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腿脚上下功夫。也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则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于是就有了“方言”。

南腔与北调(1)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样。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曰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b、d、g、m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就是调门不大一样。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只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列出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起来，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伲”、“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侬”（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妈仔”（厦门）的，有叫“阿嬷”（广州）的，有叫“依嬷”（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娭毑”（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管父亲叫“老豆”。老爸如果是老豆，那咱们是什么？豆芽菜呀？写成“老窦”也不对，老爸是大窟窿，咱们是小窟窿？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

就算是用同一个词，也未必听得懂。“有”是“乌”，“无”是“馍”，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再说也不是所有的南方人都把“没有”叫“馍”，也有叫“猫”的。他们也常常分不清l和n这两个声母，an和ang这两个韵母。结果，在他们嘴里，男子变成了“狼子”，女子变成了“驴子”。闽南人更好玩，干脆把人统统叫做“狼”，整一个“与狼共舞”。一个闽侯人在朗读《愚公移山》时，因为实在改不过腔来，便把那段名言“我死了还有子，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念成了“我死了还有煮，煮死了还有酸，煮煮酸酸是没有穷尽的”。这还是说“普通话”。要是说家乡话，那就更麻烦了。湖南人把“捆扎”叫“tiɑ”，把“劳累”叫“niɑ”，连个同音字都找不到，你听得懂？

南方人说话还颠三倒四。比如“死人咸”，就看不懂。死人只会臭，怎么会咸呢？腌鱼啊？原来，这是闽南话，意思是“咸得要命”、“咸死人了”。因为闽南人喜欢把话倒过来讲，就弄得我们不知所云。其实北方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死咸死咸”，只不过当中并不夹一个人字，就好懂些。

所以，听南方话就跟听外语似的，恨不得找个翻译来才好。

方言与官话(1)

说起来也是，要不是当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南方这些方言，可不就是外语？南方从来就是“化外之地”，南人也从来就是“化外之民”。“化外之民”在“化外之地”说的“化外之语”，不是“外语”是什么？不过那时“外语”的地位可不像现在这么高，要想活得人模狗样就非得“至少掌握一门”不可。相反，它还被看作是野蛮文化的象征。孟子就说南方人是“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鴃舌”也就是说话像鸟叫。可见，把南方方言视为“鸟语”，也是由来已久，少说也有两三千年历史了。

那时不但语音不统一，南方一片“鸟语花香”，北方也有“齐东野语”，就连文字也五花八门。用许慎的话说，就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书同文），却统一不了语音（语同音）。反倒是，文字统一以后，沟通的困难少了许多，听不懂，还可以写出来看，大家也就懒得再去统一语音，故方言存焉。

所谓“方言”，其实也就是“四方之言”。华夏民族以中央自居，视自己为“中”，视周边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为“外”，则“方言”也就是“外语”。后来，天下一统，五族共和，成了一家子，又把更外边的“老外”，什么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葡萄牙看作“夷狄”，称为“夷人”，老百姓则称其为鬼子、鬼佬或鬼崽。如此，则外语就该叫“夷语”或“鬼话”。可惜后来大清帝国已不大摆得起谱，条约规定不得称“夷”，——鬼子们在中国混的日子长了，也知道那“夷”不是什么好字眼，于是改称“方言”。当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方言学堂”（即今武汉大学前身）就是外语学院。这回，东洋西洋，南洋北洋，又跟一家子似的了。其实，他们哪里也配姓赵？

自打“夷语”改称“方言”，倒是没听说鬼子们有什么意见，实际上他们又上当了。这是“春秋笔法”，他们不懂的。什么是“方言”？就是“地方之言”。地方上的比起中央来，还是低了一等，鬼子们不明不白又吃了一个暗亏。在玩弄词藻讲究名分这方面，他们从来就不是咱们的对手。

中央的话语就是官话，也就是国语。官话和国语也是古已有之的，三千年前就有，只不过那时叫“雅言”。雅言也就是周王室使用的语言。因为那时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又都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则相互之间要沟通，要交流，要朝聘会盟，要勾肩搭背各怀鬼胎去打这个打那个，便约定都以周王室的语言为政治外交场合的正式通用语言，这就是“雅言”。雅，就是雅正、规范。那么，谁来规范呢？诸侯们是没有资格的，有资格的只能是“天子”。同样，谁需要把话说得一本正经呢？庶民们是没有这个需要的，有此需要的只会是诸侯和大夫。所以，雅言就是官方语言，也就是官话。

不过，那时的官话称作“雅言”，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雅”通“夏”。所谓“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就是夏。夏，就是华夏，也就是中原，甚至也就是中国（中央之国）。认真说来，这华夏中国的雅言，在当时也不过只是诸国国语中的一种，只因为它为“天下共主”所有，这才成了“国际通用”的官方语言。因此，等到天下一统，没什么“国际关系”了，雅言也就作废，而代之以“官话”。官话就是官场中人说的话。中央政府派到各地去的官员都要说这种话，所以叫官话。

官话之所以叫官话，还因为只有在官员当中，这种民族共同语才推行得开。这也不奇怪，想那时并无广播电视，一般民众又都猫在家里，守着祖上传下来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谁也不轻易往外跑，没什么对外交流的需要。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会说土话，就足以打招呼、走亲戚、娶媳妇，拿鸡蛋换油盐酱醋的了。要想让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学会“普通话”，不比让黄河水变清容易多少，也没这个必要。有此必要的，是那些必须得在外边跑来跑去的人。这些人，一是官员，二是走江湖的。走江湖的，天子呼来不上船，中央政府历来管不了，管得了的只有官员。再说官员不管也不行，官员如果也说方言，皇上问 起话来，也如鸡同鸭讲，那还成何体统？事实上，官场如无共同语，则政情无法通晓，政令也无法通达，那可真是国将不国。比方说，将军带兵打仗，问部下前方有没有敌人，明明有，却答之以“乌”，将军以为“无”，岂不糟糕？

因此，做此官，就不但要“行此礼”，还得“说此话”。清廷更是明文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做官就更谈不上。这下“南蛮鴃舌之人”可就惨了。他们只好硬着头皮学官话。中国的中央政权，从来就在北方，元、明、清三朝，更是连续在北京建都，所以官话基本上就是北方话，甚至是北京话。说吴语、湘语、赣语的还稍好些，闽、粤、客家和北方话的距离相去何止以道里计？结果便难免说得不三不四，南方人听着像北方话，北方人听着又像南方话，谁也听不明白。

难怪俗谚有云：“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说官话确实比较困难，他们的舌头打不了弯。投资是“投机”，虾饺是“瞎搞”，“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让北方人一听，就是“坐在床头看娇妻，越看越美丽”。福建人的官话水平比广东人高了许多，但还是会把“粉红凤凰飞”说成“哄（上声）红哄（去声）黄灰”。因为闽方言中没有唇齿清擦音f，结果该念f的都念成h。可见南腔北调这说法是很有道理的。腔改不过来，改调也没有用。普及官话，并不那么容易。

谁跟谁学(1)

一般地说，官话也就是国语，但清朝的情况有些特别。因为清是满族人坐天下的朝代，所以清代的“国语”是满语，汉语倒成了“方言”。清朝制度，皇亲帝胄，都要学“国语”；重要公文，也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然而这“国语”仍然未能普及推广，反倒是八旗子弟都一口的京片子，弄得满文化差一点就断了香火，还得靠锡伯人帮忙续上。

可见语言问题也不单纯，它和政治，和经济，和文化，都有扯不清的瓜葛。当年，中华民国国会投票定国语，一些粤籍议员要选广东话。粤籍议员人数多，当真搞“民主”，没准会通过，幸亏被“国父”中山先生苦口婆心劝住了，仍定为北京话。要不然，当官的都得学粤语，小学校也用粤语教学，课本上尽是些诸如“咁”、“叻”、“呒”、“乜”之类没几个人认识的字，国家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现在怎么样呢？没谁动员，大家都屁颠屁颠地学起来，哇噻啦，威水啦，搞掂啦，埋单啦，谁不说谁老土。照这样下去，再过些年，定粤语为国语，说不定“哇”的一声就通过了。

这很让一些人愤愤不平。从古到今，两千多年了，从来只有普及官话的，哪有普及“商话”的？学什么粤语嘛！跟傍大款似的。其实，语言的变迁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哪个地方财大气粗，大家就跟着学哪个地方的话。粤语成为时尚，只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