艳玲和内秀的满妧批来改去，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她们说我写的其实就是分行的散文，没有诗歌那种跳跃性的语言思维。现在想起来，她们真是比我早慧。想想也是，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农村，读初中是没人教你怎么写诗的，老师只教作文怎么写？我不知道这两个早慧儿这么早就学会了，还说得有板有眼，以理服人。

艳玲有个大学毕业在县城工作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丧生，那时的艳玲才不到十岁，母亲改嫁，她寄在叔叔家，妹妹爱玲寄在伯伯家养大的，从小尝到了辛酸和苦难的滋味，过早地感受到童年的不幸。因此，她写出来的东西有点玩世不恭，又一点消极和沧桑，似乎不是她这个年龄只有十七岁的女孩可以承受的，命运对她真是太不公平了。满妧写出来的诗也沉重得让你串不过气来，语言很美很忧伤，沧桑中背着沉重的壳。她们的诗都比我写得要好。可是，却只有我和满妧的诗可以上公司的黑板报，艳玲的却没法子上。也许生活造就了她的个性，连同文风。

海燕在上海待过一段时间，她早就读完了自考汉语言文学，我们身边的大学生又会写一手好字，一手好文章。让我们非常羡慕，她对我们很好，当我们都是小妹妹，也许她把我们当成跟她同类的文学爱好者看待吧。她把学过的大学课本借给我和满妧看。那年，东莞还没有“自考”这一说，我们都不知道要去读什么半工半读的大学。海燕的书让我们长了知识，我看的是当代文学作品选，满妧看的是唐宋时期的文学作品。

正在那时，长沙招来了一批九零三学院的大学生。分在我们第三包装部学习，有的做了代组长。有两个男孩，一个叫刘明诚，一个叫李青海，明诚非常喜欢我写的诗。一天，我在上班的空档，就拿了公司那种很好写字的黄纸，那种纸很滑很好用，我非常的喜欢用它来写字，我就在上面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欺骗使我走向成功》。故事是我编的，文章大意是“我”说自己爱好文学，先是模仿，发表不了，就去模仿着写了几篇稿，居然有女孩追求我。但我又怕露马脚，后来就努力学习写作，最后杂志上到处都是自己写的文章，那女孩也顺理成章地跟“我”好了。文章写得跟真的一样，我自己也得意自己编故事的水平。写完了我也没当回事，放在自己桌前的垃圾袋里。那个明诚后来说注意我很久了，见我没事就在那里写东西，他好奇，我下班之后他就捡起来看了，他非常惊讶我有如此好的文笔。

翌日上班时，他走过来问我，这篇文章是你写的，我说是的，我没事就编些故事，明诚又问我读了多少书，写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拿出去发表，却把它丢进垃圾堆，他还说我的基础打得非常扎实。希望哪一天能在杂志报纸上看到我的文章出现。他鼓励我拿出去投稿，我笑笑说我行吗？他说行，我看准了，不出三年，你就是从流水线站起来的未来作家。

这话对我的鼓舞很大，他教我投稿要用方格稿子。否则，编辑一般不爱看。我开始四处天女散花地投稿，一些杂志给我的回音是让我报读他们的写作培训班，我就报了武汉的速记和写作班，一边学那些像符号一样的速记，一边读写作的书。我一步一步攀登着走进文学圣殿之路。

92年，厂里又没货做，其实做组长太累，我也不太会与上司协调人际关系，做得很累，趁没货做的机会也想换个环境。就这样，我离开了做了一年多的组长岗位。

那时找工作运气真好，我面临两个选择，一边是渝利电子厂做组长，一边是雄狮大酒店，做酒店服务员。两份工作都不错，那可是当地一流的酒店，能在那里上面，也是一种幸福。但老乡们太多，都不开化，再加之一些酒店有色情服务，老乡们才不管你是做服务员还是传菜员，一列把你归类到坏女孩那类人中去。想着会招来一些闲言碎语，甚至还会传到家里去。不出所料，我培训了两天，就听到老乡说的话很难听。

第三天，渝利打电话让我去上班，工资待遇不错，那时渝利厂缺组长，我就去了，我觉得做工厂工人还是开心的。

其实，对于电子厂，我什么都不知道，连一至九分别代表着什么颜色都不知道，却很顺利地进厂了，并且在渝利厂做得也是副组长，工资还可以，有450元的底薪，加班另算，一个小时1元计算，这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了。

许多人都说我运气好，组长管建涛告诉我，像你这种情况，连电子厂的原件都不认识一个，我们是不会要你做管理的，只是我们现在正缺人。我本来也不想去做那个组长，觉得自己不能胜任，但我被渝利的企业文化吸引了，渝利一进厂门就有个黑板墙报，文章也写得不错，还有稿酬。冲着公司的企业文化，我就进厂了。

熟悉工作后，把自己以往写得稿子抄得端端正正、投入到稿箱，以“一江雪”的笔名不断地往稿箱里投。我的《灯塔与帆》这首情诗很快就发表了，只有几句话，并拿到了平生第一次厂刊的稿酬，三块钱人民币。

尽管钱是个小数，我还是非常珍惜，我努力工作、努力写作，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也非常喜欢这种厂区生活环境。没事的时候，我把原先写得一些东西全部塞进了厂区的投稿箱。直到我后来走了，三个月后，我走过渝利厂时还见我的文稿登在黑板报上。

一切从零开始，每天先认电子原件，线路板、电阻、电容、ic、排阻，没到一个星期，基本上所有的原件我已经认识，起初拿个货车到仓库去领料，都要老的组长带我，后来我会算电阻了，也会认原件了，就经常自己一个人去领料。拿回来先放在小库房存放，等到要用时就拿出来派发到流水线上，正组长排好拉，大家就继续开工。

一切看起来井然有序，其实，排阻经常会搞错的。a型的跟b型的是不能通用，当时我并不知道，一个从家乡江西来的老乡，车间里的男技术师，天天教我认电子原件，很快我就会了。

有时，经常领回来的物料，一不小心就漏了那么一件两件，那是经常的事。为此，一到下线我就特别紧张，生怕哪不对劲，结果一个月后还是出了差错。

那天上午，我们那个小组新产品上线，我把所有领回来的物料都放到车间的流水作业上，车间主任一个一个地排好拉。那个正组长辞职了。只有我和广西的一个副组长小红，小红也什么都不懂，她只是比我早来半个月。我做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有种难以胜任的感觉。我那天又不见货了，每次都是这种烦恼，许多组与组之间不见原件了就偷偷地拿别人的物料来填自己的空白。我想，我的原材料被别人拿走了呢，还是自己领料时漏领了。因为一个产品做下来，太多原配件了，少那么一个两个也未必就自己知道。那天，我的排阻不见了，怎么也找不着，急得团团转，如果去货仓借的话，还要主任签名，要货仓部的主任批了才可以。况且，你已经领了，还能说不见么？急死我了。

左找右找，结果，我找到了那包排阻，放到了生产线，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我说了，a型的排阻与b 型的排阻不能通用。而我偏偏让她们通用了。原来我们的排阻不见，别的组居然跟我们掉换了，我甚至怀疑有人故意制造人为的错误。那天下午很晚才发现，用错了料，这时已经做了好多了，被另一条拉校机时检测出来了。我被车间主任狠狠地骂了一顿，我不能有半点儿委屈。因为货是我领的，但排阻真的不知是谁家跟我弄错了，而这东西是需要用机器检测才能看得出来的。

那天，辛苦做出来的货要返工，这是很惨烈的一次返工。这个做错的产品是要放在药水里浸泡过后才能拿出来的，而且用过的所有原件都被报废掉。我在那个厂也就做到头了。我灰溜溜地拿了当月的工资走人，这是我最失败的一次。我非常想让经理为我换一个适合我的工种继续做下去。我发誓，今后，再也不管生产线了，我不适合做管理，我只适合做工人，或坐在写字楼里做那些体面的抄抄写写的工作。我把这次经历写成小说《哪里的天空不下雨》，发表在《珠江潮》杂志上,我第一次以小说的文体记载了这段心路历程。

过了半个月，我才重新找到工作。同事告诉我，外面许多厂在招工，我找到了岗梓的志诚电线厂落脚，做得是普通员工。厂子不大，只有二百来个员工，我的老乡不少，而且都是我们一个镇出来的，她们比我早进厂，工资也拿得高些。350一个月，吃住按餐扣。

我还从零开始，做普通员工。这份工作，回到了三年前，上班第一天，厂长就发现了与众不同的我。事后他告诉我，你工作的样子让我觉得你原来一定是在别的地方做过管理的。我喜欢这个工作环境，人与人之间很单纯。想想也好，业余时间，我可以尽情地写，在自己的床的墙上贴得到处都是诗歌，一高兴我还配上画，唯恐人家不知道我会写诗。我非常满意这种摆设。别人贴明星照，我就贴自己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创意。公司总务带着年轻的老总走进来查房，一进房间就问这床是谁的谁写的，还那么有雅兴有才气？

记得我当时用《明月几时有》的词牌填诗、灌水，把它变成《打工几时有》，配上我临摩的画，亮丽了我的铁架床。

没过多久，我的一篇散文《愿你更快乐》发在《桥梓通讯》上，桥梓通讯在海外有发行，都是赠送给侨胞的。厂长和香港师傅田鑫老远就拿了报纸走过来问：“阿英，你的文章发表了，你要请客，给，报纸在这，大家看呀”。他们也不顾我是在工作时间，过了几天，收到了10元稿酬。

一晃三年过去了，我来常平的第四个年头。这是1990的春天，时代的脚步的确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朝前迈进。从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的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地涌向南国，冲击着珠江潮声阵阵。到这时，外来工的形象不再是代表落后、野蛮甚至是社会的负担，反而引人注目，她们形成了一个打工阶层，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一种可称之为“打工文化”的东西，那就是打工文学。

那个时候能写东西的打工者不多，好多初中都没读完，为了生计，都出来打工了。1992年，深圳海天出版社隆重推出了三位打工作家与其作品，一时间好评如潮，小荣买了其中的一本报告文学集，看过后翻着书对我说：“这么简单的文字，都能走红，英子，你也能写，你应该比她写得更好！”我说，我一定会写好属于自己的那一份。

诚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的，一百多年前，美国在西部开发中涌现的西部文学。美国的打工文学曾产生过以杰克·伦敦为代表人物的伟大的作家和作品。想起七十年代知青上山下乡所产生的知青文学，评论家们想，是不是打工文学的时代到来了？因为读报少，这些在当时很时髦的话题我却知道的不多。我只知道，写作，辛苦并快乐着。我写作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说出来就痛快、开心。

第三章第六节

6.文竹乡的三岔路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华。

运煤的，运铁矿的，还有过往的客车，行人唧唧，路的前方是我们文竹乡的街市。一三五逢集，再往前走几百里就是邻省和本省的莲花县，旁边是镇里最大的中学。学生过万，路的后方是通往县城的去路，岔路走过去就是火车站。站前连着几个大的村子，约几万人口。村前一座黑山（煤场），一座红山（铁矿）。煤是从湖南省或隔邻的莲花县运来的，铁矿是自己的乡里山上开采的，运往火车站矿场和煤场，而后再用火车货运发往不同的大城市。每天川流不息的汽车，穿梭往来，富裕了邻近几个乡村。

我和小我四岁的兰妹就是那座红山和黑山的孩子，兰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这条三岔路，我打工回家也要经过这个三岔路。在我们那个贫困的县城，这是一条少有的繁华路段。岔路就是我乡的重要交通要道。每天中午，运煤的、运铁矿，都等着过磅秤，至少不会少于三百辆，路面就排成了几里路的长龙或蛇阵。见惯了繁华的乡亲们，每天看着过往的司机笑口常开。我们的富裕来自这条三岔路啊！

那天就是中考的最后一天，我在家的探假也是最后一天了。第二天，我将回到东莞，继续我的漂泊生涯。

邻家16岁的兰妹学习成绩一向都不太好，再加上前几科考试却场，升学无望。最主要的是她想考完了跟我一起去广东打工，她说她有自己的打算，他父母也管不了那么多，条条大道通罗马。兰妹前一天还问我能不能在家多呆一天，等她考完最后一门英语课，就跟我到东莞的工厂去打工，如果考上高中的话再回家读书，考不中打工也可以成为一条出路。

当天中午11点45分，她跑来我家说要吃我做的臭豆腐和腊肉，放下碗的当儿，她跟我说，你等着，我这就去考试，等我考完最后一门英语课，就跟你回南方漂泊，尝尝打工流浪的滋味，唱故乡的云。我笑笑，你会考好的，书读多了再去打工也不迟呀！姐姐给你加油，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没到半个钟，我正在吃饭，邻家小妹芳兰急急地跑来告诉我，说村里传回消息，踩单车去考试的兰妹被从县城开往邻省的一辆东风车撞倒了，当场死亡。司机怕挨打，跑到派出所自首去了。我端着饭碗的手失去了知觉，愣愣地呆立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