泽东其他的功劳，而是他发现毛泽东抹杀了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就谈到了，就是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领导的，可是毛泽东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由于爱迪生的错误，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功劳，自己的一个发明，搞得七折八扣了。换句话说呢，由于毛泽东的错误，也把他自己的毛泽东思想，搞得七折八扣了。所以，后来邓小平站出来，他说要三七开。三七开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的功劳，百分之七十是肯定的，百分之三十是错误的，叫做三七开。事实上，三七开，就是毛泽东生前对邓小平所说的。他说我死后，能够被三七开，我就觉得很爽了，很快乐了。而三七开，也是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一个评价，就是三?我讲这些话，按照邓小平的标准，并没有说毛泽东没有功劳，不是的，他还有三七开的功劳。可是必须说，他做了一件他不懂的事情，就是他忽视了生产力。换句话说呢，他会革命，不会搞经济。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刚才我展示过他的话，就是他觉得帝国主义会看我们的笑话，看我们搞不好经济，果然被人家看了笑话。

所以到了邓小平时代呢，他说，我们要整体(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合马克思主义，也不合中国实际，是完全错误的。看到没有?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这是他悲剧所在，毛泽东的悲剧所在。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发布的、公开发布的文件。

这件教训告诉我们，叫做爱迪生教训，爱迪生的模式，就是我所说的，第一次你做对了，可是第二次你做错的时候，你会把你自己推翻，并且亲眼看到你的推翻。所以邓小平最后，结论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换句话说呢，毛泽东自己忽略了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所以才发生了这个错误，因为他基本上是务实的，可是当你不懂经济的时候，你蛮干，你“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你蛮干，就会搞得自己在生前收不了场，亲眼看到中国的革命遭遇到某种程度的挫折。

我们再看，他说，毛泽东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劳，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所以，我们现在搞得很清楚了，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历史，也就造成了思想的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我整个的今天这段节目，就是告诉大家，毛泽东怎么犯了错误，而他犯错误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局势，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二十年的青春，多少人付了代价，整个国家付了代价。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爱迪生的错误反倒是小的了。为什么呢?那是爱迪生个人的一个代价，就是他自己那么多发明里面的一个悲剧，就是这个机器。当我们现在看到电灯照着我们，我们想到这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我们感谢他的功劳，可是爱迪生临死的时候，他什么感想?他觉得一生里面，一想到这个机器，这个留声机，我想，他就会痛苦不堪。为什么呢?就是他不了解市场。他只会发明东西，他不了解市场。市场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市场不需要这个圆筒型的，这种用起来非常不方便的，市场不需要这个东西了，可是爱迪生坚持他这个方法是对的。就好像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说我们要共产嘛，大家就是没有钱，大家就是一样穷。这是错误的。

所以，邓小平说得很清楚：穷，大家都穷，这不是社会主义。不能够创造生产力，这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有了钱才共产嘛，没有钱共个鬼。所以，有钱才是共产主义。穷和富，富才是共产主义，有钱才是社会主义，富才是社会主义。穷的共产主义是骗人的，真正的共产主义绝不是穷的。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爱迪生的模式提醒大家，所有伟大的革命者、先行者，他们都要反省：你的第二步做得对不对?当你第二步做得错了，你会亲眼看到你的失败。

阿拉丁神灯和卫生棉(1)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李敖

大家都看过一部童话叫做《天方夜谭》，说它是童话还不够，事实上呢它是成人的童话。《天方夜谭》里面有个故事，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得到了一个灯，就是所谓的阿拉丁神灯。

我把这个神灯的样本，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阿拉丁的神灯。这是这个灯芯的捻子，这是盖子啊，这是阿拉丁的神灯。神灯的特色就是当它一磨擦的时候，就是“轰”的一下子，一个魔鬼出现了。这个魔鬼是个庞然大物，向它下跪说，你是我的主人，你给任何的命令我都会接受，请你给我命令，我会实现你的任何要求。换句话说啊，这个阿拉丁神灯啊，一磨擦就是有求必应啊，要什么就有什么。

这个故事在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到了现代，有了一个新的版本。什么版本呢？有一个人到天方去旅行(天方夜谭，天方是什么地方？天方就是现代的伊朗)，它到古董店里也去买，忽然呢买到了这么一个神灯。他本来当成古董一样，跟我这个情况一样，结果他一磨，它“轰”一声，一个魔鬼突然出现了，庞然大物向他下跪。这个魔鬼说这个也是神灯的一种，不过你只能向我提出三个要求，三个要求以后，就没有第四个了——不是有求必应，而是三个要求以后就不再应了。他就非常高兴：我买了古董怎么有这么神奇的效果?然后呢他就跟魔鬼说，跟他的仆人说，跟他的奴隶说，跟他的庞然大物说：“我希望我住在皇宫里。”然后“轰”的一声，他睁开眼睛一看，果然就住在皇宫里。第一个愿望满足了，然后他又跟魔鬼说：“第二个愿望，我希望有很多的钱，很多的金银财宝。”然后“轰”的一声，果然他在金山银海里面，果然到处都是金银财宝。最后一个愿望，他要许愿了，他想了一下：我又住在皇宫里，我又有了钱，我希望怎么样呢?“我希望整天整夜，都躺在女人的大腿中间。”然后“轰”的一声，他自己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一条卫生棉，变成一块月经棉，整天可以在女人的大腿中间。

这个笑话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现代版的人的要求，跟古代版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现代版的要求是我整天睡在女人大腿里面，结果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变成)一条卫生棉。可是大家想想看，古代的卫生棉跟现代的卫生棉是不一样的：古代的是草纸乱卷出来的；现代的卫生棉是经过消毒的，各种科技所创造出来的卫生棉，怎么样吸水，怎么样戴着舒服。在广告里面，大家看到，很多广告，好比说卖汽车、卖飞机、卖音响，可是你注意，那个卖月经棉的广告很少告诉你他卖什么东西。一个女孩子告诉你，她说了一句话：我有了它，我就忘了它的存在。忘了它的存在就是表示说它带在你身上，不会让你有任何的不舒服，你觉得非常舒服。因为非常舒服，所以它是最好的卫生棉。最好的月经棉，就是你忘了它的存在。

我李敖在台湾这个岛上面曾经被人家忘了我的存在，被人家当成月经棉来处理。有多久的时间呢？前后有十四年。十四年长的时间，“李敖”两个字没有出现在台湾的书上面，没有出现在台湾的广播上面，没有出现在台湾的电视上面，也没有任何人在公开的场合，提到“李敖”两个字。为什么呢？变成了禁忌。为什么禁忌呢？因为我住在牛棚里面，我被国民党伪政府打压，我在牢里面。抓以前和放出来前后呢，还是非常的不自由，不自由到没有人敢提到我的名字。所以，我最长的时间是十四年被封锁，比“文革”的十年还要加四年。封锁到什么程度呢？封锁到可笑的程度。

大家看看国民党伪政府机关里面出的刊物，名字叫做《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这是上(册)，这是下(册)，这个书呢是由所谓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上下两册九百页，收了七百零三个作家。在七百零三个作家里面，各路的作家都有，可是没有李敖。这个统计告诉各位，我在台湾什么样的处境——连作家都不是。台湾有七百零三个作家，可是讲排名，你是排名在七百零三个以外!可见我多么没有名气啊，并且可以证明台湾这个鬼岛上面，有多少个作家比我有名。为什么我会(遭到)这样待遇？原因就是要封锁你，不但把你关起来，“李敖”两个字不可以出现，我们要忘了你的存在，因为你使我们太舒服了，因为你是卫生棉或是月经棉，或者反过来说，你使我们太不舒服了，我们不愿意提你。我是在这样情况底下，走出来的。

有趣的是，我常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台湾这样的嚣张，今天你在广播里面，在电视里面还这样嚣张，请问：如果你在中国大陆，你会是这样子吗？你敢这样子吗？会允许你这样子吗？我的答复是：这是个假设性的问题，你怎么知道那个结果?最好的一个比喻就是，鲁迅如果活到今天会怎么样?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

鲁迅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捧，过去也被中国共产党捧的，这是上海的这个鲁迅的像。最有趣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我在前两年收到一本书，就是《鲁迅和我七十年》这本书。谁写的呢？就是周海婴，鲁迅的儿子写的，他出了台湾版以后，送了一本给我。这本书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讯息透露出来了，就是说：有一天，毛泽东跟一些湖南老乡聊天，一个翻译过马克思传的翻译家，就是聊天的时候，问毛泽东：鲁迅活到今天是怎么样一个情况？毛泽东想了一下，结论出来了，毛泽东说他或者是坐牢，或者是识大体不讲话。毛泽东说鲁迅他或者是坐牢，或者他不吭气，鲁迅是这种待遇。

阿拉丁神灯和卫生棉(2)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作者：李敖

我再念两段话给大家听。一个是郭沫若说鲁迅的，郭沫若说鲁迅在新政权之下，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之下，要看他的表现，再分配适当的工作，这是郭沫若说的。另外，胡乔木也说，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毛泽东说得最坦白，就是鲁迅活到今天，难免要坐牢，难免要被斗争，或者识大体，你不要讲话。我李敖的处境跟鲁迅不一样，最不一样的就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人，是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

在台湾有一个人叫做蒋廷黻，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后来跟国民党政府合作，做了台湾的驻美国“大使”，那时候还是有“邦交”的时候，做过台湾的驻联合国“大使”。他跟胡适是好朋友。有一次讲到胡适在台湾，他说：胡先生啊，越老讲话越温和、越周到、越客气，有的时候啊他讲的一段话，我们都搞不清他是赞成还是反对。为什么胡适在台湾讲话这么客气？因为他遭遇到一些困难，就是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他适合讲那么严重的话吗？像1928年、1929年胡适写文章公开骂国民党，公开攻击孙中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胡适跟在台湾的胡适是不是不一样了呢？现在我们问起来，胡适鲁迅他们——如果胡适在大陆，或者鲁迅在台湾——是不是还是不一样呢？

照着蒋廷黻的说法，他们那一代是知识分子影响政治，对知识分子尊敬的最后一代，这一代过去以后，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在“文革”的时候，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因为知识分子没有权力了，真正的权力跑到军人手里，跑到政党的手里，跑到商人的手里，跑到企业家的手里，跑到有钱的人手里，真正的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所以，胡适、鲁迅那一代还是被重视的最后一代，可是现在我们知识分子不被重视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你们已经出局了。

我想，我是最后能够为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一个人，就是虽然我在台湾遭遇到打击，两次坐牢(坐的等于是牛棚一样)，并且被封杀了十四年之久，可是我自己并没有丧志，怨天尤人，我自己继续在干下去，个体户继续在干下去。我曾经讲过：那个纪录——我曾经被查禁的书有九十六本，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人写过这么多的禁书，也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么样王八蛋，查禁了他九十六本书，直到查禁我书的这个权威这个政府挎掉了，我活下来了。当然，你会说因为我运气很好。可是，我必须说，当我被打压的时候，我自己能够表达我自己的时候，我从来不放弃。换句话说，我自己并没有屈服。所以，那时候我被封锁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纽约时报》登了我的照片。美国《纽约时报》，1971年5月13日登了我这个事情。这在美国帝国主义的世界里面是很少见的，它把你一个有色人种照片登出来，用专栏的方法登出来，登出来我的日记怎么样被偷运出来，怎么样跟国民党对着干。所以，我始终认为，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不屈服，只要我们准备付出代价，我们会得到很多相对的收获，当然也是很凄惨的代价。那个收获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的，一般人不这样想。一般人会怨天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