到1914年,沙河口神社(现在的兴工街)又建成,接着在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处都建起了神社。直到即将战败的1944年,还在旅顺修建了”关东神宫”,祈求神灵保佑。
在旅大地区的日本神社的神道祭祀活动与日本国内”官、国币社”的仪礼完全相同,神社里一般都设有一名以上的神职人员;到1920年还设立了满洲神职会,组织神职人员交流信息,进行”业务”研究活动,也围绕神社举办一些其它的事业。
日本占领下的”关东州”殖民当局,都设有固定的行政部门分管宗教事务,在1922年发布了《关于关东州及南满铁道附属地神社规则》和《关东州及南满铁道附属地寺院、教会、庙宇、其它传道所规则》,规定了祭祀仪式、例行仪式、神职人员的职务和薪金等事项。在1934年12月实施关东局官制以后,神社及宗教事务都由内务部学务课分管;总之,只要日本国内神社有的,这里都有,一切完全遵从国家神道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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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神社和”鸭绿江战绩碑”
1904年,原安东的七道沟一带沦为日本的租借地,镇江山成了日中两边的分水岭,阴坡属于中国管辖区,阳坡成了日本租借地的范围。1905年5月,这里来了个日本和尚细野,法号南岳禅师,本地人不明细里以为他是纯粹的僧人,即称他南岳和尚。这位和尚搞的名堂有些不伦不类,即像佛教的临济宗,又有日本神道的东西,尽管佛、神合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