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楼大厦之问，有一套小小的院落。几十张病床，经年累月住得满满的。风烛残年的老人，把这里当作最后的驿站。他们得到周到的治疗和细心的照料，直到走进永恒的宇宙。院长告诉我，这里入院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是13.7天。

您明白这个数字的意思吗?院长问我。

我明白。我说。它的意思就是所有走进这所医院的病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都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是的。院长说。他们在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的日子里，都格外地渴望温情。

有一个小姑娘，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知道了有这样一所医院。她告诉了她的伙伴们。志愿者这个名词是与世界同步的象征，半是好奇，半是女孩天生的爱心，她和她的伙伴们就到这里来了，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象一群小香獐跑近这白色的森林。

刚进院门，她们就后悔丫，甚至不敢迈进充满药气的病房。她们象黎明时分凝结的露珠，幼小和清凌。她们无法理喻什么是死亡。

在护士的陪伴下，我战战兢兢地走进病房。穿柿黄靴子的小姑娘说。

一个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连连叫：杜鹃……杜鹃!

我刚要说我不是什么杜鹃，护士使了个眼色，我就闭紧了嘴。老人望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深沉的眷恋，嘴边荡出微笑。我和他对视着，恐惧渐渐散去，心里充满，从天而降的感动。

那一天，别的同学忙着擦玻璃、给病人喂饭，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被那个濒危的老人握着于。他的手很瘦，可是很软，好象用旧的毛巾。

护士后来告诉我，老人的女儿远在美国，名叫杜鹃。电报发了一封又一封，女儿就是不回来。他的神志已经模糊了，把我当成了杜鹃。

因为学校里的功课很紧，我们只能一周来一次临终关怀医院。我真的觉得我成了杜鹃，急切地盼望着下次志愿者活动的日子。时间终于到了，我第一个跑进病房，再也不觉得害怕了。推开房门，在老人躺过的病床上，他已经象烟一样地消失了，现在是一位老奶奶了……

我明白了什么是死亡，它就是一个人永远地不在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我希望在我死的时候，身边能有一个女孩，我能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真的，就是为了这个，因为我们都会有那一天。为了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不会太孤单，我现在就要付出。所以我要做一个志愿者，所以我不怕死亡……

听一个如此晶莹如此年轻的女孩，在晴朗的天气里谈论死亡，有一种苍凉凄婉的美丽，盘旋于我们的头顶。

您的问题问完了吗?穿柿黄靴子的女孩很有礼貌地问我。

哦……完了。我说。我还有许多问题想问她，但看出她心不在焉。

那我就走了。我还要到病房里去给他们唱歌呢。她转过身。

哦，问最后一个问题：你给他们唱的是什么歌呢？我说。

唱《柳堡的故事》，就是“18岁的哥哥，他坐在小河旁……”那首。她轻声吟起来。你还会唱这么老的歌哪！我有些吃惊。这是30多年前的流行歌曲了。

原来不会唱的。后来一位老人对我说，他年轻时最喜欢这首歌的。我就让我妈妈教会了我。我想，一个人年老的时候，唱起以前的歌，就会回忆起年轻的时候。等

我老了，也许要让那时的志愿者，唱一支“潇洒走一同”了。不知道她们会不会给我唱?

女孩子略微有些忧郁地说。

会的。她们一定会的。我十分肯定地说。

清脆的歌声，象鸽哨一样，在白色的院落上空翱翔。

九九那个艳阳天，18岁的哥哥，他坐在小河边……

每一天都去播种

朋友，当我看你的信的时候，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我仿佛听到你在远处悠长的叹息。我认识很多这样的女人，青春已永远驶离她们的驿站，只把白帆悬挂在她们肩头。在辛劳了一辈子之后，突然发现整个世界已不再需要自己。她们堕入空前的大失落，甚至怀疑自己生存的意义。

女人，你究竟为谁生活？

当我们幼小的时候，我们是为父母而活着的。我们亲呢的呼唤，我们乖巧的举动，我们帮母亲刷锅洗碗，我们优异的成绩给父亲带来欣喜……女孩以为这就是生存的意义。

当我们青春的时候，我们是为工作和知识而活着。我们读书，我们学习，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地工作着，我们得各式各样的奖状……女人以为这就是生存的意义。

当我们和人类的另一半结合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我们以为太阳会在每一个早上升起，风暴会被幸福隔绝在遥远的天际。我们以丈夫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无私地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遵循美德，妻子以为这就是生存的意义。

当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我们视孩子胜过自己的生命。在母亲和孩子的冲突中，女人是永远的弱者。在干渴中，只要有一口水，母亲一定会把它喂给孩子。在风寒中，只要有一件衣，母亲一定会披在孩子的身上……母亲以为孩子就是自己生存的意义。

终于，丈夫先我们而去，孩子已展翅飞翔。岗位上已有了更年轻的脸庞，整个世界已把我们遗忘。

这个时候，不管你有没有勇气问自己，你都必须重新回答：为谁而生存？

丈夫孩子事业……这些沉甸甸的谷穗里，都有女人的汗水，但他们毕竟不是女人自身。女人是属于自己的，暮年的女人，象秋天的一株白杨，抖去纷繁的绿叶，露出树干上智慧的眼睛，独自探索生命的意义。

生命对于每个人，都是上苍只有一次的馈赠。女人要格外珍惜生存的机遇，因为她们的一生更多艰难。我们是为了自己而生活着，不是为其它的任何人。尽管我们曾经如此亲密，尽管我们说过不分离。但生命是单独的个体，无论怎样血肉交融，我们必须独自面临世界的风雨。

女人要学会播种，即使是在一个没有收获的季节。女人太习惯以谷穗衡量是否丰收，殊不知有时播种就是一切。开心的钥匙不是挂在山崖上，就在我们伸手可及的地方。

只要你感到是为自己而生活，世界也许就会在眼中变一个样子。写文章，为什么一定要发表？自己对自己倾诉，会使心灵平和。练书法，为什么一定要展览？凝神屏气地书写，就是与天地古今的交融。教学生，为什么一定要到学校？做善事，为什么一定要别人知晓？

他人的评判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评判，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剥夺的权力。只要女人自己不嘲笑自己，只要女人不自认为自己不重要，谁又能让你低下高贵的头？

生命是朴素的，它让女人领略了风光之后，回归到原始的平静。在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探讨中，女人更深刻地认识自身的价值。

在生命所有的季节播种，喜悦存在于劳动的过程中。

悲悯生命

科技发展了，现代人读的是电子读物，乘的是波音飞机。作家，比以前不好当。你能看到的书，他人也能看到。你能参观的自然景点异域风光，别人也许去过得更早更多。从前的诗人，骑一小毛驴，走啊走，四蹄就踏出一首千古绝唱。现代你就是跨着登月火箭，也是干抓一把火山灰阑珊归来。

也许是不自信，我基本上不写游记，不写历史，不写我的时代以外的故事。我将笔触更多地剖向我所生长的土壤，目光关注危机四伏的世界。

写作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光荣与梦想（绝无贬低专写短篇小说的大师的意思）。几年前，当我决定开始写作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具体写什么内容，一时拿不定主意。经过多年储备，很有几份材料，是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的。它们像一些元宵的胚芽，小而很有棱角地站在我的糯米面箩里，招唤着我，期待着我均匀地摇动它们。让它们身上包裹更丰富的米粉，缓缓地膨胀起来，丰满起来，变得洁白而蓬松，渐渐趋近成品。

委实有些决定不下。想写这个，那个又在诱惑。放下这个，又觉得于心不忍。后来我很坚决地对自己说，既然对我来说，哪个都蔽帚自珍，就想一想更广大的人更迫切需要什么？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这样一比较，对于毒品的痛恨和有关生命的哲学思考，就凸现出来。也许是我作过多年医生的经历，同病人携手与死亡斗争，我无法容忍任何一丝对生命的漠视与欺骗。也许是我在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当兵的十几年生涯，使我痛感生命是那样宝贵与短暂，发誓永远珍爱保卫这单向的航程。

一位屡戒屡吸的女孩对我说，她是因为好奇加无知，才染上毒瘾的。我说，报上不是经常宣传吗？你为何置若罔闻？她说，我们不看报。看了也不信。如果你能写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让更多的人早点读到，也许可以救命。

我不相信文学有那么大的效力，就像我当医生的时候，不相信医学可以战胜死亡。但生命本身，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过程。我要用我手中的笔，与生命对话。

整个《红处方》的写作，是离开北京，在我母亲家完成的。有朋友问，你写作此书的时候，是否非常痛苦与沉重？我说，不是。当我做好准备进入写作状态时，基本上心平气和。我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何地迂回，何地直插，胸中大体有数。长篇小说是马拉松跑，如果边设计边施工，顿挫无序，是无法完成整体设计的。

每天早晨按时起床，稍许锻炼后，开始劳作，像一个赶早拾粪的老农。母亲为我做好了饭，我不吃，她也不吃。在这样的督促下，我顿顿准时吃得盆光碗净，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大约三个月后，初稿完成了。我把它养在电脑里，不去看，也不去想。又大约三个月后，最初的痕迹渐渐稀薄，再把初稿调出。陌生使人严格。看自己的东西，好像是看别人的东西，眼光沉冷起来，发现了许多破绽。能补的补，能缝的缝，当然最主要的是删节。删节真是个好帮手，能使弱处藏匿，主旨分明。

书出版后，很多电视台来联系改编电视剧的事，前后大约有几十家吧。天津电视台的导演和制片人，往返多次，同我谈他们对小说的理解，我被他们的诚意所感动。说，那我就把《红处方》托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郑重地把这件事做好。我想表达对生命的悲悯与救赎。

21世纪，我们死在哪里？

新的世纪来了，人们对这个世纪有很多预言。假如记录在案，将来统计一下，看有多少命中率？我有一个小小的预言，估计猜中的概率是很高的，那就是——从上个世纪跨入这个世纪的人，绝大部分无法再跨越到下个世纪去。

你必将死于这个世纪。这不是一个咒语，是一个现实。

哪怕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他或她要进入下个世纪，年龄也将超过100岁，老寿星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将死在哪里呢？

首先我不希望自己死于战场，我希望世界持久和平。其次是不希望自己死于恐怖事件。再其次是不希望自己死于交通事故。最后是不希望自己死于天灾和瘟疫。我可以欣然接受自己死于自然规律，死于理智选择过的自我终结，死于我认为有必要付出自己生命的事业。

我的爷爷生于19世纪，死于20世纪的农村。他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死的时候很平静。我的父亲死于20世纪的末期，他是死在城市的医院里，全家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死亡悄悄地从家中转移到了医院。如果一个病人，死在家里，人们会遗憾地说：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人就……

人需要到医院里去死，几乎成了文明进步的重要指示剂。现代社会的成就之一就是让死亡从日常的家居中消失，医院的白大衣如同魔法师的黑斗篷，铺天盖地罩住了死亡，死亡变得日益神秘和遥远。

然而，死亡没有走开。它静静地坐在城市的长椅上，耐心地等待着某个适当的时机，把你悄悄地领走。

于是想：面对每个人都必然遭逢的死亡，医院是否是我们最好的终点驿站？

如果有人问，你希望死在哪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死在家里。

死在家里，其实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世界变了，和早年间不一样了。那时，一个孩子，从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了老人和动物的死亡，他们接受死亡，并不大惊小怪。谁家有人死了，大家都来帮忙。摘下一块门板，把死去的人放在上面，并不恐惧。各种有关丧仪的习俗，寄托着哀思，也稀释了痛楚。

如今，大家住在密不透风的钢筋水泥森林里，失去了田园的宽阔和农舍的疏朗。如果有一个濒临死亡的人执意要死在家里，估计大家都会不知所措。茫然和惊吓还有无尽的焦灼，会使活着的人煎熬在巨大的混乱中。

需要普及关于死亡的知识。我希望有人告诉我，死亡来临之时，如果我不曾昏迷，我将遇到怎样的麻烦？有何种应对的方案？我不希望对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稀里糊涂一无所知。我希望像出国旅游之前，先发我一张到达国的地图，以便心中有数。

我希望我的家人对我的死亡有比较充分准备。他们首先在精神上接受这件事情的必然性，不悲戚和惊惶。在我最后的时刻，保持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