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名流，于新闻界与文艺界皆有重要影响，也是大陆和台湾都想结交的文化朋友。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金庸数次受邀访问台湾与大陆，与政要进行会谈，并渐渐参与高层政治活动。

1973年，金庸应邀访问台湾，与蒋经国、严家淦进行会淡。当时他声称自己是以《明报》新闻记者的身份，而非《明报》社长和武侠小说家的身份。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会谈中涉及问题，皆是关系到海峡两岸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回港之后，金庸在《明报》上连载了他的名为《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旅行散记，记录了他在台湾的见闻，也阐发了他关于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文革”结束，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明报》密切关注大陆的改革政策，大量报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表示了支持。因此，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大陆。

在人民大会堂，金庸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淡。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与明察，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会见过邓小平后，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故人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唏嘘。而后，金庸游览各地风光，饱赏了许多他曾在笔下描写过，却长期无缘得见的奇丽景色。在新疆天池边上，他惊喜地从维吾尔族孩子的手里，看到了他曾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陈家洛冒着生命危险为喀丝丽采来的天山雪莲，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块钱买了两朵，带回香港。

其后，金庸频频涉足高层政治活动。1984年，他再度应邀访问北京，与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会谈，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看到大陆的经济与民生状况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后，《明报》对大陆的态度开始从对立向友好转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报道，对大陆的感情倾向也改为褒多贬少。

在和邓小平、廖承志等人会谈之后，金庸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并决定通过自己和《明报》的力量，为香港回归祖国尽力，投身于香港回归祖国的事业之中。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成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对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坛，金庸的解释是：“我认为我应该为我所爱的香港出一番力。我于1948年来到香港，身无分文，此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我的实在极多。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金庸的小说人生(15)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派别林立，各执己见，争吵不休。基于他的一贯立场和“报答香港人”的愿望，金庸始终在寻求一条调和的道路，既坚持为香港六百万人谋福利，又不损害回归事业的大局。

经过多次酝酿，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协调各方意见而偏于保守，在发表时遭到激进派的批评。但是金庸坚持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现阶段局势，能够逐步推进的协调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心事既了，又由于种种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职务。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对于历史上为国建大功、立大业，又能不贪权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张良，始终怀着向往效仿之情。这种由“儒”入“道”，在“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的思想，贯彻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怀，则是另一重推动力。1976年金庸的长子查传侠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身亡，金庸在长期悲痛之后向佛法寻求解脱，从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轻视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华，使金庸进一步坚定了放手名利事业，毅然退隐的决心。

尽管自己希望轻松无碍，却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弃。退隐之前，金庸所最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报》的着落。子女们全对新闻事业不感兴趣，继承家业恐不可行；从前那些老友，又出国的出国，倦世的倦世，面对着如何能保持《明报》的长期繁荣发展，金庸可谓殚精竭虑。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做出让《明报》企业挂牌上市的决定，减少自身对于《明报》的控制和责任；同时，他在上门求购者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智才顾问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卖出《明报》，退隐江湖。

卸去一身重担，金庸开始圆他多年的学者之梦。1992年，金庸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院士半年，并荣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荣誉加身，但是金庸对于自己年龄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学术领域真的开疆拓土的事实，也看得很清楚。回港之后，记者采访金庸在英国的感受时，问到“你这半年还有什么抱负，希望在余生中达到”时，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经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宜做创作的工作，我没有积极的抱负，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不过，虽然他选择了逍遥退隐，但仍然没有不闻外事，对香港的政治十分关注。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获得最后通过。这次访问回到香港后，新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违反中英之前的协议，引起了国际上的争端。金庸向彭定康劝说无效，便再次援笔撰写政论，对彭定康方案中违背实际情况的一意孤行进行了批驳。不过，金庸此时也已没有当年笔战群雄的精力和热情了，写了两篇社评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后，他便离开香港，再次返乡。

这次回乡，他拜访了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标先生，此时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岁的老人。师生叙谈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欢。

就在这同一天，金庸又重游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应校长邢祖康之请，金庸为学校挥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袁小旧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12月3日。”

此外，金庸决定捐款300万人民币，为自己曾读过中学的嘉兴市建造一座图书馆。

也就在这一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以“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小说家”的评价，授予他文学博士称号。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与江泽民会谈，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给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归来写有长文《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他在大陆的见闻，以及他关于大陆和香港未来的思考。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改任名誉主席。从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报》。

此后，金庸在中外各地游山玩水，饱览世界风光。此外，则读佛经，听音乐，下围棋。

随着金庸小说风行于世，学术界也受到了震动，开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说，乃至通俗小说整体的价值。叶洪生先生写于1992年夏的《“偷天换日”的是与非——比较金庸新、旧版〈射雕英雄传〉》中便提到，“近年来在有心人士的推动下，港、台两地甚至大陆，又掀起了所谓‘金学研究热’”，语虽含贬，事实难避。

1994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金庸的小说人生(16)

就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组织策划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把金庸列为20世纪小说大师之一，名列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第四，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而之前声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选。顿时，在文化界乃至新闻界，都掀起轩然大波，在报纸“金庸取代茅盾”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一时众说纷纭。在《中国青年报》为此专发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话说：“文坛长期不谈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雅俗共赏。”时年他三十五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声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满四十岁的大学教授、副教授或博士。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由于好奇和兴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说，并为其艺术魅力所感染。这不仅仅是对金庸一人的评判变化，也是历代以来对于文学的评估标准、价值测定既有规则的反思和颠覆。

在讨论中，金庸小说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扩大。同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在授予仪式上，金庸为北大师生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在仪式上作了题为《一场静悄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在金庸开始进入正统文学史的时候，争论也就随之而起。正当一批学者惊喜于文学史学作品中的新血，认为金庸作品为“沟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义的时候，另一批坚持传统文化立场的文化界人士则站出来反对，宣布“拒绝金庸”。

首发炮弹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绝金庸》。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金庸和武侠小说最强烈的批评，就在于“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他认为，武侠强调虚幻的个人力量，不符合历史真实，又鼓吹反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侠小说是“精神鸦片”。

这篇文章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却触及了武侠的根本存在价值问题：武侠作品中的武侠，到底是作为什么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话”，还是使人陷入梦幻的精神鸦片?或者说，这仍然是金庸曾经回答过的问题：武侠小说要不要为它的教育功能负责？文学需不需要规定基本倾向和立场？文学的“社会意义”是否仅仅依靠它的现实意义来判断?消遣文学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等等。

针对这篇文章，严家炎写了《答“拒绝金庸”——兼论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对《拒绝金庸》的逻辑进行了反驳，另有童志刚在《今日名流》上发表《且慢拒绝金庸》，针对鄢文中说他拒绝读金庸作品的行为，建议鄢先生先去读完金庸作品和金学研究著作后再来发表高见。

沸沸扬扬的争论过后，随着学者呼叫，通俗文学越来越受关注，在文学史中占的分量越来越大。“雅”、“俗”的对立统一，也成为许多文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而金庸作为当代通俗文学作品的成熟代表，自然被作为典型受到最高的关注。

1998年，在美国召开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评点者为大陆多位金庸研究专家。同年，金庸被聘任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随着“金庸热”的升温和网络的普及，世纪末终于爆发了一次涉及社会各文化层次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起源，是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

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冲击力，是在它语气的“骂”上，并提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称为四大俗”。而在基本论点上，实际并未超出鄢烈山的指责。但是由于王朔的名气大大超过鄢烈山，曾经也影响过一代青年，而网络的推广使大家自由、迅速地发表和交流意见成为了可能，因此，此文一出，立刻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两边的支持者在新浪上的“金庸客栈”和“王朔个人聊天室”中，发贴争论，硝烟滚滚。其中，许多金迷由于感到自己心爱的作者作品被侮辱谩骂，感情受到伤害，因此非常愤怒，乃至口出粗言鄙语，种种有之。王朔这篇文章本身并非是严肃的学术探讨，因此这场论争主要发生在读者之中，意气成分较重。这也可以看出，通俗小说的地位提高，不但改变了通俗文学的命运，而且也使从通俗文学出发，没有强大学术基础和文化背景，只是单纯抒发身为读者的感受的“通俗评论”，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声音。

金庸本人对此的反应，却显得比较平静，接受采访时只是泛言“王朔先生与我不会有个人恩怨，我的小说既然是文艺作品，总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差。我非常欢迎有人批评我的小说”。随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短文《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意思相近。

与本文同时刊出的，还有著名金庸研究家陈墨先生的文章《金庸小说长盛不衰值得研究》，对王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数天后，在《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袁良骏的《再说雅俗——以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