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在东莞十八年

作者：汪雪英

第 1 部分

评论（代序）青春枝丫上竞开的花朵

青春枝丫上竞开的花朵

——评汪洋小说《漂在东莞十八年》

文/鹰啄天

每一个时代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注定有自己特定的现实和理想，而现实与理想两大主题始终是文学不能超越的内涵，纵观中国文学之传统，大凡优秀之作，莫不归结于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张扬或交错。的确，不同的生存现实与理想追求，注定文学作品必然产生特定的时代烙印以及这种烙印下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这是文学表达及其创作者无法逾越的宿命。同时显然，这也恰恰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文学要关注、表达和探索的，正是生命所经历的特定生存现实以及在现实生存背景下偶然或必然经历的心路历程与心灵理想。

汪洋的新著《漂在东莞十八年》，记录的是中国第一代打工妹“我”及“我”的姐妹们在打工生涯中真实而生动的生存境遇与经验，它用现场和真实的现实模板，表述和展示了打工生活的曲折与丰富。无论是对于这个特殊时代还是对于中国第一代打工妹们这一特殊群体，作品都具有亲历和见证的现实意义。但我认为，主人公“漂在东莞十八年”的个人际遇，更重要更宝贵的是展示出了作者及其一代人的生活理想，作品从始至终洋溢着一种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和改变生存条件的希望。这种向往和希望通过作者或平实或热烈地语言表达传递给我们这样一种生活精神：它是朴实平凡的，是青春阳光的，它兼有青春的迷茫和现实的困惑，但始终是积极向上的，它坚忍而勇于承负，它乐观而决不屈从。

在读汪洋的稿子之前，我有跟她探讨过这部作品的体裁。汪洋告诉我说它是一部通俗长篇小说，而我的第一印象是，我觉得它更接近于自传体的记叙文或纪实性的散文。因为它感觉起来是如此质朴和真实。然而放远了看，所有的人物和事件在时间和历史中都会成为故事，都会成为小说中展现的如幻似真的一些或深或浅的影子与细节,因为生活本身就是生动的小说。因此我基本认同了她的说法，也许以小说的角度去阅读，作品表达的内容会更显得客观和有戏剧性。实际上以小说的要素来剖读这部作品，确实更显得直观和易于理解些。那么，让我们打开作品文本。

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从1987年的一次劳务输出开始，把18年的打工画面长卷铺展在我们面前，进厂、跳槽、流浪、写诗、出黑板报、卖保险，搞推销，做编辑，拉广告……一个个场景交织着亲情、友情、爱情和生活的离合悲欢。更为具体的延展是，时间：十八年。从1987年到2005年，或者说，从十七岁花季到为人妻母，从普通打工妹到诗人、作家；地点：东莞。或者说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之一，如今的制造业中心城市，更准确地说是一家又一家的工厂，一条又一条大街，是出租房或者集体宿舍；人物：“我”。汪洋，打工者，或者说中国第一批打工的兄弟姐妹。或者第二批，第三批……事件：漂。漂是故事的核心，它是开端、是发展、是高潮，甚至也可能是结尾。总之，漂既是情节，也是线索，既是河流、湖泊，也是汪洋大海，因为它是命运！这命运是汪洋的，是打工妹的，也是一代人的。这命运浩浩荡荡，从不由自主开始，然后席卷而起，波澜起伏，张着漩涡，扑过来了……这就是最真实的打工生活，这就是打工者的真实遭遇和命运。可以不用夸张地说，《漂在东莞十八年》，第一次从最低层的视角真实地揭开了打工生活的内幕，用最真实的语言记录和揭示了打工时代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与命运的抗争。

要理解汪洋的作品，适当的关注和了解汪洋同样是必需的。汪洋，十七岁开始南下打工，中国第一代南漂打工妹，初中学历然后在生活中磨练成才，诗人作家和时尚杂志编辑。我无意于去挖掘她从最普通的打工妹到成为作家的奥秘，因为所有奥秘在她自己的作品里已经写得很明白，她的《漂在东莞十八年》是青春的十八年，她把少女的青春、梦想和汗水都洒在了这片饱含热情的土地。我把她的《漂在东莞十八年》称之为“青春枝丫上竞开的花朵”，因为她和她的文字恰如一枝青蕾，饱经着苦难和风霜，却始终昂首向上，迎着阳光和风雨，灿然开放。

在我的印象里，工作中的汪洋是勤奋和敬业的，带着职业性的敏捷；生活中的汪洋是热情的，乐呵呵的，朴素的，但也有着独属于女性的精细。任何波澜壮阔的海洋，它的起源或许均源于一口永不枯竭的泉眼。在汪洋的内心深处，汹涌着怎样一泓饱含热爱、执着与使命感或者责任心的清泉呢？因为热爱所以乐观包容，因为执着所以不懈坚持，因为责任与使命所以责无旁贷，因此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常常折射出作者、或者说中国女性品质中难能可贵的自强与坚韧。

汪洋的叙述平实自然，但无疑感情真挚。她在描写打工生活场景时极尽精细，而表达与工友、文友的欢乐相处时则轻快流畅，此外，“汪洋热线”的热情、“亲情日记”的真情坦露，跑保险山穷水复疑无路的焦虑，签下第一个广告单的欣喜若狂……处处可见汪洋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人。

也许，有人会质疑而问，汪洋朴实的表述中到底包含了多少技巧或思想呢？我唯一的答案只能说所有的一切也许都隐藏在她的文字里了。我只知道真实的、真挚的、质朴的东西永远是最宝贵和感人的。“如果不是打工，家里会有今天吗？如果不是打工，百姓会有这种好的生活水平吗？如果不是打工，我们村哪来那么漂亮的楼房和靓丽的姑娘？”比如读到这些朴实如水的反问文字时，我不由感动了。中国第一代打妹们的坚忍、知足与感恩溢于言表，她们把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和最辛勤的汗水都洒给了别人的城市，她们创造了城市和一个时代的繁华，她们付出如此之多得之如此之少，她们奉献，她们承受，她们又是如此满足和无怨无悔。我无语，我不知道收割了她们的这个时代和那些自认为高高在上的阶层，会在什么时候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们应有的愧疚和敬意。

一个国家的理想与一群人的理想在改革开放的瞬间聚爆，一个时代的嬗变与一大群人物的命运开始切肤相连……如同早期的革命文学、伤痕文学或者知青文学一样，打工文学的出现及其发展，也是现实与理想交相映衬的结果。如果把《漂在东莞十八年》放在打工文学的视野中去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它展示出打工文学三个新的趋向：一，开始以平常心回归到关注最普遍和最真实的普通大众的生活境遇与心灵感知；二，开始关注和触及第一代打工妹也即整体女性的命运主题；三，开始回避无节制的苦难申诉，展现出人性正面的乐观与坚强。当然，《漂在东莞十八年》还只能算打工文学作品的又一次新的尝试与探索，它还不成熟，显得有些粗糙、零乱和涣散。

近年来，打工文学作品蔚然成风，良莠不齐，但显然，真正具有时代代表性的杰出打工文学作品还没有出现。而我认为，优秀的作品，是需要时间沉淀和淘洗的，二十几年的时间还略有所短，生存的急渴与艰难还在纠缠，真正的思想者还在徘徊观望或者酝酿发酵，时代的浮华芜杂才刚刚投射到慧眼的边沿，它开始明亮但尚未成像，唯一可以预言的是，这是一个可以并且必然产生伟大作品的时代，它是如此的值得我们期待。

自然开放的花朵是美丽的，它美于形，美于浑然天成。竞相开放的花朵是美丽的，它美于质，美于灿然向上。当时间的风霜无情地扫过青春的枝头，那就要勇敢地开放。要么自然绽放，要么竞开，因为不管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现实里，我们都要怀抱理想。以此权当结语，献给所有与生活抗争的朋友，并愿汪洋写出更多好作品。

2006年11月23日凌晨于仰天阁

（本文作者：鹰啄天，原名袁士勇（或称袁仕咏），湘籍青年诗人，繁星诗歌论坛、中国文学批评论坛版主。）

第一章：天上掉了个好事情

有谁在东莞打了十八年的工，现在依然快乐地打工，或艰辛地创业，那么，你的故事一定很精彩。

我艰辛地在东莞待了十八年。

那时的我只有十七周岁，县劳动局劳务输出来到东莞，谁也没想到一待就过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打工、写诗、恋爱、成家、困惑地工作，寂寞地写作，美丽了我凄凄的芳草文学梦，我的精神日渐丰满，因为钟爱，所以不悔。

因为走出了家乡那片红土地，我的生命从此变得与众不同。因了文学，我的青春如诗美丽。一个各方面都很朴素的女人，因了满腹的诗书、因了文学，居然也可以在异乡繁华的城市，美丽自己一生的心情。

刚出来之前，总想象如果我能进城，也许可以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且比一般的城里人要能干就不错的了。能够坐进写字楼工作，那是最大的幸福。我的父母经常说我生错了地方。他经常跟我的朋友说，如果这个女儿生在城里，那一定会很有出息。连我自己也一度认为自己命苦，生错了地方。

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在城里工作的父亲，然后退了休让我去顶他的班呢？来了才知道，一切都得靠自己，而且工厂的工作靠不住，老板分分钟可以炒我们的鱿鱼，就算不炒，没货做了放你三个月的长假，你说你能不四处奔波找工作么？想安稳，没门。

这就是我们这群城市边缘人的悲哀！我记录的，是我和我的姐妹们的过去。也是第一代打工人的心路历程。

我是从生活底层走出来的，我经常说自己是“当代自我流放的漂泊者”。我喜欢东莞，梦想东莞是自己的家园。打工生活的经历及对文学的挚爱，让我产生了写作的欲望，这是一种“心灵的呼唤”，当自己有了创作冲动时，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有一种急于把感受变成文字，想向读者倾诉的欲望，不然就会疯掉。

引子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用在打工流水线更是恰如其分。

可这两年，随着长三角的发展，轻工业制造品从南方转移逐渐到有江南之称的苏州、萧山等地。几乎在一夜间，所有的报纸、电视，都在报道广东珠三角出现民工荒，缺工严重，特别是高级技术人才与普通劳工的缺失，真是不容政府和企业家们乐观。

而我们那一代打工人，却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农民洗脚上田到工业城市的兴起，九十年代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都经历过了，同时也经历过找工难的年代。

有多少外来工与本土人，共同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东莞从农业县到工业城市的巨大转变以及历史的变迁？

若干年前，几经曲折，满载一车的花季少女，从江西井冈山老区走向南方沿海城市，她们的生活和命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命运之舟到底会将她们载向何处……

1.

五月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赣南这片红土地上，杜鹃鸟的鸣叫，如夜莺婉转低吟的歌声，美妙极了。

1986年，十六周岁的我初中刚毕业，身体还没发育完全，瘦小，头上扎个马尾辫，或许是营养不良吧，脸色菜黄菜黄的，就因孩子多的缘故，家里供不起我再读书了，便不继续升学，而后跟着村里的“嫂子军”去收破烂，卖给村里一个浙江人开的工厂。每月运气好时赚取几十到百把元不等，我便成了村里孩子学习的榜样。很多少妇都要我带着她们去做这种业务，因为做多了，我懂行情，又会认货。所以，比在厂里做临时工的女孩们还挣得多一点。

要不是那场劳务输出招考，也许我早就成了乡村里一个勤劳勇敢艰苦持家的农家女，延续着父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

那是1987年六月的事了，那天突然听到一个特大的好消息，说县劳动局要招收一批人去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务工，条件是至少要有初中学历才可以报考。不几天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的可信度，因为村里的高音喇叭果然播出了这一对村人来说千载难逢的好消息。这下村里可炸了锅，年轻人别提有多高兴，大家看到了希望，可父母们呢，高兴的有，发愁的有，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高兴都是相同的，愁的就各不相同了。

因为报名人数特别多，每个乡镇分配了名额，分到每个村子里，就只有一男一女的名额，上面的政策是，如果有高中学历的青年就没有名额限制，直接报名就可。只有初中学历的还得通过笔试，能不能去还是个未知数。

有关系的，大家削尖了脑袋走关系，像我这样的，跟村支书家有些亲戚关系。可他自己的女儿、他弟弟的儿子、他妹妹的孩子，加上我这个他外孙女的孩子，都在同一个村子；各队队长家的孩子，还有每个生产队有初中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