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禁不住让人悲从中来。是的，选择诗歌作为人生梦想的主要栖息地，也许太素一生中犯下的最大一个错误。唉！叫我如何形容他呢？他的心灵象黎明时分港口的汽笛可以瞬息到达彼岸，他贫乏的想象力却象又破又旧的驳船不得不在水面吃力地爬行。

与她缄默、敦厚的夫君相比，顾的才貌以及社交能力无疑都要高出一筹。这个身世神秘的女人，多愁善感的女人，既精通琴瑟，针线上也照样拿得起的女人。作为谪戍的满清名臣鄂尔泰的孙女，她二十岁以前的生活对文学史家来说至今都是一个难解的谜团。包括回到北京后最初几年的行踪，同样也罕为人知。自二十六岁嫁给与她同龄的荣亲王奕绘到后者四十岁因心力交瘁逝世，十四年的婚姻生活尽管珠绕玉围，但在夫唱妇随、互敬互爱的日常表层之下，她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留有一个空间保存着完全属于她个人的情感与秘密。她诗词中大量出现的、乐此不疲的赠怀游冶之作，也向我们发出了这方面的一个危险信号。近世有些文章谈到她早年苏州的歌女生涯，还有人甚至直接说她曾在青楼为妓。就算我们对这些说法姑置不论，但让一个从前的风流人物在婚姻中按部就班、循规循距多少还是有点残忍的。因此，明善与太清的结合在我看来颇有点象是香港的烟草商人黄和祥娶了影星巩俐。可以想见在太平湖畔的这座风光旖旎的幽深邸宅里，她的幸福生活如同门前春天的湖水那样清澈明静，而她的寂寞差不多也有同样的深度。另外考虑到习性、思想、观念、行止上的种种差异，我敢担保她与她的婆婆绵亿夫人、太素正室妙华夫人、非嫡生的长子载钧等的关系混得也不会怎么样。这一点从这些人一开始就对婚事持反对态度就可得知。唯一对她爱怜有加并可以倚之如长城的一个人就是她的丈夫，还有一只雪狮子猫和一只名叫双环的小狗，也即龚自珍诗中所谓“长安俊物”。

第四部分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3)

五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发生在当初的这场围绕丁香花案展开的争论是多么的片面且于事无补。再翻出张璋编校的《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附录部分，有那么多文人学者卷入了这场讼案，舍本求末地各执一词。藏书家陈士可好不容易弄到久佚的太清词集，著《蕙风词话》的况周颐被里面的内容吓坏了，删改过半不说，私下里又抽去八首，硬是把阮玲玉弄成了祥林嫂模样后才敢由西冷印社出版。吴昌绶编《定庵先生年谱》，置龚父任上海警备司令多年，岁入巨万，动辄几千银子汇至京师供儿子买古董的事实于不顾，将龚道光十九年的出逃说成是“先生官京师冷署，俸入本薄……境遂大困”。意思是说因为饿肚子才突然想到辞职回家的。冒鹤亭从其外祖父周星诒先生处得闻龚顾韵事，私心慕之，除转述好友曾朴外，另作《太清遗事诗》六绝句纪怀。身为满人后裔的书法家启功先生对此颇多诘责，“无论其事曾氏无从得的知，即冒翁又何从而目遇”。好家伙，不是亲眼看见的简直就不能说了。龚逃离京师后老婆儿子多次致信要求将她们接回杭州，然而龚始终“惮国门不敢入”，“遣一仆入都迎眷，自驻任丘县待之”。“儿子书来，乞稍稍北，乃进次于雄县”。“又请，乃又进，次于固安县”这样出于龚自述的证据凿凿的事情，也被在丁香花一案中持否定意见的孟森先生解释成是“定公清兴所至，原难以常理论”。另外，对于龚在丹阳的暴毙，当代学人朱维铮先生认为“说不定就是乱吃乱喝，得了某种急性传染病而死”。而在此之前，以女文豪自命的苏雪林甚至将龚诗中对一大脚女子反复多次，毫不掩饰的赞美，也非要小心翼翼绕过顾太清，将之考证为是对另一满族女子的恋情──道德捍卫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顺便说一句，苏的那篇考证龚顾情事的文章不值一驳）但有一个真实得让人害怕，象天安门矗立在长安街上那样的事实他们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龚写于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具体的地点、场景、人物，具体的交往情节与特殊环境中人的服饰，除顾太清外简直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即使辨舌若电，与人为善如孟森先生者，也不得不承认“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但如果谁认为这种对私情的大胆描述系作者行文粗疏，失于检点所至，那他肯定是错了。实际上这是龚自珍自以为是的深谋熟虑的产物。要知道在当时黑云压城、风声鹤戾的危急情况下，通过这样的过激形式，将自己的行状一下子全部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应该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离京，辞职理由的自相矛盾，将妻儿扔下不管，以诗告别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为，不妨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从离京后致好友吴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颓放无拟，往来吴越间，舟中之日居多”的谨慎，到在杭期间一连用十多个“劫生”“浩劫”来表达自己的生还之喜，到后来敢于接受丹阳县的教职，我们大致可以相信他在惊惶之余，对自己亲自设计并努力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尽管两年后仍然遇害，但正是在这弥足珍贵的两年间，他以心灵受压过久突然爆发式的激情、悲愤和汪洋恣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十八卷的《龚自珍全集》里没有《乙亥杂诗》和《庚子春词》，那情形就象是从鲁迅的小说里抽掉《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龚自珍的一生中没有顾太清，那情形也象鲁迅先生四十五岁那年没有遇上许广平。

六

一八○二年秋天当龚自珍初次跟随调任京职的父亲来到北京时，当然不会想到三十七年后他的离去会是那样狼狈。那时生活在他眼里象一本精采的书才刚刚打开，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喜欢高谈时事，最狂热崇拜的一个人是北宋有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蝇头小楷抄写王的策论外，甚至服饰上也对他的政治偶象进行刻意模仿，以至都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流传着有关他“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屐，十年不更”的轶闻。几年后的结婚同样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变。《清稗类抄》说他刚做父亲不久后的一个秋夜出去拜访朋友，当主人从内室披衣出迎，发现站在门外的龚依然一如往常，身披一件旧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形象基础上再添加一张“广额巉颐，戟髯炬目”的尖脸和矮小，瘦削的身体，这对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为他的天才所倾倒，因而想象他剑眉朗目、风流倜傥的人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

龚自珍的奇特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形象，他的嗜赌，他的仗义，他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的收藏癖与两次令人生疑的发誓戒诗，新边疆观念，文学上的罕见天赋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为一生都处于媒体（当时叫朝议）关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纪前期的北京曾一度点燃过青年龚自珍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是财富、权力以及文化的象征，也因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汇聚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白天分别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办公室里编邸报，绘地图，研究边疆问题，制定赋税政策，晚上则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国事。但国家在浩浩荡荡输运鸦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无策以及奸臣的当道，很快使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禁不住泪流满面。短暂而虚幻的强国之梦破灭以后，魏源立马去两江总督陶澍署中充当高级幕僚，并通过倒卖食盐许可证很快使自己暴富起来，在扬州置地买宅，成为寓公。林则徐后来虽被派去广州禁烟，朝廷内外却又颇多掣肘，结局相当不幸。何绍基沉溺于六王法书，专心致志写字礼佛打发时间。而龚自珍再度“狂来说剑”不成，只好又“怨去吹箫”──为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寻找一个情感的宣泄口。大约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突然情不自禁，与新寡不久的顾太清又渐渐恢复了来往。

龚顾情事其真实情景究竟如何？有一种说法是顾少女时代流落江南时就与龚相识，还有学者根据龚后来为仇家所害这一点推断两人结识应始于顾结婚以后。在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以前，这些假设当然都可以成立。但考虑到顾在江南期间龚一直随父任职北京、安徽等地，而顾二十六岁结婚的事实也与龚《无著词》中对一位髫龄少女复调式的回忆与绻恋情景不符。更主要的是，龚二十九岁那年正当才情横溢时突然宣布戒诗，并在那首著名的赠江南才女归佩珊的诗中有“风情减后闲闭门，襟尚余香袖尚温。魔女不知侵戒体，天花容易损灵根。蘼芜径老春无缝，薏苡谗成泪有痕。多谢诗仙频问讯，中年百事畏重论”这样狼狈的自我解嘲，可见当时有一件事情应该闹得很大，以至远在苏州的归听到传闻后也禁不住来信动问。另据稗本《龚自珍全传》，顾从江南回京不久适逢朝廷惩处罪人之后，为逃脱遣送东北屯田之苦役，不得已改名换姓入亲戚绵亿郡王（即奕绘母亲）府中当差，此后一直居留北京。如果此说可以参考，两人相识当于一八一九年龚第二次入京参加会试――其时龚顾年龄分别为二十八岁与二十一岁── 时最为可能。当时顾的身份是荣亲王府的书房侍女，而龚刚在诗坛展露头角，拜兵部侍郎湖州人姚学崦为师，住在京师宣武门南的水月庵中苦读，其地距太平湖相去不远。

第四部分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4)

七

想象中----作为本文最关键的部分----壮志消磨的名士与秀外慧中的王府侍女之间这令人感伤的一幕，大约是在一个早春的雨中突然开始的吧！场景就在这附近的红泥寺或枣花寺。任何一位两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每逢春天那儿是游客云集的地方，或踏青进香，或慕名赏花。可以假设两人从相见恨晚到彼此倾心那种简单而狂热的过程，并在这以后开始了频繁的约会和交往。但问题是当时顾可能已是笃好风雅的荣亲王太素的意中所属。同时，龚狂言无忌的性格和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也在影响我们贵族出身的美人在作出一生的明智选择时，起到了相当消极的作用。加上考虑到自己的不幸身世，家庭的倚仗和依赖，尤其是几年来王府对自己的关照庇护。我还有一种怀疑是那时可能已有某种流言出现。总之，在一种类似“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样的古典情怀中，迅速了结两人的情缘，回到各自原有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切合当时事实真相的推测。

结束这次爱情对龚自珍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对他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女人问题上一贯表现出的缠绵与一往情深。当然他也曾试图忘怀一切，并宣布从此戒诗作为对自己偶尔失言或信笔所至的惩罚，同时对佛学也很快表现出不无夸张的狂热兴趣。此后几年风平浪静，龚回家乡杭州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一直在国史馆任职，参与修订《大清一统志》等煌煌典籍，以期在繁琐的文字工作中消磨自己的颇不如意的一生。而顾与太素的婚事在排除家庭乃至社会的各种压力障碍后，终于于一八二五年得以顺利结合。故事到此似乎已经有了中国传统小说式的完美结局。如果不是后来两人在朋友家又意外相遇，以至波澜另起，这桩凄婉的情事将永远只有温馨的太平湖水和枣花寺中那两株互相缠绕的丁香所知。

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人物是大学士阮元与睿亲王容斋居士，作为京师社交界的汉满两大知名人物，他们宽大的客厅分别聚集着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刚成为母亲不久的顾也时不时地光顾这里。而这两人碰巧又都是龚的熟人。当时他的《无著词》《小弥奢词》刚出版不久，顾在为书中所闪耀的惊世才情倾倒的同时，也伤感于词意的凄美和此人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于是，在一种身有所碍又情不自禁的复杂心绪中，两人看来又开始恢复了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复燃的死灰虽然引人注目，却始终被严格规范在道德的范畴之内。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精神与艺术上的交流是在双方家庭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顾的集中那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玩空手道的情诗。而龚虽然“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孙宪仪《存题龚中翰破戒草》），行为上却完全表现得象个道德老师。尽管这样，由于这两个人的名气实在太大，朝野上下还是很快出现了各种流言。从他们的作品中搜寻所谓的证据，也就理所当然成为某些好事之徒的嗜好。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美人清誉的考虑，他很快又第二次断然决定戒诗，并一直坚持到一八三九年离开北京后才自我解禁，其时间竟长达十七年之久。

八

站在如今崇尚性爱自由的时尚一族的立场，这些努力以道德为准则的男女私情确实显得非常可怜甚至可笑。包括顾太清当年让龚神魂颠倒的那幅自画小像，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不过花木庭院间一个弹琴的瘦小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