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前辈周草窗所绘的那幅著名的《鹃华秋色图》。对于祖籍山东，因世乱兵危、国破家难流落江南，并一直为此积郁在心的周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方式能给予他慰藉与解脱，并为他提供在精神世界里重回家园的捷径呢？尽管作为南宋遗老的代表他对赵政治上的失节私下里肯定不以为然，但在这样的殷勤与主动示好面前，又焉能翻得下脸来？何况在此前后赵又三天两头给他寄诗、写信，嘘寒问暖什么的。同样的例子还有赵对与他齐名的鲜于伯机、高克恭、李仲宾，包括故老相传一向不给他好脸色看的堂兄赵子固等的恭维与吹嘘，包括在人家的书画作品上主动题跋，推崇备至，表示自己技不如人，如此等等，无不是他在当时的被动局面下所采取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这里还应该提到的一个著名人物是吴中高士宋子虚，此人宋亡后隐居不仕，品学俱优，是受人敬重的文坛前辈。尤其是他晚年呕心沥血所推出的力作《啽呓集》，借政治讽喻诗的形式，将历史上的一干忠奸人物尽情褒贬了一番，嘻笑怒骂，痛快淋漓。其中涉及元初部分如叶李、留梦炎等降元宋臣均难逃笔伐之厄，却单单漏掉了同为降臣的赵孟頫。此事从表面看虽然有些不尽合理，事实上不妨同样看作是出色的公关能力运作的结果。考虑到赵一生自重身份，很少为人作序。因此次年宋的新书《翠寒集》卷首那篇珠唾玉咳的文字，恐怕就不能简单看成是朋友间的相互捧场了。何况两人当时甚至还不相识。当然，赵善舞的长袖固然能于生前抹去所有针对他的不利批评，身后的事情恐怕就很难再由他自己来作主了。比如见于《式古堂书画汇考》的《春郊挟弹图》卷末那首著名的七言歌行，就曾将他骂得狗血喷头：“赵松雪，宋宗室。画唐马，称第一。至今笔踪俨若生，张弓弹雀意气横。会将文墨动元主，拜官翰林贵无比。诗辞婉丽字风流，千金未许易片纸。金莲醉动玉堂仙，父子归来共被眠。锦缆牙樯非昨梦，岂无十亩种瓜田。李潭州，文丞相，口血模糊尸铁强。一瓣香，为有此，何人慷慨崖山死。董狐有笔直如弦，元宋分明两青史。”作者黄溍为元至顺间诗人兼经史学者，书画上也很有一手，说起来还是赵的一名后世崇拜者，岂料原则问题上说话行事却一点也不含糊。与这首真实的慷慨激昂的诗篇相比，同为元人的姚桐寿《乐郊私语》里记载的那个故事则因过于夸张离奇从而显得有些不大可信。“赵子固，宋宗室也，入本朝，不乐仕进……公从弟子昂自苕中来访，公闭门不纳，夫人劝之，始令从后门入。坐定，公问：‘弁山，笠泽（分别为湖州、吴江著名山水，世多高人隐居）近来佳否？’子昂云‘佳’。公曰：‘弟奈山泽佳何？’子昂惭退。公使令苍头濯其坐具（吩咐奴仆将赵所坐之椅冲洗一遍），盖恶其作宾朝家（出仕新朝）也。”由于今人蒋天恪经考证已得出赵子固的卒年在宋亡以前这一结论，从时间上推断两人事实上不大可能有此一番交往。但从另一侧面，也可看出民间舆论对赵以宋室子弟身份仕元一事的态度以及不肯放过一切机会进行讥刺与抨击。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6)

杭州的街道在炎夏中呈现出新旧交替时代所特有的那种混乱肃杀景象。西子湖边昔日山外青山楼外楼的繁华盛况固然依稀尚在，但游船上歌妓弦间令闻者心荡的吴侬软语中，早已夹进了几分金戈铁马和胡笳羌笛之声。凤凰山上的宏伟宫殿也因一个妄人杨琏真迦的肆意毁坏——据称为断宋朝龙脉——从而瓦砾遍地，芟夷芜秽，令人无不起铜驼荒草之思。佑圣观到官巷口一带的商业密集区看来也好不了多少。沿街的大小酒店门口到处是耀武扬威，且喝得醉熏熏的蒙古人、色目人和番僧。由于连年战争引起的供给紧张，物价昂贵，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全面爆发。而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使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前程无望，甚至连生计也成了问题，于是不得不降尊纡贵混迹风尘，靠在衙门打杂和给瓦子勾栏写曲子聊以度日。其中为我们所熟悉的就有马致远、关汉卿、白朴、张养浩等知名文人，这种情况跟今天作家、诗人为了赚钱争着给电视台写连续剧倒有几分相似。尽管对元代的文学史来说，这倒未尝是件坏事。最近四川的文化大腕魏明伦继余秋雨、余光中之后在长沙岳麓书院开讲，试图以他个人发明的术语“编剧主将制”界定此一时期的特殊创作现象，指的应该就是这帮穷愁潦倒的才子对于中国戏剧的杰出贡献。

与此相反，对于同一城市里以识时务者自居的那一批人，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命运与机缘。首先，在山水绝秀的西湖沿岸有一幢别墅，是这些人的一个共同标志。富裕的家产，差强人意的官职，不菲的俸入。当然还应加上宅中收藏品的数量以及书画或文学上的赫赫声名。其次座落在葛岭附近的新派隐士鲜于伯机的霜鹤堂，也是衡量当时文人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点。元成宗大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当此轩落成之际，几乎江浙行省辖内所有跟文艺能沾上点边的官僚政客、名公大儒均摩肩接踵来此庆贺。作为主人对来宾除酒宴外的盛情款待，是一卷新弄到手的北宋郭熙《雪霁江行图》真迹和由郭天锡收藏的王右军《思想帖》残本。在事后由他们中的皎皎者赵孟頫主笔的题款中，还保存了一份珍贵的与会主要人物的名单。“大德二年二月念三日，霍肃清臣，周密公瑾，郭天锡佑之，张伯淳师道，廉希贡端甫，马昫德昌，乔篑成仲山，杨肯堂子构，李衎仲宾，王芝子庆，赵孟頫子昂，邓文原善之，集鲜于伯机池上。佑之出右军《思想帖》真迹，有龙跳天门、虎卧凤阁之势，观者无不咨嗟叹赏，神物之难遇也，孟頫书。”（四库本汪珂玉《珊瑚网》卷一）截止此时，赵的身份应该还是象他自己说的所谓厌官思隐的急流勇退者。一个月后他甚至又满怀虔诚之情精绘了一帧陶渊明像，同时在爱姬管氏刚脱稿的《梅竹卷》上题下“小径幽然临石砌，斜蹊清雅护苔封。炉香枭枭茶烟好，逸兴飘然岂俗同”这样似不食人间烟火的雅句。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那时的赵实际上已处于政治上又一次飞黄腾达的前夜，象一个老资格的斗牛士再度勇猛上场且已将红绸在眼前抖开。由于整个过程都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对于他绸布后面的面容，以及面容后面的真实思想，我们事前几乎一无所知。

一年后的盛夏，薄暮时分，吴山下森严的江浙行省官署照例在夕照中发出眩目的光辉。由于当时正逢大小衙门退堂时刻，省府门前轿舆起降，皂吏喝道，车如流水马如龙，一派富贵威赫气象自难描述。这样的场景里如果谁正好看到有一个熟悉的气度轩昂的中年男子前拥后呼从里面走出来，那也没有什么好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这个人就是我们相识已久，相知已深的艺术大师兼资深政治家赵孟頫。在借口养病从当初险恶而复杂的庙堂形势中脱身，潇潇洒洒过上几年逍遥的江湖生活以后，既为自己胸中久久盘旋不去的济世之梦，同时世祖崩后一度内乱的铁木尔政权逐渐稳固，部分恢复新政，以及改江淮行省为江浙行省，并决定将省府从扬州移往杭州等重大举措，看来也有足够的理由令他感到深受鼓舞，并毅然决定再度出山。不清楚在这次带有突发性质的重返政坛中赵个人意志所占的比例，但至少从他上任后的种种表现来看，倒也不像是如当年那样想在仕途上高歌猛进的样子。也许，既不开罪朝廷，同时也尽可能满足个人利益，大约就是他为自己设计的最新角色定位吧！更何况他坐上的正三品江浙行省儒学提举这把交椅，那可是比当年杭州的风流太守苏东坡还要惬意的职务。是啊，让一个人以牺牲个人名誉为代价效忠新朝的人说不干就不干了那也实在是太难了。不用说当时有意将其树为宣传典型的元政府不会轻易放过他，就是赵自己夙夜扪心，恐怕也会觉得这样做实在有些太不划算。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7)

搜集中年赵孟頫主要作品的各种临本及印刷专集，企图通过对文字和内容的研究揣摩进入他真实的内心世界，也许是我在此文的写作中最费时费力且劳而无功的事情。更要命的是，这一努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反倒成为对我自己最初动机的一种反讽。看看他笔下这些令人思邈神远的动人图景吧：清绝的山水，古松修竹，凌寒独开的梅花，草庐中静修或小艇上独钓的隐者的背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力量和精神情操，可以说在他传神的画笔下被演绎得尽善尽美。不过叫人遗憾的是，相比较他略晚的元代另一杰出画家倪瓒，赵的这些作品显然更多地带有装饰风格和灵肉分离的特征。也就是说，当他的才华与艺术功力在纸面上腾跃的时候，他的心灵却不在那里。我注意到在他公元一二九九年八月再度欣然出任前夕，尚精心绘制了一幅《桐荫高士图轴》送给一个朋友。甚至还在宋高宗赵构所书的《孝经》上题款，恭称“中兴皇上，非独以孝敬达于中国，而以奎画行于天下，遒劲婉丽，稼纤巨细，一崇格法，虽锺、王复书，虞、诸再世，未易过此。”前后也就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位宋高宗的嫡孙转眼就成了元成宗的宠臣，而桐荫下号称隐而不仕的高士头上的荷冠，恐怕也得改换成一顶簇新的“集贤直学士、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的官帽了。

还有什么比让一个扬言退隐的人在官场重又频频出镜更严厉，同时也更具戏剧性的惩罚呢？尽管赵表面看上去不露声色，一副心安理得、气定神闲的样子，私底下想必也会为自己好不容易扭转过来的形象重遭损毁感到十分尴尬。好在多年的官场履练早已使他学会了忍耐与逆来顺受。再说与由此获得的现实的利益相比，这点精神的损失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这个职位跟从前在京师的侍臣生涯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至少对他其时正处于高峰期的创作状态并无多大影响。首先公堂上可以随意摊纸泼墨就是一大便利。其次工作量不大，职能相对独立，不必整天处于政治漩涡中担惊受怕，两位主管上司左右参知政事燕公楠与郝天珽又都系文人出身，喜欢艺术与经史，且与他私交都相当不错，也颇令人惬意与喜出望外。《客杭日记》的作者郭畀公元一三○八年秋天来杭公干，由知情朋友提供的有可能顺利找到赵的地点，竟然是西湖边的几所知名寺庙里，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到玄同观……是日郝左丞赵子昂方会而去。”“湖上兜率寺见赵子昂学士不遇，乃侄赵仲美具茶讫，致意。”“玄同观见赵子昂，时郝左丞坐正席，子昂问都下事。”在漫长的为期十年的江浙儒学提举任上，这几乎可以看作是赵工作及生活实况的一个缩影。如果说那时他除了每月定期回德清或湖州的家中度假外还有什么别的爱去的地方，估计就是因藏有王羲之《快雪时晴帖》而闻名于世的杭州名士郭天锡的此静轩，或者与他书法齐名的鲜于伯机新盖的规模宏丽的别墅了。在那里他们切磋技艺，议论时事，临摹或品评鉴赏前代的法书名画。令人奇怪的是，尽管其时赵的身份已由采菊东篱的雅士魔术般变回从前路人侧目的朝廷新贵，但朋友圈子里的那些人对他的态度似乎并未有多大变化。而他自己偶然在某种场合遇到诘责与蔑视时也总爱以“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或“功名到手不可避，富贵逼人哪得休”诸如此类的借口来搪塞和自辨。言下之意当然是试图让公众产生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出仕并非他的本意，无奈朝廷错爱，不肯让他歇着，不得已只好出来勉为其难。前引《赵孟頫系年》一书在记录这帮元代历史上最杰出的才子的日常言行交往方面，做了大量详尽而有实效的工作，但至元三十一年甲午（1294年）条下称“是年，鲜于枢为孟頫书五言绝句四幅”一事显然由于作者失察误读，以至未免张冠李戴了。该书原引《石渠宝笈》卷三十七《元鲜于枢大书二十字一轴》中的原始文字是这样的：“至元甲午良月，北村市舶之赵翰林，以此四纸求余作大草书。久病目昏，不能对客，聊以应命，殊愧不工。他日再易，必又是病目时也。呵呵！鲜于枢。”任道斌先生似对文中“北村市舶”这一关键词未予深审——误人名为地名——从而将困学斋主人赠当时正打算去拜访赵的杭州著名诗人、画家，曾任庆元路市舶提举的汤北村的四屏大草，错判为应赵孟頫之请而书了。其实，从卷末赵题跋中“困学之书，妙入神品，仆所不及。然四幅不若合为一幅之为佳，爰使能者重装潢之”这样的口气，也能很容易看出此书跟赵应该并无直接关系。当然，少此一番翰墨因缘，于鲜赵两人的交情不可能有什么实际影响。事实上自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在杭州结识直到十年后鲜于枢辞世，赵对这位身世、经历、志趣与自己均有几分相似的朋友一直持礼甚恭。在明代杰出艺术家董其昌的著述中，后者还被夸张地说成是赵初学书艺时的老师。先后加入这个艺术圈子的还有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批重要人物。他们大多象赵那样言谈风雅，行事可疑，在艺术领域与官场上均有不俗表现。为了给自己既渴慕归隐，又难以割舍尘世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