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的现实世界。

在情人旅馆工作的事情，我后来没有和语言学校的同学们说起。那间学校的学生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内地，他们都很年轻，在课间叽叽喳喳的，谈论最多的就是打工的情报和经验。当然也有例外的，比如我，还有两个年纪比我还大的：一个来自东北的吉林，叫范勇；一个来自四川，叫陈海波。我们三个“老同志”很快就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对于那些年轻的小弟弟、小妹妹们的样子很看不惯。

有一次，那帮年轻人说晚上要组织集体去玩，有的人竟然说请假不去打工也要参加，真是不知道生活的艰辛。我们三人都表示拒绝了。过了几日，这些小孩们拿了一些照片来散发传看。我看了几张，不禁笑了。照片上，他们全体在一家情人旅馆前合影，接着是分组留念。那家情人旅馆的霓虹灯确实很漂亮，但他们肯定不懂其中的含义。我想周围的路人肯定也被他们吓坏了，好像没人会如此堂皇地在那里留影。范勇和陈海波见我在笑，就问我是为了什么，我这才给他们讲起了我在上学前的这份工作。他们听了也笑起来。但当我问起他们的工作时，他们却有些支吾。

不过，情人旅馆清洁工的工作收入实在太少了。随着我学会的日语简单会话多起来，我开始努力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在高田马场车站附近，我看到一家日本料理店贴出了招聘的告示，就去应征。一个小个子日本人和我见了面，他五十来岁，姓佐藤。他神色和蔼，耐心地听我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还帮我纠正了一个语法错误，然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于是，我每星期有三天来这里，在厨房帮忙，做他的助手。主要的工作是切鱼、洗菜，有时也帮他做一些简单的饭菜，最后是洗碗，每小时七百五十日元。

来日本之前，我对日本人的印象主要是来自历史教材、影视作品，还有老人讲述的一些往事，毕竟我出生的湖南是抗日战争中厮杀多年的主要战场。所以，我总是觉得日本人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坏蛋。但是，来日本以后，我觉得很多日本平民和我们没多大差别。就像我的这位师傅佐藤，他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和中国的普通劳动者一样。

第一章 初见不夜城(6)

我至今仍难以忘记的是，他教过我很多的事情，除了日语之外，还有在日本生活中应该注意的细节。最有趣的是我了解的日本料理的基本常识，基本上来自于他。一天他切了一小块生鱼，蘸了下和着绿色芥末的酱油就放在嘴里：“嗯，不错。”又切了一小块给我：“李君，你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吃叫做“刺身”的生鱼片，觉得味道怪怪的，实在不理解日本人为什么这么喜欢生吃鱼肉，但为了感谢他的好意，我还是做出很好吃的样子。佐藤哈哈笑了，似乎觉得很光荣。从那以后，他时不时切点鱼给我吃。渐渐的，我还喜欢上了这东西，慢慢能品味出生鱼肉入口后不一样的感觉，以及不同鱼之间的区别。不过，我来自以口味咸辣著称的湖南，对普遍清淡的日本菜开始时还是不大适应。店里晚上会提供一顿晚饭，我就带了瓶自己的辣酱去。佐藤对这个很感兴趣，尝了一点点，却受不了马上去喝水：“太辣！太辣!”

佐藤还是一个狂热的棒球迷，店里的电视几乎每晚都有棒球比赛的直播，他也常常兴致勃勃地给我这个没有半点兴趣的人大谈巨人队如何受到日本人的喜爱,有一位叫长岛的教练如何受人爱戴，而他自己却是另一个叫大荣的球队的球迷等等。

但是，这样的工作，我还是不能满足。只要有一点空余时间，我都希望能再找一点零活。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挣钱。

在东京的下落合，有个民间组织叫“学生援助会”，那里大量提供招收打工学生的信息。我经常抽空去检索一番，有时也能有所收获。我干得最多的就是代人搬家的工作了—— 一天可以挣到八千至一万日元。周六和周日的白天，我基本都在忙于奔走。在人手不够的时候，我也会找来范勇和陈海波，三个人在一起可以说话解闷。也正因为这份工作，我得以粗略地跑遍了日本关东地区的大大小小的众多城市。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1)

开学前的这个月，我起早贪黑，不是在别人的体毛和用过的避孕套之间拼命劳作，就是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打交道，要么则全身臭汗地把一件件家具从此地搬到彼地。我在东京银行办了个户头，把自己的全部积蓄都存了进去，到月底发了工资，账目上的金钱数额也没有什么惊人的增长。我拿着账单，盘算着妻子即将到来的日子，心里一片焦急；像这样干下去，自己累得要死，收入却平平，那种我想要的黑色呢子大衣只能在梦里去穿了，就是我们以后的日常生活都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这天傍晚，我和同期来日的一位朋友约好了见面。这还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碰头。大家都忙着上学打工，时间实在是太紧张了。我在高田马场车站接到他，一起进了家中国饭馆。

“这狗日的，物价太贵了。看看，一份回锅肉加碗米饭居然要七百五十日元，在国内都可以买十份了。”

朋友边说边自我解嘲般哈哈大笑。我们一人叫了份最便宜的拉面，吃完饭，两个人在高田马场的大街上闲逛着。路边有很多供人聊天的咖啡馆，麦当劳、肯德基之类的快餐店也灯火通明，里面坐着很多日本中学生，踮着脚，昂着头，享受着资本主义的阳光雨露，而我们只能在春寒料峭的街道上漫步，一点也舍不得花钱进这样的店小坐。

作为地主，我向他介绍了附近的一个好去处：一个可以用伪造电话卡打国际长途的公用电话。在1988年，日本街头的公用电话都可以用卡打国际长途，于是在日的外国人兴起了伪造电话卡的行业。据说起初是伊朗人提供了主要货源，但因为中国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逐渐被中国人占据了。一张面值和真卡相当的假卡，售价不过是真卡的几分之一，后来发展到十几分之一，通话时间却相等，立即成为外国人最流行的东西。虽然一旦被日本警察抓住，就会被遣送回国，可是公用电话遍布大街小巷，日本政府也不能每一处都派人看守，因此在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地方，等着持假卡打国际长途的外国人排起了长队。后来，这种假卡每年给日本造成数以亿计日元的损失，终于导致了公用电话只能在投入硬币的情况下才可拨打国际长途电话。但那时好时光还没有过去。我向朋友介绍的正是一台既安全又便利的灰色公共电话，而且正巧，只有一个上海人在打，我们等了片刻就轮到了。

和国内亲人交流完毕，朋友很开心，走到高田马场大街上的一家时装店门前时，他突然拉住我，向我耳语道：“你也没有件像样的衣服穿吧！走，进去偷一件。”

我一愣。朋友的脸上笑容神秘：“没事！这种事我常干！”

当小偷？我虽然是个男人，但不妨碍我喜欢时装。从国内带来的几件衣服无论式样还是颜色都大同小异，当我走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看着身边的行人，常常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我确实想要一件新衣服。这家商店里的商品比较大众化，面向普通消费者。可是对于当时我那样一个穷光蛋来说，里面的任何一件衣物的价格都只能令我“望衣兴叹”。偷东西，尽管对我来说是没有过的经历，但此刻的我，有点心动了。在店里走了一圈后，我看中了一件色彩鲜艳的红色羊毛衫，五千五百日元。

朋友知道我看中了这件衣服，于是小声说：“我帮你看着，赶快藏起来。”

我的心提到了喉咙，觉得嘴里发干，头脑中嗡嗡作响。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那店里一定会叫来警察，把我送进监狱。即使不是什么重大罪行，被遣送回国的命运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我来到日本才一个多月，学校的课程才开始入门，妻子很快就要来日，况且我还有继续发展深造的野心。如果仅仅因为这么一件衣服，让这一切都化为泡影的话……我迟疑了。朋友催促我：“快点动手！”几秒钟后，我终于把心一横，任由贪欲驱使自己，将那件羊毛衫藏在夹克衫里，转身和朋友向外面走去。在商店门口，两名穿着套装的礼仪小姐朝我们鞠躬，笑着说：“多谢光临。”我无暇多想，沿着早稻田大街疾走而去。

这是我第一次偷东西，也是最后一次，因为我实在无法克服心理上的紧张。但是从朋友的架势来看，他应该是经常下手的。不过，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约两个月后，我打电话给他，始终没有人接听，以后我也无法与他联系。在我的旧的电话簿上，他的号码排在程颖之后的第二位，但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情人旅馆的老太太见到我时，眼睛里闪现出了惊奇的目光。

“啊！李君今天打扮得可真漂亮呀！”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那件衣服。

过了几天，我到机场去接妻子爱梅，虽然申请护照有所耽搁，她终于也来到了日本，我们分开一个多月，终于团聚了。我想，初踏上日本土地的她，跟我一个多月前的情形也差不多，她那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瞪得老大，四处张望，就像一个初生的婴儿，而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是新鲜的。我把她接到了我们六帖的小屋里，虽然两个人挤在这么小的房间里，她一点也没有抱怨的意思。她搂住了我的脖子，深深地吻了我：“多好，这是我们在日本的处女地。”望着她一脸兴奋的样子，我搂着她的丰满身躯的手禁不住地颤抖。我解开她的衣服，用长久以来的积蓄连番作战，她欢快地叫着，我想，可能声音有点大。以至于第二天，房东过来告诉我们，以后要安静一些，否则他要加收租金。

第二章 与人妖共舞(2)

爱梅是我的第二任妻子，虽然我当时还没到三十岁。1982年，我年纪轻轻就第一次结婚，不过很快就发现自己和妻子都没有做好组成家庭生活的准备。于是，我背叛了妻子，同时也被妻子背叛，接着是越来越激烈争吵……1986年，我们离了婚。我的生命似乎是每时每刻离不开女人的，离婚之后，我很快又再婚，新的妻子就是爱梅。那时我也以为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的婚礼，没想到，到2002年为止，我一共结了四次婚。这些都是后话。

爱梅开始和我一起上学了。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是，我和妻子就读的那所日语学校是一所正规的学校。日本教师都非常温和耐心，文化素质也比较高。除了在课堂上的学习，他们还常常为我们在异国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出谋划策。可当时我已经二十八岁，绝大部分同学的年龄都比我小得多。随着功课的加深，我的学习渐渐显得很吃力，毕竟记忆力和精力都赶不上年轻人。虽然也一样地面对黑板，成绩就是那么平庸。但我和爱梅在最初的几个月当中，还是坚持每天到学校上学，当时我们的出勤率是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在课余时间里，我们拼命地打工赚钱。在深圳的时候，爱梅和我住的是一栋花园洋房，我们的生活是比较优越的，跟初到日本的日子相比，可以说深圳的生活是在天堂里。但是，到了日本，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光了，只能靠打工过活，仿佛一瞬间又落入了地狱。爱梅难免有些抱怨，不时数落我两句：“放着花园洋房不住，偏偏到这个岛国熬穷日子，就为了学你的服装设计。唉，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不过，爱梅并没有为此而冷落了我。当时我们都要打工，她给一家中国餐厅洗盘子，而我则继续在情人旅馆和饭馆间奔走。我打工的时间是从早上五点到晚上七点，中间会在饭馆那里得到一份免费午餐。爱梅没来之前，我常常是在早上饿着干活，那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爱梅来了以后，她天天都会在家做了早餐便当，然后风尘仆仆地给我送来，吃着她做的饭菜，望着她渐行渐远的俏丽身影，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8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公布了招收十万留学生规模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放开了鼓励个人赴海外留学的政策。我和爱梅，都是这批中国留学潮的成员。

在有利形势的推动下，日语学校如雨后春笋般一个个建立起来，形成了新兴的热门产业。可是，这里面也有相当多的学校徒有虚名，他们的真正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骗钱，捞到外国留学生的学费，连最基本的教学设备和师资力量都不具备。另一方面，以我们这些语言学校的学生为赚钱对象的机构和个人也纷纷涌现，在中国，这类机构或个人主要就是操办留学中介。80年代后期，日本正值泡沫经济时代，社会消费能力异常强劲，各行各业都一派繁荣，对劳动力也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一些做着发财梦的中国人的眼里，日本简直就是可以大淘一笔的“黄金之国”。于是，为那些渴望来日本的中国人开办的中介机构和中间人泛滥成灾，专搞运送偷渡客的“蛇头”也大发横财。

面对金钱的诱惑，人性的抵御力因人而异。一些本来抱着求学目的来到日本的正规的留学生当中，也有人逐渐染上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开始参与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还远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