咐要见他，于是他急忙乘火车长途跋涉赶到北京将军的公馆。将军见到儿子，二话没说，先和他下了盘 棋。结果儿子毫不客气地赢了老子，于是将军恼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没别的能耐，马上给我滚回去！”就这样.儿子是他自己叫来的，他竟不屑一顾地立刻将他哄了回去了。

我就是这样经常去这位将军的公馆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台了。因此，我也因此失业，全家不得不再次饱尝生活的辛酸。几年前，注在天津的二哥来日探访，我们阔别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当畅谈起过去的事情时，记得哥哥曾这样说过：“段棋瑞在中国，因他镇压抗日运动成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恶昭彰，臭名远扬。不过，他也于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过吴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发挥，结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

离家赴日(上）

在北京，有三个很早就建造起来的美丽的公园，即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和南海公园。一时北海公园和中山公园的一部分曾对游人开放过。北海公园里的“漪澜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都是设有棋席的馆子。北京的棋迷们全喜欢到这两处馆子来以棋会友，聚乐消遣。在那里，时常有些阔绰富有的棋迷自愿提供赏金和奖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参加，为夺赏金而争高低。

段棋瑞将军倒台后，我成为那两个棋席的常客，并且是连战连胜，赚了许多赏金和奖品。有一天，<<北京晨报》登载了我抱着大批奖品的照片及报导，于是，围棋神童出现啦！棗我的名声大振，顿时传遍了整个北京城。

那时，我们在大陆也常常听说台湾有个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与吴家一起作过盐商，于后来迁到台湾去的。林家掌门的弟弟林熊祥来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后，不知何意，非要让我与日本强手对上几局不可。他带着我来到北京的“日本人俱乐部”一试锋芒。 “日本人俱乐部”也想试试这个“神童”到底有多厉害，因而早就预备好了棋盘、棋子，静等着我的出场。

对局是以我的先手开始的。记得对手是个有职业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于我在布局时上了两手骗着的当，几乎要全盘崩溃，不得已陷入苦战之中。不过，中盘以后，我拼命地吃掉了对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尽心机实现了逆转，终于获得了六目的胜利。

这时，观众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将“北京有个围棋天才少年”一一我的存在，告诉了獭越宪作先生。看来，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线。

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经营美术商品，与獭越宪作先生很熟。他热情地劝我赴日留学。有关徙居日本之事，他作为我们一家的代言人，和濑越先生之间书信往来多达五十多封，就连在日本的生活保证等细节条件，也由他那个窗口来作决定。他对我们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不遗余力，是我们永世难忘的恩人之一。

在我十二岁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来北京访问。那时我第一次被介绍给日本的职业棋士，并和他们下了几盘棋。结果与岩本熏六段让三子下了两局全胜）二子一局输二目；与小杉丁四段让二子一局胜。因此，我的实力被大大地证实了。

那时的成绩传报到日本后，有关催我赴日的事便骤然间具体化了。只因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交涉的经过等等一概不得知，详细的经过也毫不了解。算来，有关我迁徙日本之事，从提起到实现大约花了两年的时间。

日本方面，对我来日之事最热心奔走的人是濑越先生。他踏破铁鞋，向犬养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仓喜七郎先生等财、政界有钱有势的后援者周旋游说。最后的结果是，由日本国内发出指令，委托犬养先生的女婿棗驻北京的芳泽公使来全权交涉办理。于是，芳泽公使便找到当时刚刚从“北京政府的国务次官”宝座上退职不久的杨子安来商谈此事。

杨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与书法都十分出色，是个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与吴家并无交往，只是认作我的义父，以便承蒙他照应。在中国，与官府的老人结识，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长辈的关照时而结成义父子关系的例子很多。虽称为义父，但在户籍上并无变化，仅仅是以亲戚的形式给予关照罢了。这并不像日本的习俗那样事关重大。

日本方面决定：由大仓财阀的公子当时为日本棋院的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男爵来作保，以两年为限，每月发给我二百元的生活费，并在两年之内彻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浅。总之，事情终于这样地谈妥了。不过，从杨子安的内心来看，对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极的态度。也可能他对我的身体虚弱，以及对日中关系越发险恶的将来十分担忧，因而他也曾考虑过让我作为学者立身于世。因此，杨子安向日方答复时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体亦非健壮，希望再等两年，让他完成了象韶之仪再去。”芳泽公使觉得此话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谓的象韶之仪，是指虚岁十五时举行的成人仪式。然而，据说濑越先生误认为那就是结婚仪式，担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听此事……

离家赴日(下）

到了1927年，我执白胜了刘隶怀，名副其实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来京游访时，让我二子对奔，结果我大胜。再以黑先连下三局，取得一胜一败一打挂（即暂停）的成绩。当时，四段以上的职业棋士能允许对方先手开局的几乎没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决断。井上五段让我先手开局之事，可谓伯乐之卓见，后来他自己也常常对此引以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后，称我有“胜过传闻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转告了他的看法。

那个时期，我们全家仍旧继续依靠变卖东西度日。为了二哥能继续上学和照顾全家，大哥毅然决定中途退学。当我能执黑迎战井上五段之事传开后，便成为促使母亲及哥哥决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

当时我自己的心情是这样：因一切都由母亲和哥哥来商定，所以我对赴日无任何担心，只要顺从决定便可。到了1927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这样，我们也越来越坚定了东渡的决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决定下来，即刻便收到了濑越先生发给我的正式邀请书。那封书信我至今在家中镜框中珍藏着。它以绝妙的言辞，写出了一篇显示执笔人的文采与卓识的名文，简直难以想象是出自于棋士之手。若译为现代语，文面如下：

谨启，前几日，通过山崎氏收到了你的来函，谢谢！我虽未有与你直接见面的机会，但过去从岩本氏那里听说你年纪虽幼，但棋力高强。这次，我又看了你与井上氏对弈的三局棋谱，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与时间允许的话，我真想去拜访贵地，与你亲切切磋棋艺。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许，我深感遗憾。

我急切盼望你身体强健，完成大礼后，到日本留学，从而共同不断地研究。愿你能在不久的将来荣升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册已寄。到了山崎氏那里，在你来日之前，若肯为我研究一下，我将感到十分荣幸。你和刘氏下的二局棋谱，加上我妄下雌黄式的评论，己在《棋道》六月号上登载，同时综述贵国棋界现状的文章也冒昧登载于上。因此，务必请你谅解！

搁笔之时，谨拜托你向贵国的棋伯诸贤们转达我的问候。遥祝你身体健康！ 濑越宪作谨具5月16日

1928年，秉承濑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桥本字太郎四段到北京专程来访。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际有关琐碎的事项代替山崎有民先生来磋商，我和桥本字大郎以黑先弈了两局，皆以六目和四目获胜。

这样，在众人的尽力相帮之下，根据母亲“寻求新天地。开辟新生活”的决断，我们终于决定于1928年10月里启程东渡。家族之中，暂且由母亲和大哥吴浣陪我去日本。

我们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担保；围棋修业的安排是让我作濑越先生的门生；另外，生活费是以留学费为名，暂由大仓先生以二年为一期限，每月支付给我二百元。 因二哥吴炎要继续上学，决定将他寄托到舅父家去住；三个妹妹也分别寄托到亲戚家里。只等我们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后，便来迎接他们去日本。当时，依杨子安之意，还是说我们此行不过是暂时的二年契约罢了，劝我们过两年后，毫不客气地回来即可。母亲从来都是老实厚道的性格，最怕干出头露面的事情。然而，在关系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针定夺之际，却变成了一个有斩钉截铁之决断力的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如此，母亲对日本的事情还是两眼一抹黑，以“棋士”作为一种职业到底如何？在当时谁也闹不清的情况下，竟放心大胆地将一家的命运都押注到儿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迁徒到日本去谋生,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才行啊！

记得我的赴日之事决定之时，北京正值靳云鹏将军维持治安。这位将军听说了我的事后，答应在我东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为饯别。可是，由于他和蒋介石的国民军反复交战，当我们即将动身赴日之际，他正在河南省展开着激烈的战斗。靳将军原来是个大烟鬼，由于战场上连续三天出现了十万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顾一切地跑到前线去指挥作战，不知不觉地将吸大烟的事忘到了脑后了。枪炮声中，有个多嘴的部下想了起来便问他：“将军，您不吸烟也行啦？！”没想到，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将军突然又犯起了烟瘾，痛得他满地打滚。于是乎，吃了个大败仗，逃回北京城。结果，本来答应送我的一千元饯行费，后来折了一半降为五百元。不过，虽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笔钱。这钱在赴日之后给我们的生活帮了大忙。另外，据桥本字太郎说，因为与我下了“试验棋”，他还得到了靳云鹏将军的“谢礼”三百元。那个时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闲度日了。所以，桥本字太郎追述往事时说，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场。

这样，渡海赴日的日期决定后，大哥和我便经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丽的夫人学习日语，以便做些准备。1928年10月18日，我们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向导，从北京去天津，再从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顺风地向日本进发了。

来日之初

1928年10月23日，我们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贩商船“长安丸”抵达日本，在神户港上陆。那时我刚满十四岁。

我们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滞留数日，又乘列车一路驶向东京。到了东京，屈指一算，已是从神户上陆以来的第五天了。当天，我们被迎到赤坂的“三叶葵饭店”，好不容易挨到“来日致词”与“记者会见”等仪式进行完毕，才得以卸除鞍马之劳。

翌日，桥本宇太郎特来迎接并送我们到濑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区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个借宿宅里暂时安顿下来，这个我们最早在谷叮的家，离当时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电车只有两站路，慢慢地溜达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对于不会讲日语的我来说，为了迷路时能在派出所打听，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现在，提起那个地名来，仍然是倍感亲切的日语。

在这个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为濑越先生的弟子迈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为在日本修业的条件，由大仓副总裁发给我生活费，如若两年时间的修业毫无出息，生活费就会到期停发。我们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机会来到日本，就那么一事无成、简简单单地回国可不成，虽说我身为少年，但还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准备。

刚到日本时，我一直穿着中国式的礼服“马褂”，以那种打扮出席各种正式的场合。一周之后，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时，喜多文子先生对我说：“即然已经到了日本， 总是穿那种服装就不太合适了。”于是，她赠给我一套和服。从那以后，每逢棋赛的时候，我都喜欢穿上和服出场。

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乐”喜多流派的掌门——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驱、。在战前相当严厉的升段制度下，她凭真才实力晋升为四段；战后被赠授为六段。从那时起，她就拥有许多年轻有望的女流棋士作为弟子。她是濑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后来也拜托她作了我们夫妻的月老。总之，深承她象母亲一样多方眷顾，给我们以极大的帮助。

来日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几段？“当时与现在不同，段位具有绝对的权威，所有的棋士无疑都是根据双方的段位来决定交手棋份，对局费和教习费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几段事关重大，濑越先生极力坚持说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实力，然而大多数的棋士则认为顶多授予初段。于是决定假设我同格于三段，立即进行正式的“段位认定”的“试验时局”.

12月1日起“试验对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