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得一家人都是闷气。那女儿生下地来没几天，也就死了。我自己在精神上肉体上受着种种严重的打击，我很伤心，时时想自寻短路，不久也就吐起了血来。

——“我的父亲不久做了汉口铁路局的总理，他很可怜我便把我带到了汉口，放在他自己的身边教我读了些诗词和佛经。我在那样的生活中过混了四年，一直到去年的八九月间，革命军打到了我们武汉的时候。

——“我的父亲是跟着吴佩孚向河南逃走了的，家里就丢下我和母亲两个人。我在那时候，说也奇怪，却才得到了意外的解放。我到那时才知道在家庭之外还有社会，在个人之外还有民众。许多英勇的青年，为要改造社会，为要解放民众，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从事革命，自己怎的才藏在深闺里，在眼泪里过日子？自己对于自己的生活感觉得很惭愧起来，以前的生活就好象一刻都不能够再支持下去了。我那时候听说革命军里面是有很多女同志在做工作的，都是剪了发的人，我有一天便一剪子把自己的头发剪了，惹得我的母亲为我哭了几天。我也没有管她，便跑出来参加了妇女协会，后来我便入了市党部。我担任了汉口《民国日报》的妇女栏的编辑。

——“是的，我记起来啦，杰民，”佩秋仍然在继续着说，说到这儿她回头问着杰民，“《民国日报》的总编辑，起初不是定的是你吗？”

——“是的，但到快要出版的时候，我在去年的十一月十号便被调到江西去了。”

——“你的总编辑，后来就是由少荪代替的。少荪是那样刚愎不大讲话的人，但待我却很好。他爱提出一些题目来给我作，亲自指导我，我的文章也是要经他改削的。我很尊敬他，把他看待得就象我的一位师长一样。我们的工作是在夜里，有时夜深了便在报馆里面唯一的一尊床上过夜，但我们的关系是十二分严肃的，一直到今年的正月，我才知道他是那样热烈地爱着我。

——“今年正月我已经是被决定了派到俄国去留学的。我已经到了上海，在等船了，突然接到武汉的电报，说少荪要为我自杀了，无论如何要叫我转去。你是晓得的，少荪是一位很努力的同志，在前汉口的秘密工作他也做了很久，党里不好牺牲他，便强制着把我的留学的决定取消了。但我是受过男子虐待的人，我不愿意再同谁结婚，我便要求留在上海工作。少荪又闹到要求调上海的举动，党里便率性命令我再回武汉。回来之后，我们便简简单单地结了婚。没有用证婚人，也没有发出一张结婚的明信片。”

佩秋就这样把自己的身世说了一遍，她自己很是感慨无量的一样，又加上了这样的话：“我的故事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是不是象一段小说呢？”

——“假如有小说家替你写出来的时候，那一定是很好的小说。”

——“那么我要请你替我写。”

——“可惜我是不会写小说的啦。”

——“你要骗我。你不是小说家吗？你的作品我早就读过的。”

——“糟糕，我已经改行很久了，你还在把我当成小说家看待吗？这好象是犯过罪的人，无论怎样都是把过去的罪名洗不干净的啦。”

——“那不管！总之你把我的事情写成一篇小说吧，那我是很高兴的。”

——“我看吧，有机会的时候，或者可以写出来。”

——“哦，女主人！”佩秋掉向着超华说，“开饭啦，我的肚子饿了。”

——“喂呀，喂呀，”德贞连连他说，“今晚的佩秋同志是怎的？你不等少荪来便要开饭？”

——“等了这么久都不见来，没办法了。明天大家都是有工作的啦。”

——“好的，”女主人超华说，“就请进我的房里去，我去叫女工下面。我今天是自己做的蛋青面，杰民，你在南昌不是说过，你喜欢吃面吗？”

——“呵啦，超华，”佩秋说，“你真体贴入微，就是我也是很喜欢吃面的。”

佩秋先立起来，领着路，走进了东首的厢房里，是超华的寝室，在一尊钢丝床前陈着一张红木方桌，桌上陈着很精细的几碟下酒菜。

超华把杰民安在首席上。佩秋坐在他的左边，超华坐在右边，德贞是坐在对面的。四个人便把席面围聚着了。

在中国制的小磁杯里，斟满着金黄色的液体，杰民满以为是绍兴酒，举起杯来便喝了一满口，就象喝了一口极热的滚汤一样，立刻向地板上吐了。原来那才是白兰地。这使坐在旁边的佩秋向他嘲笑了起来。

——“你真是一个弱者！”

——“弱者？好不我们来比赛？”

——“好啦，再好也没有。怎么样比赛呢？”

——“随你怎样比赛都好，我总是奉陪。”

——“那么，我们这样吧。我喝一杯，你喝一杯。我们要不断气地一口一杯，看哪个先醉。好不呢？”

这样一个猛烈的赌酒法，从那弱不胜衣般的佩秋口里说出，这在杰民，的确是一个惊异。他自己本勉强可以喝一瓶中瓶白兰地的人，刚才他喝了便吐出的，是因为出乎意外的原故。他受了佩秋的挑战，便先把自己的杯子举起来，一口喝尽了。

——“呀，你还可以喝！”佩秋也不免有点惊异，她也举起自己的杯子来一口喝尽了。

就那样接连喝了十几杯，佩秋的白皙的宁是近于惨白的面孔便晕起了红潮来，口似乎渴得很厉害，只在喝茶，喝面汤。

——“佩秋，我们不喝了，好吧？”杰民看见她那种情形，这样提议着。两位女主人也在从旁劝解。

——“只要你承认输！”好胜的佩秋这样说。

——“你那样好胜，我便要彻底地征服你。”

——“好吗，只要你能够征服。”

接连又喝了十几杯，连第二瓶的白兰地都快要到半瓶了。杰民自己也觉得自己的舌头麻木得不知酒味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有点飘忽地叫着他。

——“你怎么叫我是‘弟弟’呢？醉了吧？”

——“我哪里醉！我是有一个阿哥，少荪是我的阿哥。你呢，就是我的弟弟。”

——“好的，只要你喜欢那样，便那样叫吧。”

——“弟弟，好弟弟！其实我今晚上是真诚地待你。我平常和别人拼酒的时候，我是要用奸计的。我喝一杯酒，要用手巾抹一次嘴，酒便吐在手巾里。可我今晚上是没弄这样的诡计的，你看我这手巾的确是干的。”

一张花边的白洋纱手巾，她伸在杰民的面前，手巾的确是干的。

——“多谢你的诚意，你真是好姐姐。”

——“你要记着，你要记着，你是叫了我‘姐姐’的啦。我真个是你的姐姐，我是爱你的。”

佩秋突然立起了身来，把杰民的头抱着，在他的嘴上亲了一吻。

但接着又突坐下去，把头埋在席上，不能抬起来；隔不一会又听见哇的一声，吐了。

杰民和两位女主人忙把佩秋移到床上去，大家替她把脚上的胶皮鞋脱了。佩秋猛然地又抬起身来吊着杰民的颈子又和他亲吻了一次之后，痛哭了起来。

——“阿哥，阿哥，你还不来呀！少荪是我唯一的爱人，我除少荪以外是不爱任何人的。”

这一哭把杰民的酒哭醒了一半，他自己才意识到象是做出了一件很大的错事。另外的两位女同志却在关心他。

——“杰民，你怕也醉了？”超华问道，“你还吃点面好不？”

——“今晚真对不住，辜负了你们的盛意。但我实在也醉了，我打算就回去。”

——“你醉了，回去不方便啦，”超华又说，“今晚你不用回去吧。”

——“请你到我那边去躺一下啦，”德贞说，“我的前厢房里的那尊床是空着的。”

——“谢谢你们，可我非回去不可。”

——“不，杰民，你不许走！”佩秋突然在床上叫着，“你们都不许走，等少荪来了，我要你们做证人。”

正在这样叫着的时候，少荪匆匆地走进了房里来。

——“好了，”大家都叫着，“少荪来了！”

——“杰民，好弟弟，”佩秋又和缓了起来，当她看见杰民要退出房去的时候，“你今晚一定也醉了，你不要回去啦。德贞，超华，”她又招呼着两位女主人：“你们要关照他一下才好，他也是醉了的。”

杰民退出客厅来的时候，在痰盂里面也哇的一声吐了。两位女主人很殷勤地把他扶进对面的前厢房里，在一尊大铜床上，让他和衣地睡下了。她们也替他脱下了脚上的胶皮鞋。

当他昏昏朦朦地睡着，多少还有点意识的时候，佩秋又连鞋都没有穿，踉踉跄跄地跑了过来。

——“杰民，好弟弟，你睡了？好的，你平平稳稳地睡。”说了又跑过去了。

失了知觉的杰民，醒来时已经是清早了。他瞥见寝床被人占据了的超华，还在客厅里的沙发上睡着。他的头很重，想起来，怎么也很吃力。不一会面孔很惨白的佩秋走来了，少荪很懊丧地跟在她的后面，两眼充着血。

——“杰民，好弟弟，我回去了。我们一夜都没有睡。”留着这样的一句话，便一车身走了。

四

隔了两个多礼拜，杰民才第一次接到佩秋的来信，他立在自己的居室里展读着。

好久不见你了！自从那晚醉后，你又在什么地方醉过没有？你，你的身体怎样？念念！

我们妇协打算出一种杂志，名叫《女同志》，我又被选为编辑。我知道你是爱弄笔墨的人，好弟弟，望你千万不要推辞，定要为我们撰稿！

我现在病着，睡在床上。这信写得很潦草，敬致革命的敬礼！

你的姐姐金佩秋伏枕书二十一号。

就这样本是极简单的一封信，但在他那已有几分醉意的脑识中唤起了那已经忘却了的几场剧景。他率性又把酒来喝了一两盅，想立地去看佩秋，但又想到回头有朋友要来，而且没有预先通知便匆忙跑去，恐怕也有些不方便；他便坐下去，把桌面前的文件收检了一下，写起了回信来。

“佩秋”，他这样写着，没有称她是“同志”，也没有称她是“姐姐”。

时间跑得真快，我们不见也就三个礼拜了。这三个礼拜，唉！这三个礼拜！在这时期中是起了怎样的天变地异哟！潮头现在快要跌落到水平线下了。现在的所谓“领袖”们，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民众，没有一个不是在怀疑政治工作。天天在喊铲除贪官污吏，我们的“领袖”们哪一个不是新的贪官污吏？天天在喊铲除土豪劣绅，我们的“领袖”们哪一个没有和土豪劣绅勾结？民众现在成了革命的仇敌了。民众一提出要求，便说是什么“幼稚”，什么“过火”。几位投机的所谓“领袖”，被一些旧军阀的残余挟持着，他们连屁都不敢放一声了。从前喊的是“革命军人不要钱，不怕死”，现在喊的是“保护革命军人的生命财产”，妈的，要命了！一提起政治工作，便成了那些人的眼中钉。他们说政治工作挑拨士兵对官长的恶感，挑拨民众对政府的恶感。妈的，真是要命了！

五月十八号的事情你该晓得罢？那天下午三时在开军事委员会，军委的参谋长报告鄂西的叛兵已经攻到了离武昌城十里的纸坊，骇得大委员们都惊惶失措，问他消息是从何处得来，他说是从武昌传来的。问他是几时得到的，他说是一点钟。适逢其会打到武昌的电话又打不通——这是常有的事情：因为过江电话线时常发生障碍。这样一来，更加是得到实证了。主席的t大老说：“今天还要开什么会呢？敌人怕都已经打进武昌城了！”于是乎便叫参谋长下命令叫第八军派兵把守江汉关，防备敌人渡江。有两位委员便中途逃了席。我很怀疑，武昌的形势假如有那样急迫，但为什么卫戍司令的叶挺没有信来，代英也全没有信来？我是怀疑这消息不确。我说最好先派人过江去打听消息。那参谋长说，到了现在还有什么人好派呢？我便自告奋勇，我说我去。于是大委员们便叫我去。待我跑过武昌，不消说什么变动也没有，我在南湖找着了叶挺和代英，但哪有那回事呢？我们的前线已经到了汀泅桥，叛军陆续在溃退。

叶挺很愤慨，他说：“外敌易堵，内敌难防。”爱滑稽的代英说：“万一汉口有什么动静，我们倒要当第二刘玉春困守武昌城了。可惜式昌城有一部分拆毁了，应该赶快恢复起来。”我回到汉口，在国民政府里找着t大老的时候，我劝他渡江，他说：“现在不成问题了，前两礼拜董幸寅那个孩子在闹土地问题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就那样那位鬼参谋长不知道是何居心要诳报军情。

不过这一诳报，的确是发生了一点效用。在中途逃了席的一位委员，他是在p地的大学当过教授的。政治部的编纂委员k以前和他是同事，他那天下午刚好由武昌过江来访他，看他在剪发，把头剃成了和尚，委员问到武昌的情形，才知道并没有那样的紧急，他很感谢k，他说：“你来得真好，再迟两分钟，我的胡子都要剃光了。”据k说，这位委员在最近两三个礼拜，买长江轮船的大餐间都已经买过三四次。风声一紧便买船票，买了，不用说又废弃了。哼！妈的！这就是所谓“领袖”！

我早晓得武汉是这样，我真不该跑回来了。我留在上海就做一匹文氓，都比现在好得多。我恨我不是有枪阶级，假如我手里有兵，由得我的一意，我要把那些家伙杀得一干二净！现在的一些同志也真气人，开口在讲“策略”，闭口也在讲“策略”，开口在讲“退让”，闭口也在讲“退让，”枪尖子都逼在心上来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