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担心警方会追踪寻迹查到他们头上。纳森·里奥普照常上课，照常读书，照常复习考试。他在案发后的第五天，即5月26日的那个星期一，很轻松地通过了他的法学考试，并要求校方将此成绩转呈哈佛大学法学院。唯一与以往不同的是，纳森现在每天看报，从不放过任何有关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的消息。

理查德·洛易本来就是一只socialanimal（社会动物，或社交专家），如今更是活跃异常。他积极参与周围人们关于案子的讨论，往往主动挑起话题。他对案情的解释、推测和分析之准确，之独到，常常令人们刮目，令人们叹服。他很快便和几位报道本案的记者交上了朋友，热心地为他们出谋献策，提供线索，或只是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东奔西跑。

理查德讲到这里，科罗检察长打断他的话，提出了一个警方一直关心的问题：你们是如何处理那台打字机的？

理查德说，案发后的那个星期六晚上，他、纳森和另一位朋友，带着各自的女友集体约会，直到午夜过后方散。他与纳森又相约凌晨2点在一家餐馆碰头，处理最后的、也是最棘手的两件物证：浸透鲜血的毯子和昂德武牌手提式打字机。理查德随身带去了一把老虎钳，他们先把打字机上的字母键一个一个地钳下来，胡乱撒进杰克逊公园的小河沟里，再绕到公园南面，从一座连接小河沟和密执安湖港湾的公路桥上将打字机扔进了水里，然后开车到城南的73街，把毯子埋在了一个桥墩下面的瓦砾堆里。

真正让两名案犯感到紧张，感到有危险迫近的，是理查德从他的记者朋友们那儿听说，助理检察长约瑟夫·萨瓦其正带着那副玳瑁边眼镜走访各商家，包括奥蒙·珂宜光学公司。经过了一番“究竟是谁从地上倒提起外套致使眼镜失落”的激烈争吵之后，他们开始为自己编造不在现场的证明。但由于各自的利益，两位同伙人又在这一点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引起了警方对他们的怀疑。

纳森·里奥普认为，关于两个妓女的说法是最能令人信服，最无懈可击的。理查德·洛易却不以为然，他不愿意自己被牵扯进去，因为眼镜是纳森的，警察完全可能永远也不会追查到自己，所以，他更倾向于两个人在晚饭后分手的故事。争论的结果，他们达成了一项内部协议。如果警方在一周或七天内找到他们，就使用两个妓女的版本。如果超过了一周，则以“记不清了”为由，只对警察说他们很快就分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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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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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位“少年天才”在此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细节：这七天从什么时间开始计算？在向警方的交代中，纳森说，他是从5月22日，星期四下午3点30分，即他们打电话到药铺发现没有范克斯先生，而决定全盘放弃时算起。所以当5月29日，星期四下午2点30分，他被两名警探带到拉撒尔酒店时，刚好不到一周，他便理所当然地在自己的故事中编进了两个姑娘。而理查德的算法，则是从5月21日，星期三下午5点刚过，即勃比·范克斯被掳上车的那一刻。警察将他从家中带走的时间是5月29日，星期四晚上，已经超过了八天。

后来有记者们评论说，尽管二犯在作案过程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在智力和学识上的优势，策划缜密，运筹精确，但又由于知识分子的弱点，而锱铢必较，相互推诿，反倒不如那些肚子里没什么墨水的黑帮和其他犯罪团伙的成员来得痛快。这也是使他们整个方案归于流产的原因之一。

早晨6点，检察长罗伯特·科罗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看上去疲惫不堪——歪斜的领带、皱褶的衬衣和两只黑黑的眼圈，但兴奋与喜悦却溢于言表。检察长扫了一眼黑压压的记者们，大部分和他一样地衣冠不整。他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这里守了一宿，其中有詹姆斯·缪罗伊，有阿尔文·格斯坦，也有豪尔·梅耶。他知道还有更多的人也在等候着，芝加哥12家报社的主编们、排字工们、印刷工们，被害人和嫌疑人的家属们，当然，还有千千万万的芝加哥市民们。

“我们已经圆满地破获了勃比·范克斯命案。”科罗检察长宣布道，“凶犯已经在押。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已经主动向警方作了彻底的交代。

“这宗绑架谋杀案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但勃比·范克斯却并非两名案犯事先设定的目标。……”

马上就有记者涌向电话亭。几分钟后，各报的号外首页便送到了印刷厂。据《芝加哥先驱者》报统计，该报号外上市的头10分钟内，即售出10万份。

正如媒体所预料的，芝加哥再一次地轰动了，或者说，震动了。尽管这座大都市的人们已经对谋杀、抢劫、绑架，以及团伙犯罪等等见惯不惊，但两位如此养尊处优、学识渊博，且又前程不可限量的百万富翁之后，竟会为了区区一万美元而似江湖上的草寇蟊贼一般绑架撕票，实乃闻所未闻。更令人万难想象的是，两名案犯在策划和实施过程中的冷酷与冷血，他们挑选和杀害人质就如同“随手从树上扯下一片叶子，再随手将它揉碎”。

乔尼·乐文森的父亲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时说：“我和我的妻子不久前曾赴洛易家的晚宴，当时理查德也在那里，他热情、风趣，又细致、周到，一举手一投足都很有绅士气派。我一直认为他是我所见到的最优秀的孩子。我对他的供词只有一个评论：难以置信。”

鄂尔文·哈特曼的祖父也有同感：“这两个孩子的手里有那么多的钱可供他们随意支配，怎么还会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里奥普和洛易两家更是无法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理查德后来谈到这一点时说：“真正让我感到难受的是我的母亲。无论我怎么跟她解释，说这一切全是真的，但她还是那么固执地、那么一厢情愿地拒不相信她的儿子犯了法。”

据说理查德的母亲、洛易夫人安娜曾登门求见范克斯夫人弗萝拉，以表达她的悲痛、同情和遗憾。毕竟，她们双方都在这场惨案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两度遭到拒绝后，安娜不顾用人们的阻拦，径直闯入范克斯夫人的房间，发现弗萝拉如木头般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散漫的目光痴痴地投向窗外。安娜刚开口向受害人的母亲致歉，弗萝拉便打断了她的话：“勃比很快就会回来的，我相信。”

勃比的父亲雅各布·范克斯则说：“纳森·里奥普自称是无神论者，那他又当如何解释那副为警方留下线索的眼镜呢？”纳森的母亲弗萝伦丝·里奥普夫人生下了最小的儿子便一病不起，17年后即撒手人寰。纳森悲愤之余，从此不再去教堂。

同日晚，理查德的叔父、芝加哥市教育局局长捷科·洛易在律师本杰明·巴赫拉奇的陪同下，亲自拜访了全美著名刑事案律师克拉任·达偌博士，恳请他出庭为纳森和理查德辩护。理查德的父亲阿尔伯特·洛易本来就年迈体弱，儿子犯事之后更犹如雪上加霜，力所不能支，只得请其弟出马打点。因为当时的芝加哥已是民情激愤，众怒难平，人们纷纷要求对二犯处以极刑。据报道，捷科对克拉任说：“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判他们无期徒刑，而不是死刑。我们愿意支付任何的、所有的费用。只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绞死他们。”

67岁的克拉任·达偌其貌不扬，大智若愚。多年后，纳森·里奥普在他的自传中这样描写对克拉任的第一次印象：“那天很暖和，克拉任穿一件薄呢外套。外套是不错的外套，但看上去好像他穿着它睡过一觉。衬衫也是皱巴巴的。而且，他那天的早餐肯定吃了鸡蛋，我能看出衣服上的印迹，要么就是没换过衣服。领带胡乱打了个结，歪歪地挂在脖子上。最不修边幅之处是，克拉任不戴帽子，又不曾好好做过头发，所以前面的那一绺老是掉下来耷拉在右眼上。每到此时，老头子便会很不耐烦地用手指将它们顺上去。不管谁看见他这副样子，都会当他是一个十足的乡下人，一个在芝加哥转上一圈就会迷路的乡下人。我当时心里想，他懂得法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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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目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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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作为一名法学院学生，纳森对达偌博士这样一位哲学家、作家兼律师早有耳闻，也听人说起过他的一些传奇故事。比如30年前，克拉任曾任芝加哥西北铁路公司法律顾问，后在几名工会领袖状告公司及联邦政府的案子中毅然辞职，转而为工会领袖们辩护。比如若干年来，克拉任曾多次替全美各地请不起律师的穷人们辩护，不取分文，在民众中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再如克拉任办案时极少作笔记，但却几乎从未在法庭上忘记过任何相关的细节。还有如克拉任的办公室陈设简陋，唯一的装饰只是墙上几幅被他称作“伟人”的画像，其中包括卡尔·马克思。

所以，当这位“民众的代言人”最终同意接受勃比·范克斯绑架撕票案，替被告人出庭，又有传言说聘金高达100万美金时，当即引起了本案的第三次轰动。在当时，百万美元是创历史记录的最高律师费用。人们纷纷议论，说克拉任·达偌博士到底也是肉体凡胎，也有见钱眼开的时候。其实克拉任自有他的原则和打算。除却人们加封的那些头衔外，克拉任还是一位博爱主义者，坚信爱能够产生更多的爱，恨也将滋生出更多的恨。克拉任的毕生奋斗目标之一，是彻底废除死刑。在他过去的业绩中，克拉任曾成功地将102名委托人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这一次，芝加哥、乃至全美民众的情绪已经被纳森和理查德的罪恶行径激怒到了极点，人们恨不得即刻将两名案犯就地正法。克拉任想试一试，他能不能在这样的民情民愤中，再次救下两条生命——两条年轻的生命。

本案中代表被告方的另一名律师即本杰明·巴赫拉奇，他虽不及克拉任那么名声显赫，但因为接过几桩与黑手党有关的案子，在芝加哥地区也是妇孺皆知的。

克拉任·达偌并没能马上见到他的两位委托人。检察长罗伯特·科罗扣下了二犯，并邀请三位心理及精神病专家为他们会诊。科罗检察长这次是铁了心要判处他们的死刑，他知道纳森和理查德能够逃避死刑的唯一途径，就是以精神不正常为理由在法庭上作“无罪”抗辩。他希望他的专家们能够证明，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在作案时神志清醒，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也具有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到底是同行，对对手的路数招数都已谙熟于心，克拉任·达偌确实就是这么想的，而且他也必须聘请专家，从被告方的角度对纳森和理查德的精神状况进行审视。无奈检察长已经抢先一步，征走了芝加哥地区首屈一指的专家们，克拉任只能到别处另搬高手。

其时，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正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第18届年会，克拉任·达偌遂派本杰明·巴赫拉奇的弟弟华特专程前往，将包括学会主席在内的三名德高望重的专家请到了芝加哥。

日复一日，专家们就身体、心理、精神等各个方面，对纳森·里奥普和理查德·洛易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检查、测试和评估，还找到他们的家庭成员和用人们，以及二犯的老师、同学等等了解情况。据说在此过程中，纳森自始至终精神饱满，兴致勃勃，因为他极少有这样的机会跟别人谈论自己，他也很喜欢在各种测试中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理查德则情绪低落，觉得这一切很无聊，很枯燥乏味，甚至有几次，他在测试的过程中就睡着了。

芝加哥的12家媒体仍一如既往地兴奋着，忙碌着。大大小小的版面上充斥着关于纳森和理查德狱中生活的详细报道，他们每天穿什么，吃什么，做什么，市民们饶有兴趣地想知道这两位生长于富贵之乡的膏粱子弟是否过得惯被打入社会另册的日子。理查德倒是很快便和同监的犯人们混熟了，但纳森却迟迟难以进入新的角色。每天出庭或与几位专家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可以如往日般地西服革履。但一踏进监狱的铁门，又必须换回到粗布的囚服。两个人最不习惯的是狱中的伙食，一开始家人们还按顿从各餐馆叫了外卖送进去，后来干脆请斯腾餐厅包下他们的一日三餐，并且还在每顿饭的食谱中加进了一包香烟。尽管仍是“禁酒令”时期，但《芝加哥论坛报》记者泰瑞尔·克鲁姆为了获取对纳森二人的“专访权”，答应在采访时为他们偷带些酒进去。泰瑞尔每天下午到监狱，在腰间的皮带里别上两个4盎司的扁形锡酒壶。纳森或理查德总是迫不及待地先喝干了酒，再回答记者的提问。回到牢房后，又开始急切地等待泰瑞尔的下一次采访。

6月中旬，芝加哥地区的意大利黑手党老板阿尔芬斯·卡普利因其在几个月前下令的一桩谋杀案而被迫向警方自首。这条本应十分轰动的消息被悄无声息地淹没在了关于勃比·范克斯命案的大量报道中，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有人说，卡普利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卡普利的案子不久即因一位关键证人的翻供而撤诉。

公诉方和被告方对二犯的会诊结果都是严格保密的。媒介为了满足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