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干，简直……”我气急败坏。
“你自己放弃了？”她不再关心我的理由。
我点点头。
“你给我再进去！”她突然火冒三丈，“咱俩有一个人找到工作，就不会饿死一双！”
“我……”
“好，你不进去，咱俩从今以后就分头行动吧！”她说着，眼圈儿渐渐红了。
面前的这一双雾气朦胧的眼睛揪紧了我的心，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甚至不让眼睛变红。偌大的广州，只有她才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必须在她面前表现得坚强，就像她在我面前表现得坚强一样。我们决不能用自己把对方打倒，而是该竭尽全力，把先倒下的对方扶起来。
她牵着我的手，又一次推开化妆品公司的玻璃门，再把我推进去。
我还没站稳，就听得大胖子厉声喝道：“出去！吐出的唾沫还想舔起来？骚货！”
他的声音还没落下，我的脑子就“轰”地一声，紧接着头皮发紧，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之后，我木偶一样地走了出去。
草根女孩的命运
广州，我把爱抛弃
求职的女孩子拼杀搏斗
站在门口的周晓琳似乎什么都听到了。她赶紧拉住了我的手，好言安慰。听着她即将绷断的弦一样的声音，我的泪山洪般爆发了，啪嗒啪嗒地滴在手里捧着的毕业文凭上。
“该吃中午饭了，咱们去快餐店买两个饭盒，下午接着找就是了。”她说。
两个人走了好久，才发现一家路边快餐店。米饭一块钱一盒，一块钱的菜是素的，两块钱的才见一点荤腥。周晓琳点了两个素菜，共花四块钱。
“要是回去自己做，四块钱可以吃上肉呢。”我又开始心疼了。
“可你想过没？回家吃了饭再出来，车票要花几块？”她笑了笑。
我已经饿极了。早上那个价值五毛钱的面包，用手一捏，就是乒乓球大小的一个面团。我端起饭盒狼吞虎咽时，想起了早上那些蹲在路旁，吞吃馒头和面包的民工盲流。现在，我们和他们属于同一个物质阶层啊。我们的文凭，给我们带来什么了？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正吃着，一个服务员端着一碗清汤走了过来，放在我们的桌子上。
“我们没有点汤！”周晓琳紧张地叫道。
“这汤是送的，不要钱！”服务员温和地笑。
只有底层人才会同情底层人吧？这个温和的笑容，竟像浪潮一样，激荡了我全身的热血。我的手开始颤抖，几乎拿不住筷子。这时候，我真想对这张亲切笑脸大哭一场。
就这样，我和周晓琳每天拿着日报和地图满城跑，与一个又一个求职的女孩子拼杀搏斗。整整十天过去了，结果还是两手空空。总结这十天的失败，我们又得出一个结论——应届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也成了罪过。就是酒店招勤杂工、幼儿园招保育员，也都是非有工作经验免谈。
这天晚上，两个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住处，澡也没洗，就泥一样瘫在了床上。两个身子在床上翻来覆去，但谁也没有开口说话。相比于快要被失败磨光的自信来说，身体的疲惫微不足道。来广州之前，我从没想到一份工作竟是这么难找。理想这个词，在窘困的现实面前，虚幻得如同海市蜃楼。
忽地，周晓琳直挺挺地坐了起来。我吓了一跳，也条件反射地坐了起来。她怔怔地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皮，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摊在床上。我也忙把自己的掏出来，摊在床上。
这十天里，光是吃饭和车费，每人每天至少要花十多块。前天中午，在外面吃的快餐不干净，两个人拉肚子几乎虚脱了，才去了一家小诊所，各打一瓶吊针，共花一百块。这样一来。我剩下的钱只有三百出头，她的只有一百出头了。
“钱就这么光出不进，怎么是好呀？”我焦虑地问周晓琳。
“文职人员的竞争对手太多！咱们必须降低标准了！时不我待！”她认真地说。
“找份中档工作行吗？”
“关键是没有时间了！”她强调说，“咱们可以先干着低档工作，边干边找好的。”
“那，明天就去劳务市场？”
“对！统一口径，就说是高中毕业。干服务员、保姆之类，学历高了反而没人敢要。”
睡到后半夜，我照例又被隔壁的女孩们吵醒了。
为了躲避她们制造的噪音，我习惯性地抓起“随身听”。可是，这回我却不敢再按下“play”键，已经支付不起两节电池的开销了。贫穷已使我丧失了欣赏音乐的权利，同时也剥夺了我在音乐中回忆爱情、回忆张合锐的权利。我沮丧地用毛巾被捂住头，流着汗，一分一秒地等待着隔壁的噪音消失。
终于安静下来了。
草根女孩的命运
广州，我把爱抛弃
和她比赛流泪
可几乎同时，走廊上却传来了一阵混乱的脚步声。紧接着，隔壁的门被敲得咚咚响。睡觉很沉的周晓琳也被惊醒了，黑暗中，我和她不约而同地迸紧了呼吸。隔壁的门先是“吱呀”一声，接着又发出“嘭”地一声巨响，人声顿时嘈杂起来。
大约十分钟之后，我们的门被粗暴地敲响了。我和周晓琳吓得用毛巾被捂住了头，谁也不敢动弹一下。
“联防队的，查暂住证，快开门！”一个粗哑的男声叫道。
“锁锁……咱们没暂住证怎么办呀！”一向镇定自若的周晓琳害怕了。
“他们会不会把咱们抓走啊？”我抖成了一团。
“你去开门吧？”
“我不敢，你去吧！”
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还是周晓琳起身把门打开了。
外面的走廊上灯火通明，首先吸引我的，不是站在门口的联防队员，而是他背后的一排衣冠不整的妓女和鸡头。他们被绑在了一条绳上，由另外的几个联防队员牵着、赶着往外走。妓女和鸡头们个个耷拉着脑袋，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这种景象凄凉到了极点，我的心陡地被揪紧了。
“把暂住证拿出来！”门口的联防队员大声说。
“我们……还没办暂住证……”周晓琳怯懦地陪着笑。
“身份证呢？”
我们以为身份能解救我们，忙找出来献给了他。他看了两眼，很快将之收进了口袋。之后，他掏出一个小本本，用圆珠笔在上面划拉几下，撕了一张递给我们：“交罚款，每人两百！”
“对不起……我们刚来十天，还不知道去哪里办暂住证……”我一听头就大了，慌忙解释。
“没有对不起！我们如果不来，你们永远不知道去哪里办！”
“我们明天就去办，好吗？”周晓琳竟急哭了。
“我们交了罚款，就没钱吃饭了！”我也流起泪来。
“少废话，不交罚款，现在就跟我们走一趟吧！”他说着，看了看外面的几个同伴。
另外几个联防队员一样凶神恶煞，呼拉一下就围了上来。
“好好，我们交，我们交！”周晓琳说着，把口袋里的钱全掏了出来，恍惚地走到我面前，对我说，“锁锁，你不是还剩下三百出头吗？先借我一百吧。”
我这才回过神来，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拿出三百块，递给了周晓琳。
她接过钱，忙活了老半天，才把四百块钱码整齐，递给虎视眈眈的联防队员。对于她的行为，我非常不解。都是扔出去的钱了，为什么还费力码整齐？
“暂住证六十块钱一个，办好之后才能领回身份证！”联防队员收好钱，最后交代道。
夜实实在在地沉寂下来之后，我和周晓琳还站在原地，木偶一样动弹不得。两个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仿佛时空已经交错了千万回，谁也不认识谁了。
就这么相互痴望着，陡地，周晓琳“哇”地一声，扑在床上大哭起来。她塌了。她怎么能不塌呢？办一个暂住证要六十块，我们两个人剩下的钱加起来也没有这个数了。而明天，肚子还是会饿，需要食物来填充，需要钱来购买。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用在我身上，简直就是真理。如果我肯退一步，如果我肯低低头，如果……但是，我的性格已经把所有的“如果”扼杀了。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伤心的她，我没有任何安慰她的资本。明天对她来说是地狱，对我来说同样是地狱。我只有蹲在她的身边，轻拍着她的脊背，和她比赛流泪。
这夜，两个人整夜都没合眼。
草根女孩的命运
广州，我把爱抛弃
直奔劳务市场
第二天，已经日上三竿，我们还是不想起床，就像躺在棺材里等着被泥土掩埋一样。
突然，周晓琳叫了我一声，欲言又止。
“有什么话尽管说吧，都到这时候了。”我宽慰她道。
“……要不，问张合锐借点钱吧？你又有他的手机号码，趁机跟他联络一下感情。”
“我饿死也不会问他借钱！”我想也没想，就叫了起来，“我和他联络感情？他怎么不先和我联络？一个人如果铁了心想找另一个人，一定能找到的！”
“咱们这不是落难了吗？退一步海阔天空……”
周晓琳的这句话，又一次把我对张合锐的怨恨惊搅了；同时也把我一直小心掩藏着的委屈惊搅了。平静下来之后，我又觉得有些对不起周晓琳，也许，这是她能想到的最后一条出路。
天虽然照例亮了起来，可我们的前路却是黑暗一片。周晓琳没再说什么，只是一声接一声地叹气。
两个人起来洗漱时，我突然灵光闪现，揣着希望，对她说：“要不，先问你爸妈借点钱？日后有了马上还！”
“不！绝对不能！”她边刷牙边说，“我妈有心脏病，刚刚做了一次大手术，欠下的债比山还大，指望我挣钱帮着还呢……”
周晓琳这么一说，我心里刚刚点燃的一个小火苗，倏地就熄灭了。我们两个人，到底谁比谁的命苦呢？很显然，她的家庭也非常不幸，可起码还拥有一对牵挂她的父母。单凭这一点，她就比我有福气。我爸死了，当然不能强求他在天堂里挂念我。可我妈总活着吧，却一走杳无音信。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的身份证被扣走了，在广州几乎活不下去了……这些我妈根本想不到吧？也许，她根本就没想过我。
洗漱完毕，两个人还是换上了出门的衣服。希望一定是在门外的，窝在屋里就是等死。
正准备出门，门却被敲响了。敲门声很轻，不像是联防队的。
正疑惑时，一个细软的女声说话了：“有人在吗？”
我起身打开了门。这是一个漂亮女孩，嘴角挂着一丝浅笑，目光柔和。她的身材很苗条，甚至有些纤细，脚下是一只行李包。
对视了几秒钟之后，她苍白的脸色和一身白衣提醒了我：“你……是不是那个大出血的……”
“是的，刚从医院出来。”女孩说，“听老太太说，他们被派出所抓走了？”
“对，昨晚上，绑在一条绳子上拉走的。”我说。
“哦，谢谢你……我叫阿美。”她说着，提起行李包就进来了。
“你……没叫老太太把隔壁的门打开？”周晓琳的目光里有掩饰不住的排斥。
“如果我继续租那间房，就得替他们还半个月的房租。”阿美看我们不明白，解释说，“房子是那两个男人出面租的，我们六个女孩不过是他们的摇钱树。”
“你们凭什么当他们的摇钱树呀？”我不解地问道。
阿美重重地坐在门口的一张椅子上，从背包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抽了一口，才说：“像我们，能长期在酒店里做，前提是他们把各种关卡都打开了。如果单枪匹马，随时可能被抓……他们平时不给我们钱。他们给谁结帐，就意味着谁已经老了，被踢开了。现在他们被抓了，我他妈算是白给他们干了半年多。”
听了阿美的话，我和周晓琳都挺吃惊的。用身体换钱，竟也这么复杂，这个世界的组织化已经伸展到了每一个角落。
沉默了一会儿，阿美又说，“哎，你们还没找到工作吧？”
看来她不是个让人防备的人。我就把这些天来的情况告诉了她，并特别强调了身份证被扣的事情。
“我身上也只剩几块钱了。”阿美说，“我想先在你们这里住几天，最多住五天吧，我就有钱租房了。”
“五天？你去哪儿挣够租房的钱？”我挺纳闷儿的。
她对着天花板吐了个烟圈儿，把烟蒂丢进了门外的垃圾桶。之后，神秘地笑了一下，毫不在乎地说：“女人有身子，世界上有男人，还怕挣不到钱？”
“你不怕被抓？” 我和周晓琳异口同声。
“你们不怕被饿死？”她毫不留情。
“我们准备去找一份端盘子的工作，总不难吧？”周晓琳直了直脊背，表示比阿美高贵。
“哈哈！在广州没身份证，白做人家也不敢要啊，老板要受重罚的！”阿美笑道。
我和周晓琳这才彻底懵了。
阿美找来拖把，麻利地把地板拖了两遍。天气炎热干燥，地板很快便干了。她从行李包里抽出两条长裙子，铺在地上，再用行李包当枕头，和衣躺下了。
“在医院睡不好，我得补足觉，夜里要出去，没得睡……”她说着，就闭上了眼睛。
“要不，你睡我床上吧？反正我们现在要出去。”我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