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可能轻易踏入京师红尘。唯一的解释是托人辗转求书，这样于情于理方才说得过去。另外一个迹象是赵该年五月在京郊万柳堂挟妓饮酒一事，据陶南村《辍耕录》披露：“京师城外万柳堂，亦宴游处也。野云廉公一日置酒招疏斋卢公，松雪赵公同饮，时歌儿刘氏名解语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执杯，歌《小圣乐》……赵公喜，即席赋诗”。此诗即现存《松雪斋续集》中的《万柳堂席上作》，作者自己显然不愿收入，偏偏有好事者要将它找出来放上去，从而无意中作成了一段韵事文本意义上的完整。以一向爱以道学面目示人，老庄持重，不苟言笑的赵的名头，当初竟能置清议于不顾，表现得如此放开，这官看来是真的不想再当下去了。其中的心态与行为特征，与眼下媒体讨论的政界“五十九岁现象”，倒是颇多可以印证与同参之处。

还是在政治失意的一二九六年，赵就已经开始过关于将自己的形象从仕途显宦转为林下高士的尝试。并且用这一招牌非常成功地确立了在艺术界的地位。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他几乎再次用自己的肉体完成了对精神的完美的颠覆，这难免给那些攻讦他的人留下了更多的把柄。虽然朝廷的意旨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但他自己的言不由衷、见风使舵也是明摆着的。只是到了年迈体羸、垂垂老矣的一三一九年（六十六岁），才似乎真正从内心感觉到时间的无情和物质世界的空虚。在给好友袁桷的一封信中，他感叹自己“年齿日长，精力日衰，笔役研劳，渐学庸退”。同时，爱妻管氏的脚疾虽蒙皇帝特恩，令御医细心诊治，无奈反复多次不见起色，整天吵着要回去，想必也是当时促成他最后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在该年春夏之交，赵经郑重考虑与权衡后，正式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并有幸很快获得了批准。至此，历时三十二年几经沉浮的政治生涯终于全部结束。在归舟中应故人之子仇治所请为其父仇锷书墓志铭的赵如果转过身来回望舱外，也许碰巧会在船尾的波浪间看到几只盘旋的白色鸥鸟——他内在精神的象征物——正贴着水面自由自在地飞翔。但不幸的事情意外发生在中途。自四月二十五日携带家眷奴婢离京启程，五月十日船行至山东临清地界时，归途中一直辗转病榻，积重难返的夫人管仲姬突然撒手西去。三十年齐眉举案、相敬如宾的恩爱夫妻一朝说散就散，天上人间相隔，这显然迫使赵重新审视生命的意义并有理由对此产生本能的畏惧。扶柩南归路上在致京中同事及晚年最崇敬的朋友中峰明本的札中，他痛陈哀绪，声泪俱下，称“伤悼痛切，如在醉梦……岂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又称“哀痛之绝，几欲无生。忧患之余，两目昏暗，寻丈间不辨人物。足胫瘦瘁，行步艰难，亦非久于人间者”。我们注意到，作为一种自我心灵拯救手段，在此后约四年的家居岁月中，忏生与礼佛一直是他生活创作的一个主要课题。

当三十六年前义无反顾走出松雪斋去北京实现自己雄心勃勃的政治理想时，赵的年龄才不过三十出头。那时他在异族统治背景下的一番大胆作为尽管“惊世骇俗”，但在今天某些激进的历史学家眼里看来，应该也算不上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再说蒙古人席卷欧亚大陆的铁骑早已成为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的一部分，杭州岳坟秦桧跪像头上的唾沫据报载也日益稀少。这大概可以为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后记里所倡导的大历史观提供一些有用的例证吧。包括此文所要重点讨论的，其实也只是他的心灵状态而非改节仕元一事。而对赵本人来说，在历经多年的宦海沉浮与世态炎凉后，当他终于踌躇满志回到湖州的家中时，真正令他遗憾和感慨的恐怕已不是昔日反复纠缠自己的名节问题，而是门前月湖春水里的衰颜与满头白发了。由于那时两个儿子赵雍、赵奕均已先后结婚并定居郡城，德清的松雪斋虽令他情有独钟，但那里冷山僻水的地理环境显然不适合一个时刻需人照料的老人居住。这样，选择湖州城中江之汇东、甘棠桥西与旧居相邻的鸥波亭作为养老之所，看来已是当时情况下不得已的决定了。尽管他的族人与亲友中不乏有人对他不太友好，两位出身小家碧玉的儿媳看来又不善治家，以至“自老妻之亡，家务尽废，事事无人掌管”。加上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归来便著病疾，又遍体生疮，奇痒不可言，爬搔所不能快。终日茕然，独处一室，无复生意”。可以想象，在这样不尽人意的生理与心理境况中，他的晚年生活该是如何一副糟糕的模样了。更残酷的是，辞官以后所显示的种种迹象表明，除了大量求书画者依然蜂涌在门，“使人终日应酬，体疲眼暗，无策可免”外，已不大见得到有官场中人愿意嘘寒问暖地来与他周旋了。甚至昔日的朋辈中人也踵门者几绝。在这种情况下，一三二○年暮春已在京任侍读学士的故人袁桷顺道过此的一次短暂拜访，理所当然被他看作是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除了剪烛西窗，联席长谈，将满腹牢骚与落寞之情均向老友一倾为快外，他还在后者随身所携那幅有名的《王维辋川图》的卷末，题上了“余向僻处寡营，适清容过慰岑寂，并以佳卷索跋，欣喜无已”这样充满强烈感情色彩的文字。

在晚年造访鸥波亭的寥寥无几的来宾名单上，其中还有一位就是他的学生兼朋友，散文家杨载。《赵孟頫系年》说他“时迁宁国推官，归棺省墓，因过吴兴”，我估计私底下的目的大约是为自知不久于人世的赵的传记准备材料——通过口述、答问与侧记相结合的方式。甚至有可能就在现场完成了此文的写作与定稿。因为一年多后距赵突然猝亡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杨自己也随即因病匆匆辞世。这篇原题为《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知制诰兼修国史赵公行状》的洋洋六千余字长文，虽然堪称传世的有关赵生平最原始的记录，包括《元史》在内各种版本的作者传记无不取源于此。但由于受制于为尊者讳和文过饰非的拙劣文风，字里行间总使人觉得有一种不尽不实之感。比如至元末年权相桑哥在也里审班、也先贴木儿、阿利浑彻里三位大学士联名力奏下终于被诛，这件功劳居然也被算在了赵的头上。此说不仅与《元史·世祖实录》等书所述迥异，即使在同时代人的言行著述中也从未见有如此提法。另外大德年间赵因家乡德清连续干旱，曾率地方官员设醮求雨的松雪斋后龙洞一山，其址竟被说成是在山东济南郊外，可见传记作者对传主的生平事迹事实上并不十分了解。至于杨载本人自称与赵所谓二十年的亲密师生关系，除此次造访中所索得一幅行书千字文上有赵“延祐七年八月，杨仲弘过予松雪斋（其时赵刚好去德清山中避暑），秋热异于常年，殊无情思。二日，得雨，一洗烦暑。明旦，为写此赋”的亲笔题款，依稀可证明彼此间的交情外，其余往来均不见有任何记载。如果《元史》卷一九○中“吴兴赵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载之文名，隐然动京师”的说法可信，两人的正式相识交往应该不早于公元一三一○年，也即赵初任翰林待读学士，主持国史编纂工作——刚巧为其时任国史馆编辑的杨的顶头上司——的当年。而杨在传记写作过程中对赵声誉与行迹的百般呵护，显然与感恩之余极思报效的朴素心理有着直接的关系。细较《元史》里的本传与杨载所撰行状之间叙事的异同，应该可以发现有很多地方都相当有意思。

当然，对于其时已因“疾病缠身，羸弱不堪，几致无力跋新装池王献之《洛神赋》卷”，并热衷于忏生礼佛的赵本人来说，任何有关身后荣辱毁誉的话题显然不大可能再让他为之操心和左右了。即使他缜密的思想尚心犹未甘，他衰残的身体也已绝不允许。除了坚持不让自己言行相悖的文集在生前出版，当时他唯一还能做的事情，看来就是整天闭门闲坐，冥思静想，在病榻与药物之间打发自己生命最后的光阴。作为晚年生活难得的一抹亮色，至治二年春天，新登基不久的英宗皇帝曾委使臣携带衣酒等物前来探视，总算为他一生的政治梦想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两个月后的一三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在我们熟悉的湖州江之汇畔的私人别墅中，据言上午尚在“观书作字，谈笑如常”的赵“至暮倏然而逝”。六十九年的尘世浊梦至此全部付与声声相催的暮鼓晨钟，仿佛烟消云散，又仿佛花落水流。规制隆重的丧事结束后，他的遗体遵嘱由亲友护送立即被运往德清东衡，与五年前不幸劳燕分飞先走一步的爱妻管氏合葬在一起。尽管在后来的诗人兼乡贤蔡显临先生眼中看来，那里清溪数曲，松杉千树的典型林下景色事实上并不能遮去死者生前政治上的污点。是啊！“墓谒自书元学士，居人犹说宋王孙”。但今天赵孟頫旧居的参观者和莲花庄内品茶闲谈，言笑晏晏的游客显然不会再这么看，尤其是当他们被告知此人现今存世的近千件书画尺牍的总值，几乎相当于他们眼下逗留的这座城市年财政收入的五至六倍，这是怎样让人不可思议且两眼放光的事情。也许，对一位有争议的古人作出中肯公允的评价最终将取决于一个时代的道德水准与价值取向，而如此沉重的话题自然远非本文所能承载。正是基于这样的无奈与局限，几天前的一个黄昏，当我于霏霏细雨中伫立苕梁桥头，凝视暮色与江水环绕中的当年的鸥波亭遗址，内心突然涌现出的惶惑、失落与迷惘之情，一如眼前灰暗、湍流相激的水面上某种无助的漂浮物。真的，我不知道在文中是否已顺畅表达了自己写作时的初衷？我甚至不知道这些即兴写下的文字，其文本特征究竟接近于人物传记呢还是更象一篇精神分析报告？当然，如果是前者，我的喋喋不休可能已令读者烦厌；如果是后者，我真正想说的也许并没有说出。

二○○二年六月十六日写毕，时值

赵孟頫逝世六百八十周年忌日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1)

到了昆山不登玉峰，就像到了杭州不游西湖，难免会令人有一种如入宝山空手而还的怅憾之情，这无论在古代或当代的游客中都已成为一种共识。这座位于两条繁华大街交界点的山峰迄古至今一直是当地人民的骄傲。既醒目又儒雅，仿佛一首诗的标题或盖在山水长卷上的一方鲜红印鉴。虽说它的主峰不过百米左右，但历史上文化上的高度又岂是物质的计绘工具所能测量？那里有历经劫难留存下来的古刹、道观、碑刻、泉井、楼阁亭台，刘过、归有光的墓葬，陶澍的林迹亭，宋代高僧冲邈的翠微阁，清代刑部尚书徐乾学接待过康熙皇帝的私家花园遂园，顾炎武纪念馆，归庄的手刻以及元代名士顾阿瑛亲植的那一今春意盎然的并蒂莲。这张清单上甚至还没包括龚自珍的羽琌山庄和被誉为山中宰相的陈眉公隐居多年的宝颜堂。作为长江南岸争先恐后大打文化牌的那一大批新兴旅游城市之一，这样丰富的历史遗产真称得上是得天独厚。尤其是在一步步逼进世纪末的今天，一个外地游客只要他愿意从当地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生活中脱出身来，蓦然回首，就意味着他脚上铮亮、摩登的皮鞋一不小心就会踏到一段史迹或一个典故。

精干、黝黑、大腹便便的台湾客商是这里生活中的一大特色，并且总是与投资和娱乐活动联系在一起。街道上到处都是衣着光鲜、气度轩昂的行人还有名车。女士们从商厦匆匆出来，手上珠光宝气，一边走一边打电话，或者娇滴滴倚在马路两边鳞次栉比的专卖店精品屋的柜台上——以老板或二奶的身份——看书听评弹。从那里装饰得如同新潮杂志封面一样漂亮的玻璃店门望出去，玉峰文笔峰上的夕阳该已是凄迷朦胧的一副景象了吧——在这南方初冬忧郁的薄暮。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到四百年前，此刻应该已是梅花草堂主人晚饭后散步的固定时间。当时他的双眼因父亲张维翰猝亡所引发的长久恸哭，加上灯火寒窗几十年的功名事业已几近失明，因此每天出门除了以杖代目，还不得不由继子张桐搀扶着才能踽踽而行。想像网络时代的商业女性正期待阔绰顾客光临的目光中出现这样一位寒碜老者是相当滑稽的。但只要她们了解这位自号病居士的明代儒生曾经是昆山历史文化的见证人和书写者之一，并且将与玉峰（现名亭林公园）、昆石、项脊轩、抗清伟业、台商投资开发区、昆剧艺术以及距此不远的旅游胜地周庄等作为这座城市的骄傲性标志并垂不朽，想必她们浓妆艳抹，展示开放时代无限风光的俏脸上立刻就会回嗔作喜。真的，谁又能断言她们中间就没有一个人知道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呢？同样，谁也无法保证她们中不就是张的后辈。当然，在重修于一九九三年的新版《昆山县志》人物传中，我们将不无悲哀地发现，这个名字已被慷慨地奢侈地省略了——出于某种功利与盲目，以及对文学的蔑视。无独有偶，在半个世纪以来所出版的任何一部文学史上，你也休想读到这个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