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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戒律却一定不能违犯。这个戒律,就是儒学中的仁、义、礼、信、智,也是我们评价一个人的道德标准。然而,儒学的做人之道又是怎样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传统中国的家族制度。

最早来到一个地方定居的人,被后辈们尊为祖先。他来到一个地方,生下儿女,成为兄弟姊妹。儿女长大成人后又结婚生子,由此产生姑表亲、姨表亲;姑表亲、姨表亲再生下后代,如此代代繁衍,叔伯姨舅,近亲远房……盘根错节的关系便越分越密、越分越细了。

传统的中国人一直依赖土地生活,世世代代如此。一个人若没有高于旁人的才华,他必定从出生到去世都生活在祖辈们为他划定的土地上。因此,同一个家庭的后代们"断了骨头连着筋"地被捆绑在一起,形成传统中国人五花八门的社会关系,除了五种主要社会关系(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外,还有许多。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一书中,有关家庭各种关系的名称有100多种。这100多种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编织成一张网,把世代居住在一个地方的族人都罩在里面。然而越是这样,祖先的地位越是至高无上,随着后人的不断增多,祖先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家族的共同象征。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家族里,一个让所有人都敬畏的象征是必不可少的,也由此发展出了中国家族制度。

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实际上就是这种家族制度。家族制度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和组织性,它的产生必然要有理性的意识形态作为支撑,由此,儒家学说便应运而生。

"儒家思想中的一大部分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也就是它的理论表现。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儒家思想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因此,对中华民族来说,这个社会制度和它的理论表现都是自然而成的。正是因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正统哲学……"(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

确实如此,在儒学的熏陶下,中国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与民族心理,有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处世观念,并按照这种特定的观念采取行动。具体地说,也就是由做人影响到做事。

中国人做事的特点离不开家族制度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是讲关系,讲论资排辈,讲人情、讲面子。

儒、道两家的为人之道,无不提醒人们要讲仁德,要以慈善之心去对待别人,要尊长爱幼,要"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要"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许许多多的"要",自然地、逐步地形成了在中国做事的、并不成文的规律。千百年来,人们遵循这种规律做人、做事,从而也就自然地、逐步地形成中国人为人做事的特点。

前面说过,一个人如果没有超人的才能,他就只能永远呆在祖辈为他圈划的、不会挪动的土地上。因此,当一块土地上的某一个人出外"混"出了名堂,与他有一点裙带关系的人若想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投靠他。而这个在外的某人只要是听说来人与自己有点什么关系,或亲戚、或乡邻、或朋友……即使自己有难处,也会非常"仗义"地伸出"援助"之手,拉"兄弟"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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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从做人到做事是门学问(2)

明太祖朱元璋就是被有"关系"的人"拉"了一把,由乞丐变成了皇帝。

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人,出生在一个佃农家中。他幼时的名字叫朱重八,后来才改名为朱元璋,字国瑞。小时候,朱元璋帮地主放牛,生活过得十分艰苦。17岁那年,由于灾荒四起,瘟疫流行,他的父母和大哥全都得病死去,无奈之下,他只得在皇觉寺出家为僧,并经历了几年化缘乞讨的生涯。

公元1332年闰月的一天,拂晓,刚刚攻克了濠州的农民起义军正在紧张地巡逻,一个身穿破袈裟的年轻和尚低头直往城里走去,他就是在外云游乞讨了3年的朱元璋。

这个20多岁的和尚神色匆匆,不禁引起了守城兵勇的注意。于是,这个和尚被带到了一个小头目面前。听说这个和尚是来投奔起义军的,那个小头目说:"混账,秃驴来当起义军?简直是笑话。"

"你凭什么开口骂人?"和尚毫不畏惧地顶撞过去。小头目火了,把和尚当元军奸细捆了起来,并送到了元帅郭子兴的大帐里。

"名字?"

"朱重八。"

"为什么来这里?"

"投奔起义军。"

"有何凭证?"

"有大帅手下人汤和的亲笔信。"

郭子兴从方才的一问一答中感觉到了此和尚的果敢和豪气,不禁从心里喜欢上了他。他打开来信一看,果然是手下大将汤和的亲笔信。原来,汤和与朱元璋是从小在一起放牛的小伙伴,常在一起闹着玩。那时,朱元璋是孩子王,时常扮演"皇上"的角色,汤和却总是做他的"大臣"。后来汤和离开了家乡,没想到居然发了,成了起义军的大将。当了官的汤和没有忘记曾经的"皇上",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乞讨、穷困潦倒的时候,收到了汤和写来的劝说自己到濠州投奔起义军的信。正是这封信,使朱元璋下定决心脱下袈裟,从此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朱元璋投军后,深得郭子兴的厚爱,不但升任他为亲兵九夫长,还把养女马姑许配给他。朱元璋这个名字就是在那时取的。1367年正月初四,历经15年戎马生涯的朱元璋终于凭着自己的出生入死和胆略过人,在一片"万岁"声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按说,朱元璋与汤和并不是什么很亲的社会关系,只是小时候在一起的玩伴,但就是这种"玩伴"的关系,改变了朱元璋的命运。当然,光凭一封推荐信显然不行,还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但靠了这层关系,靠了这封信,就使朱元璋的脚踏进了军营,走出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关键一步,这是毫无疑义的。

"讲关系"是互惠的,"讲"得好,就往往会取得双赢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好些人才对"讲关系"乐此不疲。

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岩就喜欢利用家族与宗族的人才为己服务。举一个胡雪岩对宗族子弟陈世龙的精心扶植与栽培的例子。

有一年,胡雪岩去拜访湖州郁四,由于此前他与郁四并不熟悉,又不认识路,只好来到一个酒馆问:"谁送我去湖州?""我去。""我去!"一时,好多人都争着要送他去。胡雪岩看人太多了,又说"二吊铜钱",当时正在下雨,听说只给二吊铜钱,黄包车夫又一个个都不肯去了。这时,一个小伙子站出来说:"我送你去。"此人就是陈世龙。

陈世龙用黄包车一直将胡雪岩送到目的地。一路上,胡雪岩在与陈世龙闲聊的过程中,发现他也是徽州人,不但头脑聪明,干事也挺利索,便问他愿不愿意为自己跑跑腿。能在富商手下做事谁会不愿意呢?陈世龙高兴还来不及呢。

为了用人放心,胡雪岩对陈世龙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他酷爱赌博,于是,胡雪岩对他说他必须改掉这一恶习方能为自己做事。一段时间后,陈世龙来见胡雪岩,说自己已经不赌博了。为了检验真假,胡雪岩特地给了陈世龙一笔钱,由他花,随后暗中派两个人跟踪他。又过了一段时间,跟踪的人回来报告说,陈世龙按捺不住赌瘾发作,进了赌场,但是只看不赌,自己始终未下注。胡雪岩听后颇为满意,但还是狠狠地批评了陈世龙一通,勒令他连赌场都不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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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从做人到做事是门学问(3)

从此不再赌博的陈世龙,在胡雪岩的府中当了一名跑腿的。不久,胡雪岩有了进军丝织业的打算。丝织业是一定要与洋人打交道的,而且这个打交道的人必须是自己的嫡系。派谁去最合适呢?胡雪岩左思右想,都没有决定最后的人选。一天,他见在园里浇水的陈世龙正咿哩哇啦地与别人说话,忽地眼前一亮,这不正是一个可造之材吗?于是他不惜重金,把陈世龙送到上海去学洋文。

后来,学了洋文的陈世龙果然成了胡雪岩成就事业的栋梁之材,他在胡雪岩的湖州丝业生意中独挡一面,全权处理胡雪岩在湖州的一切事务。

胡雪岩对陈世龙的栽培,体现了一种长辈提携晚辈的胸怀,这种胸怀,既有作为长辈的宽厚、仁善,又有对宗族子弟的偏爱。当然,他也发现了陈世龙的聪颖天资,觉得陈世龙确实是个可造之材,不然的话,陈世龙可能就会一直在胡雪岩手下跑腿了。

中国人做事爱讲关系,而讲关系又确实能为做事带来方便,于是你讲我讲他也讲,从古讲到今,还真"讲"出了名堂。比如在一个地方,有一个人发迹了,来找他"讲"关系的人有一拨;后来这拨人也发迹了,更多的人又来找这拨人"讲"关系;再后来……如此一拨又一拨,最先的这个人究竟有多少人是由他讲关系"讲"出来的,他自己也数不清。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麻丘镇乡下有个农民感到种田实在辛苦,又赚不到钱,于是他跑到武汉,想寻一份事情做。可人生地不熟的,小事难找大事不会,城里又没有农活干,只好在武汉卖起了卤猪头肉。谁知年底结算时,他发现比窝在家乡时富了许多,于是他写信告诉自己的亲戚。亲戚来了,同样人生地不熟,就找他"讲"关系,他自然愿意卖这个人情,帮亲戚也弄了个卖卤猪头肉的摊位。不久,亲戚发现卖卤猪头肉确实比种田强,于是又告诉与自己有"关系"的人,让他们也来武汉……如此这般,他们在武汉靠卖卤菜致富,靠乡邻"关系"一带十、十带百,带出来一大帮人。不出几年,武汉市集贸市场里卖卤猪头肉的,几乎清一色全是来自麻丘镇的乡下人。据说后来还成立了麻丘镇驻武汉的党支部呢。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许多农民进城打工,亲帮亲、邻帮邻,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些年来,人们用足用活政策,依靠外面的"关系"打开门路,把小事做大,把大事做强,多少都会有所收获。因此可以说,讲关系已经成为中国人做事的一种习惯,人们若想到某个地方、某个部门办点什么事,首先考虑的就是那里有没有"关系"。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正是从这些或亲或疏的"关系"中尝到了甜头,使自己做起事情来如虎添翼,因此而把讲关系视作在中国做事的一个门道。有时候凭着一层关系、一个电话或一张字条,就能把原本感到头疼的事情做好。所谓"没有关系难办事"的说法,多半由此而来。正因为如此,讲关系的"讲"字慢慢地在某些人的做法上变了味,为了达到自己做成某件事情的目的,有人把讲关系变通成了"找"关系、"拉"关系,甚至死乞白赖地往人身上"贴"关系,这种风气要不得。虽然,或许有人靠这样的手段得了益处,但与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处世观念是相悖的,终究会被人们所唾弃。我们说的讲关系是要摆正"讲"的位置,通过正当手段,使自己想做的事情得到真诚的帮助或提携。

论资排辈是中国人做事的又一个特点。自古以来,儒道两家的做人之道、尊老敬老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年纪大、资格老的人很自然地得到家族、社会的尊敬,年轻人关心、照顾老人,老年人亦很自然地产生需要尊重的心理。拿六十岁的老人打比方,在西方你说他老了他会不高兴;在日本你给他让座他会很生气;在中国就不同了,年轻人称他老人家、给他让座他会很高兴地说:"谢谢!"

在中国人眼里,年纪大、资格老的人"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他们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做小辈的就应该对他们言听计从。这种论资排辈的观念在家族里显得尤为突出。康熙皇帝在龙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