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笑的好人。

从小和高原上的黄土打交道的人，心地很自然地和黄土一样单纯；传统的手工农业劳动，

使他们的头脑总保持着传统的观念，当猛地提出“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的时候，

他们根本难以理解。譬如，当我们这些劳改犯人在田里一边干活，一边唱那“劳改队队

歌”或是说些猥亵得露骨的笑话时，在这大唱“语录歌”的年代，他蹲在田埂上只是听

着，并不呵斥我们，而且摘下帽子，拍着推得光光的脑袋，裂开嘴笑着叹息：“哎呀，

你们这些婊子儿！唉，你们这些婊子儿！……”发出他由衷的赞赏。他听到越南军民又

打下了若干架美国飞机，也是用“这些婊子儿”来赞扬越南军民的。我们还注意到，他

抚弄他的孙子——有一次，他竟把他三岁的孙子抱到劳改犯人干活的田里来，也用的是

“婊子儿”！所以，每当劳改犯人听到他用“婊子儿”来称呼自己，都会感到一种家庭

式的温暖。

去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那个月份，我们劳改大队在水稻田里薅草。王

队长随公安干警去城里集体参观了本省的“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回场后，没有进

家，就扣着他那象张烙饼似的单布帽，撒开大步，急急忙忙跑到田里来。他站在田埂上

用眼睛搜寻着，看见了我，于是几步跨过两条沟渠，兴奋地朝我喊：

“哎呀！章永璘，你这婊子儿！你在五七年做的那个啥诗，用核桃大的字写着，挂

在展览馆里哩！”他边说边用手比划：一个核桃是多大。他褐色的粗糙的拇指和食指箍

成一个圆圈。那个圆圈刚劲有力，没有一点计的高雅悠远的意境，却又形象地把诗变成

了一种实在的物质力量。“哎呀，你这婊子儿！哎呀，你这婊子儿！字好大好大咧！你

他妈真能写……”

这时，人们的理解是：文字的意义是和文字的大小成正比的，已经开始把任何一句

“毛主席语录”在任何文章里都用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刷了。这样，他就认为我一九五七

年写的那首诗一定是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的，不然，为什么要用“核桃大”的字来写？

尽管那是一份“罪证”，是供批判用的，可是在他心目中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听了他

的大喊大叫，别的劳改犯人都对我侧目而视，目光里含着隐隐的惊诧和尊敬。我没有动

声色，仍弯着腰低头薅草，而心里不禁又感到悲哀，又觉得自豪。整整九年过去了，可

是外面的人还揪住我不放，还要把我的诗拿出来“示众”。但另一方面，这不也说明了

我已经成了一个历史人物了么？历史人物实际上是群众造成的，不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功

过的大小，只要在任何“群众运动”中都忘不了他，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取得一定的历史

地位。而历史人物的命运却是由历史支配的，也不由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我直起腰，

把手中的杂草缚成捆，抛到田埂上。我看到远方的群山，沉默而庄严。我弯下腰，拨开

稻苗寻找杂草，混浊的泥水表面上闪着粼粼的光斑，碟蝶而多变。啊！这两幅画面便是

历史：既稳定又不稳定；做为人，就既要以不变应万变，又要力求多变以适应历史！

当我再次直起腰，把另一捆杂草抛到田边，我突然觉得我高大了，似乎是一个悲剧

式的英雄。我环顾周围弯着腰薅草的犯人们，就象耶稣在各各他1的十字架上看着他左

右两边两个强盗，还自认为“我是神的儿子”一样，涌起了一阵由精神上的优越感而产

生的怜悯。

1各各他：又称骷髅地，耶稣殉难的地方。

感谢他给我传来的信息！人在困境和屈辱中需要自以为是和自高自大来支持自己。

果然，历史的变化快速得令人吃惊。秋天，割完了水稻，劳改犯人开始把一捆捆割

下的稻子背运到路边，再由大车拉到谷场上。被刘光的田野，在密密麻麻的黄色的稻茬

下面，潮湿的褐色的原始土地裸露了出来。从高高的斗渠坝上望去，大地蒸发出冉冉的

水汽；由纵横的沟、渠、田埂切割成象棋盘格似的稻田里，来往奔忙着无数象蚂蚁一般

的穿黑色囚衣的劳改犯人。我们把一捆捆沉甸甸的、用草要子捆绑好的稻子提到田边，

在铺在田埂上的长绳上码好，然后用背绳结勒紧，坐下来，将两肩用力地挤进交叉成人

字形的背绳里去，再使劲向前一拱腰。一摞稻子就紧贴着背背了起来。我这个大组长当

然要起带头作用，通常，我都比别人背的多。在这里，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家庭出身、

文化程度、历史清白不清白之分，“劳改”，是我们固定的职业，于是，只有劳动好，

会劳动，才能取得特殊的待遇。我劳动好，会劳动，我便能管理别人，斥责别人。我便

能获得“信任”成为一个自由犯，我便能回号子以后不但有那“一大瓢”，而且“一大

瓢”之外还会给我加“一大瓢”。劳动创造了人，因而人的原始本性天生地倾向于体力

劳动；紧张的体力劳动会激发起已被文明淹没了的、早已经变为人的潜在意识的本性，

突然使人又倒退回若干万年，感受到一种自身正在发展，自身正在变化，自身的品质正

在丰富的心理上的快感。

回到若干万年以前去再现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去享受满足与愉快吧！

从我和海喜喜比试体力劳动以后，从我被马缨花喂养成一个有正常体力的劳动者以

后，五年过去了，我无数次地在劳动中享受过这种返祖的满足与愉快。

我只要一投入劳动，锹一拿到我的手，麻袋一沾上我的肩，稻捆一贴在我的背，我

就会入迷，就会发疯，如同《红菱艳》中那位可爱的女主人公一穿上那双魔鞋就会不停

地跳啊，跳啊，直跳到死一样。

我背起稻子来，常有一种贪婪的、总是试图测量自己究竟能承受多大压力的心理。

没有什么再比背上的重量更能证明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这个哲学的根本命题了。一捆稻

子有牛腰那么粗，一般劳改犯人只背两捆到三捆。但是我背五捆还不够，要背六捆；六

捆还不够，要背七捆……经过王队长身边，王队长会发出他这样的赞叹：“哎呀，你这

婊子儿，比驴还能驮！”

嘿！驴算什么？！

我是我！

且把柔弱的自怜自爱收拾起来，

打点出另一副精神跟命运拼搏！

因为我背得多，便经常得到王队长的帮助。当我勒好稻捆，坐在地上，塞进肩膀，

准备弯腰拱背的时候，王队长就主动跑来替我在后面往上皗。有这一臂之力和无这一臂

之力大不一样。在弯腰拱背的一刹那，正如举重运动员在抓举沉重的杠铃时的那一刹那，

只要两腿能站立起来，多重的东西压在背上都能迈步。

“别努着了，别努着了！”他说，“一努着，吐了血，那可是一辈子的事。”

有一天，我把两肩在背绳里塞妥，他又跑过来，但却不皗我，趴在我捆好的稻子上，

叹了口气说：

“唉！你这婊子儿，还是呆在劳改队好。”我听见他在我背后咂着嘴。“你当是咋

着？前天我进城，一看，省委书记跟省主席都让人拉着去游街罗！戴着老高老高的纸帽

子，手里还敲着破脸盆：‘我是走资派——，我是走资派——！’你当是咋着？上次我

们参观的那个啥‘文化大革命成果展览会’，红卫兵说是走资派为了掩盖自己罪行耍的

花招，说是咱们省根本就没有搞过‘文化大革命’，现时要把省委书记跟省主席和地富

反坏右一道，都重新过一遍箩。怪不得，在大街上，省委书记后面，排着一长串你们这

号人，男男女女，数也数不清，都戴着纸糊的帽子；还有推了半拉头的；还有画了花脸

的……唉，你这婊子儿，把你送到劳改队是你的造化！要不，现时你在外边，还不跟那

些人一样，让人往死里整呀！”

稗子的毛穗穗擦着我的脸，怪痒痒的。他嘴里老烟叶的气味呛鼻，在想抽口烟而没

工夫抽的时候，这股气味却也能过瘾。听到他告诉我的消息，我忽然感到通体舒坦：历

史就照这样的速度变化下去，整个国家和个人命运转折的契机还会远吗？

于是，我更犯了傻劲，七捆还不够，我要背八捆！王队长吃了一惊：“你这婊子儿，

不要命了是咋着？你还要呆两年才出得去哩，活儿有的是你干的。”

“没关系，你来吧！”我返过身，解开背绳，又加上一捆。被压在底层的鬼魂，即

使头上十七层地狱的重量没有减轻，但只要上面来回晃荡几下，也会觉得轻松。更何况

我有这样好的“造化”：在当今世界，谁能想到“公安六条”上明文规定“不准冲击”

的劳改队，恰恰是世外的桃源呢？

……然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透露什么消息给我，他只是一个劲儿地默默抽烟。我

很失望，也被“小咬”叮得难受。拖拉机牵引的二十四行播种机停在路边，被阳光烤的

了一天，散发出一股机油味，这种机油味和泥土的气味很不调和，仿佛古朴的土地从来

就拒绝钢铁制造的现代化工具，并排斥它的一切味道，因而这股刺鼻的机油味特别难闻。

我终于忍不住了，问他：

“王队长，还有事吗？”

“嗯，”他掉过头，好象才发觉我还站在他蹲着的渠坝下面。“没有了。”他说着，

向前探出身子，把他还剩下半截的自卷烟递给我。“你回吧。”

“你回吧”，是叫我回劳改队的号子里去，而不是回到别的什么地方。这点我知道。

我捏着他的自卷烟，掐掉他衔湿的尾巴。但我一掐，整支烟卷都散了。妈的，他卷烟的

技术还不如我。不过现在无所谓了，我自己有纸烟。劳改队每月发几个零花钱，也有烟

卖，和一九六○年不可同日而语了。我掏出从医务所旁边的垃圾堆上拾来的一个铝制针

盒，把他的烟叶仔细地倒进去，又从这个颇象银质烟盒的针盒里取出一支完整的香烟，

点着了火：“回！”

他长长的沉默所透给我的信息，我以为比他跟我说了什么还要多，外面的混乱，历

史的急遽变化，大概连他也说不明白了。他不说，证明乱得他没法儿说了；他不说，证

明变化得他目瞪口呆了。这没什么，我可以想象。劳改犯人个个是黑格尔主义者；能从

“无”生出“有”来，世界上根本没有空无一物的空间和时间，在那看起来是空白的地

方，实际上充满着最活跃的希望。

他的这个安排，使我看见了她。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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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各组抽调来的十二个犯人并不象王队长说的那么难管。王队长说“难管”，

是从劳改干部的角度上来看的，是把我还当做与那十二个人不同的人。自监狱制度发明

以来，最英明的一项措施莫过于用犯人来管犯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气氛，很快就会调

动起被管的犯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尤其，我们这个田管组住在远离号子七八里的大面

积稻田中间，土坯房盖在斗渠旁边一个地势较高的土丘上；公社的生产队与我们隔渠相

望。这里没有岗楼，没有电网，没有扛枪的“班长”。我们又听见了鸡啼狗吠；我们渠

这边沙枣花盛开之际，生产队的蜜蜂嗡嗡地成群飞来，似乎已经抹掉了横在人与人之间

的森严壁垒。有家的犯人仿佛又回到了家，无家的犯人也获得了些许的自由感。更何况，

抽调来的自由犯，全都是短刑期的或刑期即将结束的犯人，在这样的年代里，有这样一

处美好的田园，又何必逃跑呢？

水稻生芽的时节，渠坝上满树的沙枣花开始凋谢。点点金黄色的小花落到水里，有

的顺水流去，有的被垂在水面的柳枝留住。依附在柳枝上的沙枣花又吸引来无数的沙枣

花和柳絮，在渠水上织成金色的和银色的花絮的涟漪。我们在稻田里劳动了一天回来，

就蹲在这渠边吃晚饭。而在渠坝那边的柳树下，却坐着。站着一排排农民的娃娃，呆呆

地盯着我们这些穿黑衣裳的人，仿佛这些人的一举一动都非常奇异。黑色的衣服和教士

的长袍一样，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他们干了什么事？是什么命运驱使他们集中到这

里来……幼小的心灵从此潜入了对世界、对未来的恐惧。

如果大队在警卫的押送下，排着队从渠坝上走来，到稻田地里去干活，来看的农民

就更多了。甚至还有从远地来庄子上串亲戚的老乡，也要把“看劳改犯”当作精彩的节

目。

“哟！看那个……还戴着眼镜哩！”

“咦！那个，那个……模样还长得挺俊哩！”

“咋样？给你当个女婿……”

“你死去，我撕烂你的x嘴！”

说这样话的当然是女人。很快，她们自己一伙里就打闹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