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的执行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英方开始对此建议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1997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对此，邓小平在1984年4月会见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杰弗里?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7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否则，谈判中止。面对中方毫不动摇的立场，英方也只好软下来，同意了中方的要求，中英联合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开始运作，至2000年1月1日撤销。后来的事实证明，中英之间许多矛盾和具体问题，都是在这个组织形式下较好地解决的。

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点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的表述。英方不同意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提法，先后提出的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的含意，中方对此坚决不接受。最后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以下表述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解决了主权归属的表述问题。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讨论了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并对协议的措辞进行了反复磋商。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9月26日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历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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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合声明签署后斗争并未结束，仍有激烈较量

自联合声明生效之日起，香港进入了过渡期。起初，中英两国有过一段平稳合作。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后，英国错误地估计形势，突然改变了政策，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与中国不合作的态度，单方面停止了中英联合小组会议，并在香港的未来政体和“直通车”问题上，不断制造困难，企图翻案。所谓“直通车”就是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选举的办法应该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衔接，否则不能直接过渡。英国派驻香港的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到任后，抛出了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香港基本法衔接，违反中英双方达成有关协议和谅解的“三违反政改方案”，企图急剧改变政制，制衡将来特区政府，直接推翻已经达成共识的“三符合”基础，给“直通车”设置障碍。面对英方的出尔反尔，中方针锋相对地提出“另起炉灶”，宣布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机构的决定，立足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港人的共同参与来实现香港平稳过渡。1996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标志着香港特别行政区各项筹备工作已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筹委会在短短十个月里，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例如，在深圳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保证了香港政权交接之际不会出现“法律空缺”。香港回归后，临时立法会迁回香港，与特区政府其它官员一道宣誓就职，见证了香港的回归。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两国政府在香港举行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一个半世纪的国耻终于洗雪，香港进入了新纪元，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取得了外交史上的一次伟大的胜利。

三、取得谈判胜利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

在这次复杂而艰难的政治较量中，我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完全胜利，首先是因为国家的强大，有实力做后盾。撒切尔夫人在她写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第二，就是方针正确，“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践符合实际。回归无非是两种方式，和平的方式和非和平的方式。采取和平的方式，有关各方比较容易接受，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充满了斗争。

一个是国家的实力，一个是正确的方针，两者相辅相成，密切配合。如果只有一个正确方针，没有国家的实力为后盾，英国可以不理睬我们。如果只有实力而没有正确方针，也不可能和平解决。

从谈判开始，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既要收回香港，又要保持它的繁荣稳定。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这是把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先用于香港。根据这一构想，制定了“十二条”特殊政策：（一）中国政府决定1997年7月1日对香港地区恢复行使主权。（二）恢复行使主权后，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三）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现行的法律、法令、条例基本不变。（四）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主要官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委任。原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公务员、警务人员可予留任。特别行政区各机构也可聘请英国及其它外籍人士担任顾问。（五）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旅行、迁徙、通信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私人财产、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以及外来投资受法律保护。（六）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七）保持金融中心地位，继续开放外汇、黄金、证券、期货等市场，资金进出自由，港币照常流通，自由兑换。（八）特别行政区财政保持独立。（九）特别行政区可同英国建立互惠经济关系。英国和其它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十）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签订协议。特别行政区政府可自行签发出入香港的旅行证件。（十一）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由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十二）上述方针政策，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定下来，五十年不变。

所谓五十年不变，就是说对香港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是一项长期的政策，绝非权宜之计。允许香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资本主义制度，这并不影响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中央人民政府的直接管辖下，几百万人口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可以发挥香港的有利条件，对整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

这个和平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的方案，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香港现状和英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来的。它既得到了广大香港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认同，也得到包括我们的谈判对手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的称赞。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承认，“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正是以“一国两制”构想和“十二条”为基础，中方在谈判中牢牢掌握主动权，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一次次挫败了对方的无理主张和要求，取得了节节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百年夙愿，香港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香港问题的圆满解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迈出了重要一步，有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就认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当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国家之间不论是历史遗留的问题，或是当前发生的争端，只要有关国家抱着真诚的态度，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基础上进行友好协商和谈判，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做，不仅符合有关国家的利益，也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

四、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发展进程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整整十年。回顾过去的十年，香港经受了风浪和时间的考验，在探索“一国两制”的征程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前，有人对“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否行得通心存疑虑，西方有的媒体甚至预言“香港将要死亡”。美国《财富》杂志曾做了一期耸人听闻的封面新闻《香港已死》。十年过去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由构想变成了现实，香港保持了繁荣稳定，港人的疑虑逐渐消除，对祖国的认同感大大增强，某些西方媒体的预言破产了。今天的香港，不仅是一个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生活方式没有变的香港，而且是一个社会更加安定，法律更加健全的香港。回归只是洗刷了过去英国殖民统治的色彩，“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汇照套”，资本主义在香港一如既往。香港特区政府认真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依法有效施政，中央政府除了支持关心帮助外，从不干预特区政府的内部事务，兑现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香港基本法深入人心，广大港人团结在爱国爱港的旗帜下，发扬民主，积极参政，自觉维护特区政府的权威。香港继续拥有高度的言论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香港的法治比以前更加完善。稳定发展的香港保持了原有的声誉和活力，对香港表示过悲观的美国《财富》杂志，也不得不发出香港“充满活力”的感叹。众多国际评估机构一直以犀利眼光，严苛尺度，全方位地对香港进行追踪审视，也不得不认为香港是“最安全的城市”，“最自由的经济体系”。

回顾过去的十年，香港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回归伊始，就遇上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衰退和“非典”的袭击，经济曾一度出现负增长。要保持稳定，发展经济，继续繁荣，并非易事。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有效施政，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渡过了一个个难关，保持了香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的地位，使整体经济得以保持稳定并为复苏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特区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狙击国际金融炒家对港元的冲击，有力地捍卫了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维持了联系汇率的稳定，挽救了股市。面对“非典”的突然袭击，特区政府动用一切资源，及时采取有效的隔离和预防措施，认真细致地做好全港环境卫生工作，遏制了疾病的传播，并及时查出病原体，终于战胜了“非典”，安定了人心。美国“9?11”事件发生所引起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对香港经济产生冲击，特区政府应对有方，化险为夷，使其对香港经济和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应对挑战的同时，特区政府致力于采取措施，创造条件，恢复和振兴经济。如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给香港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加速了香港经济转型的步伐。在《安排》的框架下，香港与内地各省市之间通过不同的机制进行了多方面的沟通和合作，特区政府与上海、北京、广东以及泛珠江三角区域省区政府均成立了高层合作机制，以统筹和推动内地与香港的经济交流和合作，使香港与内地的经济进一步融合。此外，特区政府还开放了内地人士到香港的“个人游”，拓展了香港旅游市场；推动更多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使香港股市加速“扩容”。随着中国人寿、交通银行、神华、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大型企业陆续到香港，使香港股市市值不断攀升。2006年5月3日是香港证券市场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恒生指数突破17000点大关，股市市值首次突破10万亿港元。香港已成为亚洲最重要的上市集资中心之一。

经过几年奋发图强，香港经济从2002年起逐步摆脱低迷，走向复苏，2004年开始强势增长。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统计，2004年到2006年香港经济连续三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当地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达到7.3%,6.4%和6.8%。外汇储备也逐年增加，2006年底统计已达1332亿美元，比1997年回归时的956亿美元，增加了300多亿美元。目前，香港保持着较低的失业率，物价平稳，人民生活安定，各行各业兴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1月9日公布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