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人们憎恨。切特·佩德森，“荒地”，收j.托普汉（编），《越战文选》，修订增补本（费城，1990），页100。

以杀人效率为颁发军功章的依据，有人认为既不公平，也不适宜。因为这样的话，只有让手下无谓牺牲的军官才会受到奖赏。有一位士兵回忆二战中某次进攻毫无意义，却使数名海军陆战队员送了命：

哼，没准又是哪个该死的军官想奖章想疯了才这么命令的，而我们的伙计得为此赔上性命。当官的领了军功章，回国成了大英雄。英雄，见鬼；让手下人送命算不得英雄。尤金·斯莱吉，《与老友在珀莱琉和冲绳的日子》（纽约，1990），页96。另见布鲁斯·阿奈洛，收印度支那课程组（编），《前线：越南士兵文集》（马萨诸塞，1975），页7，1968年2月15日日记条。

军功章不过是“爱慕虚荣的军人自尊的打气筒、升职的快车道”，丹尼斯·基钦嘲讽道，虽是美国嘉奖勋章的得主，他却不以此为傲。丹尼斯·吉钦，《征战宝瓶宫：一美国步兵越战期间柬埔寨边境战记》（北卡罗来纳，1994），页46及无名士兵的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英雄”是“一个贬义词”，用来“指任何不顾后果、损害部队利益的士兵。对热切盼望与敌人交火的士兵，应尽量避免与其一同巡逻，”某军队社会学家在1970年时评论道。查尔斯·莫斯考斯，《服役美军》（纽约，1970），页154—155。一名朝鲜战争老兵说得好：

所谓英雄，就是总使他人处于不必要的险境，把自己放在首位（如果他心里还有别人的话），战友永远排在第二位。“要么不打、要打一起打”的劝诫总是被他抛诸脑后。罗杰·利托，“兄弟情深和战场表现”，收莫里斯·詹诺维支（编），《军队新貌：组织变动》（纽约，1964），页205。

突击队员在军中地位虽高（主要是他们自我宣传做的比较好），但多数士兵总是小心以待。据1941年一份关于挑选特种部队队员（突击队员）的报告透露，相当一部分志愿士兵抵达营地时并不知情，等弄清原委后立刻要求返回所在部队。1941年初招募的250人中，有82人要求立即返回原部。该项目负责人e.赫伯特上校致指挥官等的信，1941年4月23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1849。

公平的问题也不容回避。奖章的颁发很不平均，奖励的常是混战中的无心之举，而非有意的英勇行为。三次战争的例子分别见威廉·曼彻斯特，《告别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波士顿，1980），页141；w.希普韦，“一战回忆”，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理查德·福特三世，其访谈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42—43。不是因为勇敢，而是由于不知所措和恐慌而不期成为英雄，这样的笑话是军队幽默的主要内容：见美国战争部陆军勤务部队特别勤务师，《士兵表演、集结待命区域及运输娱乐指南，包括灯火管制、独幕剧、谜语、模仿诗文和游戏》（华盛顿特区，1944），页8。只要“在那儿”就能拿到奖章，而不必有任何特别举动。斯科特·希金斯，引自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95。黑人士兵受嘉奖的比例尤其低。一位随军医生在给《乌贼》杂志的信中写到：“我认识的一个黑人兄弟，冲越共党人打了两大梭子60型机关枪，使许多战友死里逃生，而所得只是被拍了肩膀以示鼓励。在场的一个白人却得到了银星奖章，并被提升为中士。”无名军医信，刊《乌贼》并引自威廉·金，“‘我们的越南小子’：黑人媒体作为美国黑人在东南亚经验的源泉”，《越南一代》，1卷2期（1989年春季），页104。类似的轻蔑举动，虽没有这么严重，也曾在澳大利亚部队发生过，因为对他们的嘉奖是由英国负责的。直到1966年开始颁发越南服役军功章，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澳大利亚人》的一位编辑在1966年1月17日写道：

向完全自主作战的澳大利亚军队颁发英国一般勤务勋章的决定难以服人。这表明当局希望回复到大英帝国的时代，表明他们对英联邦架构的不尊重，表明以布林普上校［20世纪英国漫画家戴维·洛爵士笔下人物，为一退役军官，矮胖、自负，对新思想深恶痛绝，后成为老顽固、反动分子的代名词——译注］为代表的想法仍然得势，仍有人认为澳大利亚军队仍就是英国军队殖民时代的附属。《澳大利亚人》，1966年1月17日。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6

英雄举动一般并不出自勇敢、刚毅、自主之人，而经常是处于绝境者的背水一战。一战中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获得者、年方19的中尉格雷厄姆曾这么说：

我当时别无他想。要不怎么办，“逃”？我从没想过。那可得有点勇气才行。“坚守岗位？”我倒是坚守了（我的枪），这才保住了小命。除此以外，我手头没其他东西了。说实话，要是没枪，我准保临阵脱逃。陆军格雷厄姆中尉，引自埃德蒙·坎德勒，《勇武年代》（伦敦，1916），页265。另见（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获得者）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致其双胞胎兄弟的信，引自约翰·巴肯，《弗朗西斯和里弗斯代尔·格伦费尔》（伦敦，1920），页200—201。

据信，胆小者的“一时大意”与传奇英雄的“心血来潮”并无太大不同。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375，1919年2月18日。推荐信本身就贬低了“实际”战斗体验，因为这些信必须用（借用罗兰·菲尔丁上校的话）“廉价惊险小说般浮华的词句写成”，再就是“满腔热情‘给百合花上色’般的文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服远离前线的当权者授予奖章。罗兰·菲尔丁，《战地情书：法兰西、佛兰德，1915—1919》（伦敦，1929），页161及316，1917年2月27日及1918年9月17日。另见盖伊·查普曼，《无度挥霍：自传断片》，1933年首版（纽约，1966），页266及罗伯特·莱卡赫曼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67。参加过越战的罗伯特·e.霍尔科姆甚至不记得自己的奖章因何而得。罗伯特·霍尔科姆，引自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22。与本章开始的罗伊·贝纳维德兹一同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谢尔曼·普拉特曾说过：

每一人得军功章，可能就有五六个人本该得，却没人给他们写推荐信。指挥官要先听取事迹汇报，之后才能写信推荐。但有很多英雄壮举发生时都没人在场。指挥官也可能因要指挥作战而根本无暇写信举荐。要不就是等他们有时间了，目击者已经不在了。谢尔曼·普拉特，其访谈见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45。

越战时，军功章更不值钱。超过四分之一的男兵（和6%的女兵）都被授予了战斗勋章。理查德·库尔卡等，《精神创伤及越战一代：全美越战老兵调适研究成果报告》（纽约，1990），页26。

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17

正如前面提到的，连军方也头疼英雄。他们不听“卧倒”的命令，总是“特别兴奋”，起身就往前冲，就像乔治·威尔逊描述自己在一战时是如何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那样。乔治·威尔逊，引自亨利·拉尼尔，《勇敢书：愈加勇武的真实故事》（伦敦，1918），页264—265。备受赞誉的“尚武之邦”如爱尔兰人常因此被人诟病：其人喜怒无常，冲动鲁莽，防御时根本派不上用场。诺曼·科普伦，《心理学和士兵》（伦敦，1942），页59—60；泰伦斯·丹曼，《爱尔兰无名士兵：（爱尔兰）第16师在一次大战中，1914—1918》（都柏林，1992），页75；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52；陆军f.希区考克上尉，《“戒备”：战壕纪事1915—1918》（伦敦，1937），页8；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60；汤姆·凯托，《战法》（伦敦，1917），页169；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0及99；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1，59及63；陆军爱德华·迈纳克少校，《个人日记》（伦敦，1996），页196；托马斯·马林，“‘爱尔兰佬’迈纳克：被人遗忘的王牌驾驶员”，《爱尔兰军刀》，10卷39期（1971年冬季），页77；库思伯格·斯珀灵，“英国人性格的秘密”，《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638；史蒂芬·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9；a.韦弗尔爵士，《艾伦比》（伦敦，1940），页203。现代战争不讲求个性，英雄主义幻想在心理上反而有害。古斯塔夫·白考斯基博士1943年在给纽约精神分析学院作讲座时说，参军时立誓要有与众不同表现的那些士兵，在个人英勇并不吃香的现代战争中常会感到“无足轻重，于是很难受，然后会以为自己是胆小鬼，这种无用感之强烈甚至会与他此前英雄主义幻想的程度相当。”古斯塔夫·白考斯基，“从平民到军队生活转变中的性格变化”，《神经和精神疾病学刊》，100卷3期（1944年9月），页292。英雄主义看来根本无法在20世纪战争的恐怖中生存下来。

英雄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英雄与反英雄间的距离其实很近。战场上没有“自己会看的眼睛”或“自己能跳动的心”在现实之外并没有一个更伟大的虚构存在（如托马斯·卡莱尔在他的《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中试图让我们相信的）。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伦敦，1832）。相反，有的是破坏和恐惧——对像罗伊·贝纳维德兹这样的人来说，战争只有紧张，一切都是混沌。就连备受称赞的“尚武之邦”，也因与那些不好打仗、远非英勇的民族有相同的缺陷而声名不再。20世纪上半叶那些鼓噪士兵体质和“阳刚之气评估”的理论家们，不过是试图挽留此前已逝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在军队内部，新兴精神病学的强大话语权正在抚慰哪怕最能打的战士。以《男孩自我》文风、廉价惊险小说语汇写就的嘉奖令更是嘲讽了个体英雄的存在。更何况，英雄主义的举动还时常是丑陋的。正如一个匿名的加拿大士兵抱怨的：

（军方）干吗把奖章发给嗜血的家伙？为什么杀人不眨眼的人才是英雄？是，我承认打仗肯定得死人，打仗不就是为了杀人吗，可这不应该是战争的全部吧。无名加拿大士兵，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327。

对试图适应现代战争的残忍和无名的士兵来说，这“此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还要费一番猜度。

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1

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

本不是政治人物或哲学家

可以评判的。我不恨德国人，也不会

为英国人狂热，去讨好小报。

除了有个胖胖的爱国者我不喜欢

对德国独夫我似恨实爱。

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1915爱德华·托马斯，“那些细枝末节的对错”，写于1915年，收托马斯，《诗集》（伦敦，1920），页165。

1915年5月13日是耶稣升天节，陆军上尉朱利安·亨利·弗朗西斯·格伦费尔这天被炸弹碎片击中了脑袋。“我想我活不长了！”他欢快地宣布：13天后，他的预言成了事实，死时才27岁。

格伦费尔1888年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先后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就读。他7岁就会射击，有空就骑马、钓鱼、打猎。戎马生涯一直是他的梦想，刚满20就在皇家第一重骑兵队谋了一个差使。一战前，他曾驻在印度和南非，在那儿他喜欢上了拳击、追踪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