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因而，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

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而且以不读书为荣，谈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对此遗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读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让教本污染头脑，否则……”

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强调“无知者无畏”，认同于“无知”，不当它是一桩罪过，不反思造成这种“无知”的社会、体制原因，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知”，一种“罪行”更深的罪恶——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红卫兵”，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打着反对愚民、反对说教的旗号，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说教，这样的老“红卫兵”我就该诅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其他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

不过，王朔的“蔑视”教育由来已久、由来有故，早在《动物凶猛》里就交代过了。

我可以将这种交代“认真”，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因为这篇小说里的“我”，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说：

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前途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王朔自选集》，第518-519页。）

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想法。

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并非由于觉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说的，在竞争中失败了，被“甩”出来了。

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只以“阴暗的”心态，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教育”的高见，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

在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否则就有“诱惑”他们的可能，使他们“浪费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没能像王朔们这样聪明，也没有具备王朔们功盖当世的本领！

我觉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虽是“百姓”，但中国不就一所“国防大学”吗？父母也许没能力让他顶替、接班，放他出去当兵的本事也还是有的，确信儿子将来做军官也还是不妄的——后来他“没出息”，辜负了双亲，能怪谁呢？

这还罢了，远为可笑的是，王朔们觉得我们把孩子们管起来，“诱惑”他们读书，原来“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他不说我就无知了！

幸亏他说了出来，多少人才免于无知。

我从这句话里，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这样发达，竟至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们一出门就是街道，不然你怎么理解那个“仅仅是”？

这样发达的国家，难怪不必需要发展什么教育——教育有什么用啊，全做“无知”多好！

你学什么东西最终都会忘，即使你不肯忘，每个人不都还面临一个死吗？

死了罢了，你学习、读书有什么用呢？

当然，也许我的确心态阴暗了，见到这些话我不会把它们当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说情节有许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侠人物那样“出格”，亦不会像他评点金庸时那样去说：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鲁，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都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的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么乱来？

王朔能这样评点金庸，至于我，我确实没这个胆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会有这个胆量。为啥？因为假如我是王朔，我会发现我的小说中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且还让人看到了一些人们从所未闻的话。

上面那段有关教育的高见即连“弱智”都说不出来！

话已这样，何况情节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实你稍微有一点“阴暗”心理的话，就能发现，在我王朔的小说里，“我”这个痞子勾引起女人来，也实在太容易不过了！大街上随便碰上了怦然心动的一个，觍起脸皮上前把人家调侃几句，人家马上就和你相见恨晚了，两个人挂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对“我”也太主动，太愿意找个“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为稀奇的是，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层次还挺高，大学毕业，而“我”这个“痞子”呢，又太像把她们捏出来、赋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样了，都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差不多都还是“无业游民”。

这样的女子，像《浮出海面》里的“我”和于晶，《动物凶猛》里的“我”和米兰、于海蓓，《痴人》里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终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场大体都一个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代表了王朔们的童年；后来这痞子慢慢长大，散见于他各个作品里，经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现实社会里的王朔，活到四十多岁的王朔，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从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们成长的身影吗——这身子只有年龄上的差异、职业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读后，我就可以这样批评王朔：他的小说“情节重复”“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我看金庸》）

我这样批评王朔，他见了兴许又不服，那就用他自个儿揭自己兼作辩护的话讲：

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俗称不大气，视野局限在个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没比谁多活一辈子，再写，还是那筐人。过去，写得太零碎，仅仅是一些侧面，也不免情势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张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知道自己》，《无知者无畏》第168-169页。）

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够看得出，王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谅，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谅，这是他的要求、标准，正当而合理；可对于金庸的“不足”——多处的“不足”又那样想当然——他以另一套标准来要求，不予理解、原谅！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 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入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页。1999年4月。）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