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孰是孰非，克里和布什，大学的学业都非常平庸，这恐怕是不争之事实。笔者大学的一个同事，读法学院时还和克里同班。他骄傲地告诉我，他当年比克里表现好多了，同时又加上一句：比他好没有什么大不了。
不过，学术上的失败并没有对这两位政治精英日后的生涯产生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克里，“越战”后二十几岁就显山露水，成为政治新星，以后一帆风顺，2004年几乎当了总统。说布什当总统是靠老子还有几分道理，但克里日后的成就，和其父亲没有直接关系。而且，美国的政治家，几乎没有人敢吹牛自己在大学时如何优异的。克林顿那样读书也聪明的人是多年不见的异数。学术表现和政治才能，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怪不得美国从来没有人为当官读博士。相反，读博士一般表示你不想当官，除非一不留神成了基辛格或莱斯。即使是这两位，也是官僚而非政治家。他们不是靠民选上台，而是靠选上的人来任命。鲍威尔是西点军校的优等生，但就是死活不选总统，似乎优等生与政客有些格格不入。
上大学难过当总统(2)
仔细分析，优等生和民选政治家至少在形式上是不相容的。优等生靠上面的权威给自己打分，从来不会到处游说，给自己拉分数。所以，优等生像基辛格、鲍威尔、莱斯那样，等着被上面一个权威任命为高官，是顺理成章的。民选政治家则不同。他们最大的本事，不是功课好、干什么都在行，而是和人家相处得好，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能混，最后让大家都跟他们走。这套本事，课本上没有教，读书也读不出来。克里、布什的许多功课优异的同班同学，都成为学术界的领袖，但染指政治的才能一点也没有。话说回来，让克里、布什回来读书，怕是比当总统还难。
现在的问题是，克里和布什，是否是最后一代获得政治成功的草包学生？过去的世道不同，一个报童可以爬到记者的位置，甚至成为大记者；一个股市上的听差可以混到交易所的老板。同理，一个“不学无术”之士，搞起政治来可以头头是道。如今精英主义渐渐统治美国：小报童成不了大记者；股市上的听差只能当听差。爬到高位的，多是经过激烈竞争而从精英大学毕业的优异之士。换到今天，克里和布什，怕是谁也进不了耶鲁（布什不也就只能把一个女儿塞进去吗）。况且如今的耶鲁也不像过去那么好混了，因为学术上要求还是高了。布什在耶鲁讲演时开玩笑，说那些拿c的学生“也能当总统”。问题是，耶鲁校园已经找不到他那样的c学生了。这不是说以后草包学生在政治上没有出路，而是他们更不好混了，因为大学一关，就会把许多人“杀”掉。
第四部分故人传
在国际上，美国因为过度恐惧苏联的军事力量，和苏联展开了核竞赛。而乔治·凯南于1952年被任命为驻苏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处跟踪，愤怒至极，在欧洲被记者问及在苏联生活的感受时，干脆说那里的日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还能够在严密监护下上街走走，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马上被苏联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被迫离任。在此之后，他很快被意见不同的国务卿杜勒斯挤出外交界，此时才50岁。退出官场后，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书立说，在广泛的外交事务中发言，成为美国国际事务方面重要的意见领袖，并为分析“冷战”的历史，提供了权威的声音，一直到1990年代还十分活跃。
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1)
桑塔格（susansontag）死了。她的死，代表着美国1960年代知识分子传统的终结。
桑塔格1933年出生。父亲是个在中国经营皮毛业的商人，在她5岁时病死在中国。7年后母亲嫁给nathansontag。她少年早慧，1948年只有15岁时，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后转入芝加哥大学，1951年毕业，年仅18岁。在大二时，17岁的桑塔格嫁给一个28岁的社会学讲师philiprieff，并移居波士顿。1955－1957年间，她是哈佛的博士候选人，但最终没有完成论文。1950年代末，她与丈夫离婚。后来她说：“我很幸运有了孩子，在很年轻时就结了婚。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现在不必再做了。”
1957－1958年，桑塔格在巴黎大学学习。她曾在纽约市立大学（citycollegeofnewyork）和sarahlawrence学院当过哲学讲师。1960－1964年间，她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系任讲师。后来还在rutgers大学当了一年驻校作家。在1960年代，她通过著名的左翼杂志《党派评论》和《纽约知识分子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除了《党派评论》，她还成为《纽约书评》、《亚特兰大月刊》、《国家》、harper‘〖kg－＊6〗s等一系列左翼杂志的撰稿人。她30岁时开始写小说，1960年代末开始拍电影，集小说家、散文家、制片人、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直到2003年还出版了《旁观他人的痛苦》〖wtbx〗（regardingthepainofothers）〖wt〗。她不能说高产，但从二十几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一直创造力旺盛。
桑塔格1960年代在文坛“出道儿”，是196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一个1960年代的
知识分子死于保守主义大盛的21世纪初，本身就有些悲剧色彩。
在桑塔格“出道儿”的时期，知识分子正在美国社会如日中天。霍夫斯塔德（richardhofstandter）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1962年出版后一纸风行，并于1964年获得普利策奖。在这部书中，hofstandter严格地把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区别开来。他借用韦伯的话，把一个人是“靠思想活着”还是“为思想活着”作为判别知识分子的标准。那些靠思想活着的人，不过是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谋生，是脑力劳动者。那些为思想活着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牧师那里继承而来的。苏格拉底说“未经反省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生活”，强调的就是这种思想的终极价值。
不过，hofstandter接着说，知识分子并不是牧师。宗教的虔敬和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有本质的冲突。知识分子并不对某一套信条和“真理”有终极承担，而是保持着一种“游戏性”，这和vablen所谓的“闲散的好奇”（idlecuriosity）颇为近似。因为真理一经被掌握，就失去了光彩。长期为人所知并被广泛信仰的真理，常常会随着时间成为谬误。简单的真理是索然无味的。太多这样的真理就会使真理失去其纯度。所以，一旦知识分子把握了确定的真理，马上就会变得不知足。知识分子的生活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追求新的不确定性。一句话，知识分子是一种能够把答案变成问题的人。
事实上，hofstandter的上述两段话，揭示了知识分子的公共性和知识性两个层面。“为思想而活着”几乎把知识分子定义成了先知：知识分子成为启蒙主义击败了宗教传统后的现代社会中的牧师。而“游戏性”则描述着知识创造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固守传统价值的宗教形成截然的对立，暗示知识分子能够以其绝无仅有的探险精神指导人类走向不确定的未来。
这样的承担，并非没有原因。现代西方社会是建立在18世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之上的。但20世纪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二战”后，知识分子特别感到自己对专制主义的责任。如汉娜·阿伦特等等，穷其一生之力探讨专制主义的起源。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国的知识分子传统，即所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作为世俗的牧师，代表社会良心与政治权力抗争，就对这一代人非常具有吸引力。知识分子常常觉得自己超于各种社会利益集团之上，用自己的知识和道德判断，指导“下面”的各个阶层和集团的活动，把人类带入健康的轨道。所以，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一动笔，就是人类未来、自由的前途、通向被奴役的道路等等包罗万象、高瞻远瞩的大题目。其中布鲁尔·二世（bertrandrussell）1963年的一段话非常典型：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阿登纳和戴高乐，麦克米伦和盖茨克尔，他们都在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终结人权。你，你的家庭，你的朋友，和你的国家将被少数几个残忍但有权力的人的共同决定所消灭。为了赢得这几个人的欢心，所有私人的感情，公共的希望，艺术、知识和思想的成就，以及以后可能有的成就，都将被永远地清除。”
今天你要是听人说这种话，你恐怕会觉得这个人喝醉了。但这正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他们对政治权力非常警惕，把自己看成是与这种邪恶的政治权力抗争的社会良心，是世界的最后拯救者，言行举止，充满了烈士般的英雄主义。
桑塔格正是被这样的传统所塑造。严格地说，她不是一个原创型的思想家，而是一个针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阶层的文化普及性作家。这样类型的作家，在世家子弟垄断大学的传统精英社会地位并不高。但1960年代美国的高等教育急剧扩张，小民百姓的子弟纷纷拥入大学，挑战传统的wasp（昂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阶层的世袭统治，拒绝因循既有权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反叛，造就了桑塔格的社会基础和她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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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塔格与1960年代的终结(2)
桑塔格的一系列公共行动，都代表了这一有高等教育背景的新阶层的心声。比如她先到越南反对“越战”，成为左翼反战运动的一个重要代言人。但当人们已经把她定义为左翼人士和反共力量的敌人时，她又在1982年公开谴责波兰的戒严法是“戴着人的面具的法西斯主义”，让一些虔诚的左翼找不到北。1989年以后，当米洛舍维奇在南斯拉夫全面推行国家社会主义时，她到了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帮助组织抵抗运动，冒着实实在在的生命危险。她的作品，特别是“反对阐释”，预见了共产主义的失败。乃至匈牙利小说家贡扎arpadgonz，在苏东解体后作为匈牙利总统访问美国时，出席白宫的宴席时特别邀请了桑塔格。
1989年，桑塔格作为美国笔会的主席，公开谴责伊朗悬赏追杀作家拉什迪。当时一些签名声援拉什迪的文化界人士在伊朗的威胁下已经开始恐惧和动摇，一些相关出版商和书店也感到自己受到了威胁。但桑塔格的勇气则使西方文化界最终能够把自由主义的理念贯彻始终，对抗专制的暴力。无怪一些人士指出，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跨国追杀一个“异端”作家，这是伊斯兰原教旨恐怖主义的前奏。桑塔格是最早与之对抗的人之一。但是，在“9·11”后，她作出即时反应，称美国的媒体充斥着“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并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如果要用“懦夫”一词的话，就要用在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在人家无法还手的距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是用在那些为了杀人自己也把命赔上的人身上。她呼吁公众反省美国的政策，而不是为廉价的爱国主义所蒙蔽：“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如笔者在《直话直说的政治》一书中指出的，当时的环境，使这样的言论很难被容忍。桑塔格本人立即受到舆论的围剿。abc著名的晚间幽默谈话“政治不正确”的主持人billmaher在9月17日的节目中重复了类似的言论，马上引来大公司撤消对该节目的赞助，被迫出来道歉。不久这个节目也关门。好在桑塔格是独立撰稿人，又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声望，没有人能够解雇她，文章还可以照发。
“二战”后，萦绕于对极权主义和战争的记忆，西方的知识分子，如萨特、罗素等，从书斋走向街头进行政治抗议，希望给社会提供一种道德的声音。桑塔格多少秉承了这一传统，成为反叛运动的一个偶像。不过，198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60年代的大学生，从反叛的主力变为社会的主流，享受着优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在里根主义之下，社会趋向保守。知识分子的关注点，从“主义”转向“问题”。那些出来为人类指引道路的，会被嘲笑为自以为是。所谓超越具体社会集团利益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称为是一种“神话”。所以，桑塔格本人也不愿意自称为知识分子，而宁愿说自己是一位小说家、散文家。另外，多维媒体的迅速发达，使一小部分知识精英再难垄断公共话语，她起家的《党派评论》因失去了自己的位置而关门。桑塔格们越来越被边缘化了。
桑塔格不喜欢被人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