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罗特纳果，是兹尼德尔先生，他是名小学老师。唉，还有好多呢，都是我在新泽西认识的德国人。”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3。

除了过去的平民经历，不久前的战斗经历对士兵对敌人的情感反应也有影响。平民会更多宣扬对敌人的仇恨，所以很多论者认为，读或写关于杀戮的事反倒比亲身参与更容易激发仇恨。奥利弗·埃尔顿，《c.e.蒙塔古：回忆录》（伦敦，1929），页197；g·菲尔德，《和平主义和良心抗拒》（剑桥，1945），页67；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85。战机驾驶员和其他机组人员倒能欣赏、尊敬被他们炸死的敌人，在他们下葬时也常极尽哀荣，但百姓对敌人只有蔑视，认为给他们高规格的葬礼无异于崇敬“撕人魔”杰克。［1888年8至11月间在伦敦东区杀死至少7名妓女而身份始终不明的一杀人犯——译注］。詹姆斯·斯派特，《空中实力和战争对错》（伦敦，1924），页319；《每周快件》，1916年9月10日；《每日邮报》，1918年5月4日和7日。王牌飞行员、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曾击落德机47架，他父亲曾鼓励他，“让他们都见鬼去吧”。保尔回答说他不把德国人视作恶魔：“我对德国人没什么坏印象。他们都是好人，不过胆子太小，可他们也都尽力了，”他这样告诉自己的父亲。r.吉尔南，《空军上尉艾伯特·保尔》（伦敦，1933），页60。1915年5月4日，j.h.厄尔利给家里回信，之前他们给他寄了份剪报。在信中他责备家人，“这里可没有‘野蛮的德国人’。”他还写道：

我们的怒气也许应该大些，可能是因为那些直让人愤怒的事与我们的切身环境相比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吧。也是因为我们与沙袋后面那些可怜虫感同身受，他们的生活一定跟我们一样，是一派胡闹。打仗让人厌恶，它浪费了我们的生命。要是热衷于此，你的战友只会把你当作傻瓜！j.厄尔利，“战争日记1914—1918”，1915年5月4日信，剑桥郡档案局b1/hg/j/2。另外，对战争体验越深的平民（比如遭过空袭的人）越不会对报仇有兴趣。有个大范围调查发现，要求为德军轰炸英国城市报仇的人中，最坚决的都来自坎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和约克郡北部行政区等地的乡村，而这些地方并未受过空袭。不列颠民意学会因此在1941年4月作出结论说：对复仇性轰炸的支持态度与个人的空袭体验成反比。引自史蒂芬·加勒特，《二战伦理和空中力量：英军空袭德国城市》（纽约，1993），页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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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非战斗性群体被认为尤其容易对“敌人”产生仇恨：即妇女和地方军成员。1967年出版的一本越战小说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没有比受过良好教育、有着自由信仰的年轻女子更嗜血的生物了。”丹尼尔·福特，《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伦敦，1967），页23。伦敦泰维斯托克诊所的执业医师莫里斯·赖特在1939年时曾对开战之际泛滥的仇恨表示过担心：

如此粗野的仇恨、残忍、暴虐一下子倾巢而出，是我从未见过的……最原始的暴虐在报章、普通人的谈话中得到了无疑的释放——在我看来，尤以在女性身上最为显著，平日里攻击本能在她们那儿受压抑最深。莫里斯·赖特，“战争对平民的影响”，《柳叶刀》，1939年1月28日，页189—190。克利福德·艾伦在“战时的情绪变化”，《柳叶刀》，1940年5月11日，页901中认为二战中的施虐行为要比一战少，并认为年纪大的人（和后方的人）最容易对敌人施暴。

女人手中没有武器，其攻击欲要得到满足，只有靠男人代她们去杀戮。j.格雷，《战士们：战场回想》（纽约，1959），页135及弗雷德里克·基灵，《基灵书信回忆集》（伦敦，1918），页259—260，与r.恩索尔书，1915年12月23日。

英国地方军的训练手册中有些材料，其对“灌输仇恨”的论述，整个二战未有能出其右者。正规军特别希望可以限制地方军的作用，尤其不愿看到他们成为嗜杀的游击队：见“1942年8月29日在地方军连长培训班上的讲演：地方军的军事角色”，页4，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2487及陆军g.沃克少校，“游击战和地方军”，1942年4月30日，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387。汤姆·温特灵恩（他曾参加过西班牙内战）发表了他1941年为地方军训练写的讲稿，里面他教士兵用小刀无声无息地杀人，告诫他们永远不要生擒敌人，并且强调打起仗来没有任何规矩好讲。汤姆·温特灵恩，《地方军是好样的：在奥斯特利公园地方军训练学校讲演集》（伦敦，1941），页3—4及27。同年，诺曼·德穆思在《袭击德国鬼子》中也教别人如何了无声息地杀人。他的书被英国本土部队总司令评为甲等，强烈推荐大家去看，而且可以用训练款购买。地方军总司令，“地方军第41—1942号指示：注意事项”，页3，收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199/872b。德穆思要大家对杀人不要有任何“顾虑”。“不要忘了集中营，”他激烈地说，“不要忘了纳粹的极端变态心理”：

记住，他们来犯时如不把他们干了，这些自阿提拉［约406—453，匈奴皇帝，人称“天谴”，他即位后统一了蒙古各族，西征东罗马帝国，大军所到之处非死即奴，将疆界推至多瑙河畔，并收取岁贡，后杀死了自己的兄弟，独揽皇权，逼迫拜占庭帝国割地臣服，每年进贡——译注］以来最可憎的东西就会把我们的家园夷为废墟，屠戮我们的百姓，奸淫我们的母女姐妹……打他们，不然他们就会打你。问问你自己，我们被他们虏走的人在德国过得是怎样的日子——然后用刺刀戳他们，直到把他们刺死。这是我们的惟一要务。

他反复强调，地方军成员务必要“使自己适应”杀戮，并建议教官把士兵带到“当地的屠宰场，让他们尽情地看。开始时他们会厌恶这么做，这时就要再三反复，直到他们不再反感。”他建议让地方军士兵拿他们“杀人的刀”先在牲畜身上体验一下“身体上的那股韧劲”（“他们会惊诧于杀人所需的力气之大”）。诺曼·德穆思，《袭击德国鬼子：侦察、追踪、伪装手册》（伦敦，1941），页64及84。

接下来的四本教材是在1942年写成的，都有德穆思的语气。在《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手册》中，陆军少校m.d.s.阿默对德穆思书中的训练方法表示了赞同，并鼓励地方军成员多去屠宰场，好在畜体上练习刀法并熟悉用手、脸来擦拭血迹。陆军m.阿默少校，《地方军成员及军士总体战训练手册》（伦敦，1942），页46。同年，皇家加拿大炮兵部队的e.哈特利·莱瑟中尉写了《赤手空拳》一书，意在教授地方军成员如何高效地“搞定德国佬”。书中写道：

不管这件事多么让人生厌，它总得有人去做，而且要做就要干净利落；记住，德国人做事总是很利落的：我们要打败他们，只有按他们的牌理出牌，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来将就我们。跟他们讲公平竞争、正派体面根本就是对牛弹琴。一般英国人都不会落井下石，但和德国佬打交道，就得忘掉我们长期以来熟悉的那一套礼节；纳粹分子生来就不懂什么是体面。这不只牵涉到如何打败德国佬；还事关你、你妻子和你孩子的性命。陆军e.莱瑟中尉，《赤手空拳》（奥尔德肖特，1942），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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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露骨的恶意在这种题材的作品中并不鲜见。在《硬功夫》一书中，锡德尼·达菲尔德和安德鲁·g.埃利奥特要地方军成员忘掉有些教员所说的“刺刀在现代战争中已属多余”的话。正相反，因为刺刀可以肉搏，尤其是在夜间、雾中、街头或是其他弹药不够用的场合，它的用处正前所未有得大呢。此外，为了防身，他们还建议所有士兵都配备匕首。他们同意莱瑟的观点，即作为地方军成员不狠点不行：“消灭敌人”是他们的惟一要务，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抛弃“英国人”的绅士打法（他们举的过时的“英国”做派的例子包括俘虏敌人和“堂正大度”的各种观念）。锡德尼·达菲尔德、安德鲁·埃利奥特，《硬功夫：致地方军成员及英国军队士兵》（伦敦，1942），页9，11及42。 1942年，埃利奥特还为地方军写了本训练手册。这本名为《地方军全书》的小册子是他和“j.b”及“科学工作者”共同编写的，进攻性更强，要士兵不要去管指挥官将道德律令加诸战场的任何努力：地方军的嗜血不应被正规军的那一套束缚住。比如他们建议地方军成员把钢盔的后面锉尖以攻击来犯的侵略者，并把尖端涂上颜色，“这样指挥官就不会知道了”。对军方的不信任在论及武器时就更张显了。《地方军全书》嘲笑“老家伙们”拒不接受非传统的观念。接下来，埃利奥特形容了他们是如何贬低他关于怎样搞定哨兵的主张的：

既然这通常是悄悄进行的，那最好是用石弓和钢头箭。这样在十米远的地方就能放倒他，而不用匍匐到他跟前……由于在进攻者到位前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我宁愿用弓箭而不主张上前把对方掐死。安德鲁·埃利奥特、“j.b”、“科学工作者”，《地方军全书》（伦敦，1942），页28及65。

1943年，社会心理学家马克·梅提出平民更易产生仇恨，因为他们要经历抢购公债的风潮，得收集“废铜烂铁好杀日本人”，行动受限，要忍受物质匮乏，还要担心家人生命安全。马克·梅，《战争与和平的社会心理学分析》（纽黑文，1943），页66。另见费利克斯·多伊奇，“平民的战争恐惧症及其治疗”，《精神分析季刊》，13期（1944），页303。但前线的人也得忍受类似的限制。同年，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在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发言中指出，老百姓之所以仇恨敌人，是好抑制自身对死亡的恐惧。但他也说：

但其转为恶意仇恨的程度，而不是其受压抑的程度，才是构成我们所说的这些战争间接参与者“士气”的主要成分——尽管他们远离战场，生命也没有受到威胁。格雷戈里·齐布尔克，“对死亡的恐惧”，《精神分析季刊》，12期（1943），页472。

于是，他们把无法亲身杀敌的愧疚移置到了敌人身上。女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男人，在家里舒舒服服地呆着，也就不把敌人当人，被他们杀害的人的惨叫也就当没听见。

前线的士兵非常清楚，训练时看到的妖魔化敌人的照片和战场上实际遇到的之间会有很大出入。f.派克汉姆，“可鄙的1912—1920年代回忆”，页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战斗经验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不能信。例见罗伯特·格雷夫斯，《向一切告别》，1929年首版（伦敦，1977），页162。当你直面敌人时，几乎很难相信那些暴行的传闻。海勒姆·斯特迪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德国兵的可怕场景。他虽然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但第一次看见德国兵是战斗结束后去查看战俘时：

仅凭看到在湿地里泡了数月、没有布盖着的死尸，是没法建立对一个民族的整体概念的。这是到目前为止我所见敌人的惟一一面。下面我要看到的应该就是割下了比利时妇女的乳房、把刺刀插进他人身体的这些人了。这帮德国畜生。他们列队走过来，而我此时忽然感到战争开始以来从未有过的失望……这些战俘都很年轻，伤挺重，都缠着绷带……他们蹦着、跳着，神情很紧张，我想可能是刚经过轰炸的缘故。他们走过时我听到的最粗鲁的话是“这帮可怜的家伙”，说这话的是一名步兵。海勒姆·斯特迪，“与皇家炮兵团在西线的插图岁月”，页51—5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前头脑中想象的敌人模样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形间的不同，有很多人都评论过。锡德尼·罗杰森见到德国战俘后的反应是这样的：

我们的敌人早就成了传奇人物。我们得到的消息是，距我们通常不过几米、拉满铁丝网的战壕后藏匿的是一个未开化的民族、德国佬、白肤金发碧眼的野兽，他们从不知道留人性命，是他们钉死了加拿大人，刺死了婴儿，奸淫了比利时妇女，分离出尸体的脂肪建厂加工！……但这些脸色惨白、面容严肃的年轻人真的做得出这种穷凶极恶的事吗？锡德尼·罗杰森，《十二日》，1930年首版（诺里奇，1988），页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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