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洪的终日相伴，加上朱对自己确实也似乎格外器重，再说几年来仿佛火焰加速器般积蓄的灵感也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安宁的环境来加以整理，以便让它们完美、精彩绝伦地呈现在纸上。白天两人一同在衙门喝酒批考卷，晚上则奋不顾身写诗。一段出自洪手笔的生活实录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他的写作热情到了如何疯狂的程度。首先晚上不大想睡觉是他的一个习惯。其次新作完成喜欢当场有人拜读叫好才算过瘾。由于两人同寝一室，作为唯一听众的洪于是只好每天晚上迷迷糊糊被他从床上拉起来。有一段时间黄才思敏捷，一晚上要接连写出好几首，“以是亮吉亦一夕数起，或通晓不寐”。天才人物身上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思想与行为不受制约，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不管别人死活。二十世纪的朱湘在自杀前写给友人的信中也曾说自己“每天二十四个钟点之内都在想着写诗，如今，总算是已经结清了旧账”，言下之意不无自忏与痛悔。以洪的厚道与豁达，当然不可能令对方扫兴，但一天公事下来晚上时常又无法安息，那种尴尬处境想来也实在令人同情。

几个月后发生在学政衙门里的一个小小事件，突然又使这好不容易维持住的平静生活土崩瓦解。由于与同事某就某个诗歌问题——以才气为诗抑或以学问为诗——争得不可开交，双方一时都不肯退让，黄一怒之下竟然扬长而去，并从此不见踪影。根据后来从徽州方面传来的消息，黄当日出门后即典衣买舟，乘兴访戴，去那里看望一个旧日朋友。这样的乖僻行为对黄本人来说当然是潇洒得可以，但对于洪，既担惊受怕，在朱和同事面前又要打起笑脸做和事老，也真够难为他了。此后黄俨然又恢复到从前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浪游者形象，足迹遍布江南各处，凭吊山水，谒访名贤，而洪则被迫回到阳湖家中，继续他兢兢业业的学问生涯和养家责任。

一年后两人在常熟虞山再度相见，祭奠他们的恩师兼道德楷模——死去差不多已有六年的著名学者邵齐焘先生。但黄一向天马行空的行事方式使这短暂聚首再度出现某种戏剧性的场面：向洪突然托付后事——以前所未有的伤感语调与郑重方式——并且非要洪担任自己遗作的编辑兼出版代理人。这样的荒唐念头当然为后者断然拒绝，但黄显然不是那种能轻易改变自己决定的人。甚至在洪力辞不果，不得已而勉强答应下来以后，还硬逼他在该地仲雍祠的大殿上焚香立誓才告罢休。在此我想我们恐怕已经开始涉及到隐藏在他身体内的那个家族的秘密-----一个阴影------令黄家数代人谈虎色变的肺结核症。现有文献资料不仅表明他的祖父、父亲、长兄、女儿、儿子均死于此症，“甚而至于他的夫人赵氏，我疑心她也是因病肺而致命的”（郁达夫《关于黄仲则》）。当时黄的年龄虽然只有二十六岁，但私下里受此病折磨已有近二十年的悠久历史。在我们现在所能读到的有关他形象的描绘中，黄看来属于那种宋玉、潘安式的标准美男。现存《清代学者像传合集》里的那幅唯一的遗像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也许正是因为他传神的文笔与俊朗的风仪一直令同时代人倾倒的缘故吧，以至白皙脸蛋上那两团终年不散的红晕，在一般人眼中也大多被认为是他神采的一部分，而根本不会想到它们竟然是结核病菌顽固盘踞的红色据点。在了解了这一不幸事实以后，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一直以父亲般的感情对待他的邵先生为什么在几乎每首赠他的诗中，都要喋喋不休地强调健康与心平气和的重要性。据黄自己回忆，邵甚至还千方百计为他觅来秘方，以细楷端抄寄赠于他。但黄身世与天赋之间的完全不成比例使他注定要成为李贺那样自虐型的诗人。这很难说是他的过错。正是与生俱来的那种强烈诗人气质使他敢于蔑视任何现实秩序和人情藩篱，象寻找风暴中心的火焰在发出巨大光照的同时也令自己坠入永恒的黑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虞山祭墓前的某个时期，他的身体再度遭受来自血液中的秘密敌人的无情打击（有关这一点后来我已经在黄作于次年的《呈袁简斋太史》四律所附的作者自注中“去秋先生招宴，以病未往”找到了佐证）。黄山绝顶的云烟，汩罗与剡溪深寒的秋水，这些骨清神逸的意象对诗歌也许是绝佳养料，而对一个资深肺结核患者来说则无疑是致命的。从他此后九年终因病入膏肓，客死异乡这不幸事实来看，当日虞山宗祠里的惶恐以及安排后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对自己日趋恶劣的健康状况有了清醒认识后，他非但没有就此有所收敛，恰恰相反，从他当年晚些时候作出选择寒冷的北京作为定居之所的决定来看，那简直是打定主意要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了。仿佛某种飞行速度的随意拉升和长跑运动员的中途冲刺——既任性又耗费能量——有关这一点我想我们以下很快就能看到。

无论对于家人、朋友以及作者个人，一七七五年冬末黄敝裘蹇驴突然出现在北京应该都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镜头。尽管时间过去已有两百余年，研究者对当初促成这一事件的内在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重视。从表面上看，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情既令人眼花缭乱彼此间又看似毫不相干。首先新年伊始他突然作客南京随园一事就颇多蹊跷，紧接着又通过袁枚与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公子尹似村拉上了关系。三月风风火火编定了个人诗集并自叙生平。四月再度拜访好友安徽太平知府沈既堂，作诗留别，首次透露自己即将北上的计划。六月以后情势又急转而下，出人意外地任职安徽寿州正阳书院讲习，与当地太守及地方缙绅打得火热，诗酒唱酬，一副打算长期住下去的样子。十月女儿病亡，家报传来，尽管悲痛不已，却又不想回去处理后事。十一月尹六公子应请为黄绘的那幅《云峰阁图》寄到，几天后我们发现他就立即辞去了寿州的职位，一马一担，冲寒冒雪，正式起程北上入都。如果我们将上述内容当作一册年度日记来观察，那么作为引人注目的封面与封底的两个重要事实，应该是他的恩师朱笥河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的消息和一直以来对他的政治偶像李白当年入都后的风光和传奇生活的倾慕与神往。一个大胆的设想是在此之前他因疾病日甚、功名蹉跎不得已再次上书朱乞求垂怜，而且这一招很有可能就是《乾嘉诗坛点将录》里封为“及时雨宋江”的袁枚代为筹措的妙计。朱当然不是那种胸襟狭隘、记人小过的人，这从他先安排黄在寿州任职用作过渡，入京后又将自己家的三间偏房让给他住这两件事就足以看得出来。

当在功名之途上打算走捷径的黄“絮帽不暖头，迎面玉龙戏”，拖着病体在通往京师的风雪中冲寒而行，洪依然羁留在阳湖家中。他本来也打算到北京去。在象黄一样以惊世才名蒙受连续十年名落孙山的羞辱后，终于在上年时来运转，乡试中举。但母亲的突然病危使他不得不放弃了这难得的三年一次的会试机会。当他接到黄通报自己最新行踪及打算的书札后，他显然对故友这种不肯下死功夫读书，挟策侯门，投机取巧的做法很不以为然。尤其是这么多年来扔下老母妻儿不管，只顾自己天南海北的潇洒，在他看来也与圣人“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相去甚远。在随后题为《送黄大之都门》的四首律诗中，他不仅直率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甚至还不无“应忆楚越依都遍，更向燕台试转蓬”“涉世未妨颜更冷，依人何意舌尚存”这样委婉的讽喻。许多人对黄殁后洪在致毕秋帆的信中公开披露两人的分歧，以及挽诗自注里抱怨“君（黄）不善摄生，去岁别西安，余又苦规之，君虽颔之，而不从也”的做法感到有些吃惊，其实这种态度倒是为洪所一以贯之，属于纯粹的朋友间的直言相告，依稀有几分类似杜甫当年对李白苦口婆心的劝阻。有意思的是，在某些朋友的诗文里，他们两人的关系确实也时常被比李白和杜甫。

按照当时常州到北京的水陆邮递速度，洪的回信及赠诗大约要到近一个半月后才能被置放于黄在京西横街寓所的案头，更何况当时他的人也早已乐颠颠赶去天津迎恭圣驾。当然，即使能够及时开缄，估计对他也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因为自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黄昏抵达京城，其风尘仆仆的身影仅两天后就已在朱笥河于陶然亭举行的那次诗会的座中俯仰随人，（据黄《哭龚梓树》自注，龚“正月初三卒”“时予至都甫十日”。另集中又有《乙末除夕前五日笥河先生偕集陶然亭分韵得影字》诗题，由是推之）并由此结识了翁方纲、纪晓岚、蒋心余、王阑泉等京师文坛的权要人物。这些城府极深的长者大人为博取举荐贤者、奖掖后进的名声，加上主人朱筠的面子，大大的称赞几句那当然是免不了的。这不免令黄深受鼓舞。这时命运也似乎要给这位困顿多年的落魄才子一个难得的机会，因平定金川噶尔丹叛乱从而踌躇满志的乾隆在班师回銮的途中，突然心血来潮，恩准天下才子寒士在天津接驾，并决定同时举办全国性诗歌大赛，获胜者将根据成绩分别奖以大小不等的官职。闻讯之下大喜欲狂的黄当即呕心沥血准备了长短诗作二十一首，外加颂文两篇赶去参加，并以二等奖的名次获得两匹绸缎和一个四库全书抄写员的封赏。也许在旁人看来，以黄当世第一的诗名位居朝中最微的官职，这就象神话中的孙行者被授予弼马温那样简直就是一种讽刺。而事实上黄自己当时非但不这么认为，甚至不无提刀而立、顾盼自雄之色。这从他随后发给洪的一封急函中可以看得出来。在信中他除了以洋洋得意的口气命令洪立即设法将他的老母妻儿弄来，以便让她们同沾圣恩外，还大言煌煌地宣称：“人言长安居不易者，误矣！”而后者尽管认为这种安排十分不妥，但由于为朋友事业上的进展感到高兴，同时也不想败了他的兴头，于是百般设计将黄的祖居两当轩质押，得银三十两，物色可靠族人将黄家主仆七人及时护送进京。然而不过两年以后，我们将看到这扶老携幼的移家一幕再度在连接常州与北京的运河上重演，不过方向恰恰相反——不是进都，而是出都——由于经济窘迫加上身体状况的日趋恶化，黄不得不为自己当初的浪漫与轻率付出代价。当然，回程的盘缠以及家眷回乡后的生计等俗事，照例还得由洪一一代为筹措。而他自己需要做的也许仅仅是：仰天长啸，荷戟彷徨，用清遒的八分书在仿宋古纸上写几行类似“野火春风句全删，今日长安住较难”或“入世无妨醒是醉，谋生敢道贫非病”这样风雅、潇洒的句子，再将它们寄给洪——让他学习学习、揣摩揣摩——这事看来也就完了。

第四部分清朝的李白(3)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发生了什么？这无疑是我们解剖黄晚年生活的关键。虽然这方面的大致轮廓并非无迹可寻，但要将这些散落在他诗集以及旁人著作中的零言片语拼凑成完整的生活图象则依然困难重重。首先记事人的身份、背景、目的与传主的亲疏关系，看问题的角度等无不影响着文字的可信程度。更何况某些长者大人在回忆与黄生前的交往时有意推卸责任，文过饰非，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在此我只要举出翁方纲为黄诗集所撰的那篇序言就很能说明问题。此人系乾嘉诗坛的一位重要角色，清代四大诗派之一的“肌理诗”的理论创导者，常州文人的精神领袖。自黄入都后就一直以同乡与前辈的身份笼络着他。又是请看收藏又是以先祖画像索题。还共同发起组织都门诗社，几乎三天两头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然而正是这个伪善的老头，在黄死后不仅胡说什么“每来吾斋，拜文节（宋代诗人黄庭坚，据云为黄先祖）像，辄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语，欲与相观于深处，而孰知其饥寒驱迫……其精气已长往矣”，甚至还单凭个人好恶将黄的两千首遗诗删得只剩下五百首。以至连一向不与人忤的洪稚存也看不过去，出来打抱不平，批评翁“删除风月少精神”。《清诗的春夏》的作者周黎庵先生更是认为“幸而仲则诗后来有了足本行世迄今，而翁刻究未为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则，这位绝代风华的薄命诗人不知要被肌理诗论糟蹋到什么样子。”

黄仲则诗中有一种类似海底珊瑚与昆仑灵芝那样的东西——瑰丽与清俊。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加上对事物细致精辟的本质把握，以及体贴入微的语言，使得他写诗神奇得犹如魔术师从盖有黑布的暗箱里掏东西，又仿佛一手握管一手同时拿着显微镜。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与当时风靡文坛的性灵主义诗歌同出一辙，但同样的生活场景、意象、山水与情感细节，在他笔下往往别是一番面目与滋味，这就是天才的力量。他写七言古诗犹如大禹治水，写七律好象庖丁解牛，或者孔令辉打乒乓球。尤其是他艺术生命达到颠峰的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那几年，功力上差不多达到了打通全身经脉的武学大师那种摘叶成剑，无招为有招的境界。我们几乎完全可以假设，如果不是随后突然作出的贸然入都的决定，在支撑清诗辉煌与高度的由吴梅村、龚自珍与他所组成的那个令人有高山仰止之叹的三角型支柱，由于他的高出一头，以至这个比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