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权，当然也就无分裂可言。

秦朝的疆域约相当于今天中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弱，在历史中国的范围内所占的比例更低，其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或者属于其他政权，或者还是部落社会，或者还无人居住。直到清朝最终完成统一中国之前，有的地方存在于中原王朝之外，始终没有成为任何其他政权的辖境。这样的地区对它们自己而言是独立发展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自治或分治。

例如，青藏高原是吐蕃和他们的先民开发和发展起来的，曾经出现过不少政权，以后逐步统一为吐蕃国。到唐代，叶蕃和中原的交流和联系已经相当密切。但不管是和亲或是战争，吐蕃和唐朝的关系都是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观点来看，它们都是中国内部的政权，地位是平等的。那种认为吐蕃与唐朝存在主从关系，或认为吐蕃是唐朝属国的看法，完全站不住脚。所以吐蕃与唐朝的友好是两个政权间的结盟，吐蕃与唐朝兵戎相见也是两个政权之间的战争，无所谓统一或分裂。到了元朝，原吐蕃成了元帝国的一部分，从此它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在这以后发生的吐蕃（西藏）任何企图脱离中央政权的行动当然就是分裂。但是不能因为吐蕃（西藏）地区最终成了中原王朝的一部分就否认它以前与中原王朝的对等关系，否定它长期存在的合理性，而应该承认这是中国内部的自治或分治。

又如台湾，考古发现已经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与大陆之间就有了交往，所以与东南沿海地区的早期文化有不少相同的特征。三国时孙权派军队去台湾的事件，说明当时关于台湾的传闻，至少是那里的人口数量，已经引起了大陆统治者的注意。

《隋书.东夷传》称之为“流求国”，是这样记载的：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来、有国数代也。...所居曰波罗檀洞，

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无赋敛，有事则均税。用弄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

这说明当时台湾的土著异议民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初期的国家形式。只是由于以后的有关记载过于简略，当地民族又没有留下文字记录，我们对岛上地方政权的发展过程还无法了解。

明朝时曾在福建同安县设立澎湖巡检司，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大陆政权管辖台湾的开始。但这显然是出于单纯的推理，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个机构的管辖范围是包括台湾岛在内的。明代后期的海盗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曾经以台湾为活动的基地，建立过有政权性质的组织。尽管郑芝龙一度投降明朝，却没有把他在台湾北港基地交给明朝。在郑芝龙转移到大陆活动后，

北港被荷兰人占据。1661年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台湾，建立了地方政权，奉明朝永历年号。但那时大陆上已是清朝统治，南明永历政权已经灭亡了，所以郑氏实际上是一个独立政权，与大陆上也没有主从关系。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郑成功之孙郑克爽投降，台湾才成为清朝的一个府，从此与大陆政权确立了归属关系。毫无疑问，在1683年以前台湾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主要是由当地民族自治的，是作为中国内部的一个（有时可能有几个）自治或自立的政权而存在的。

分中之分

一个政权的一部分脱离了它的统治，成为一独立政权；或者一个政权解体了，分成若干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不管它们的历史意义如何，也不管它们的最终结果如何，这就是分裂，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秦朝以后的改朝换代，往往伴随着若干年全面的或局部的分裂，如秦汉之际出现了大小十几个政权，两汉之际既有农民战争，也有地方势力的割据。隋唐之际、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都有类似情况。这种分裂有时发展为长期状态，东汉末的割据演化成三国鼎立；西晋末的混战发展为持续近300年的十六国和南北朝；唐中期的动乱继之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辽宋的对峙代之以宋金并存，前后更有五百年

之久。

但即使在这些分裂时期，也并不是所有的地区和政权都是同一性质的，其中的一部分还是属于自治或分治的。例如秦汉之际，楚、汉是分裂，匈奴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是自治。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和随后的五代十国是分裂，吐蕃却是本来就存在的独立政权，尽管它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但它对中原的各个政权而言就无所谓分裂了，也是自治。另一方面，有些政权开始时是以分裂形式出现的，但以后却发展成为一种分治，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诸位同意这样的分合标准，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这样的共识：公元前221年以前，中国处于分治状态，经过了一二千年的发展，到秦时建立了以中原为中心、华夏为主干的集权政权，但同时还存在着其他自治政权。

此后有九百多年的时间，存在着一个以秦朝的疆域为基础的中原政权，其版图时有盈缩；其余时间则分裂为若干个政权；但自治政权始终存在。

中国真正的统一是在1759年实现的，持续了81年。

对中国而言，分裂、分治的时间是主要的，统一的时间是非常短暂的。对中原王朝而言，统一的时间略少于分裂时间。但在元朝之前分裂时间多于统一时间，元

朝以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

作品相关 第十五汉章 民族精神衰变的转折

大汉帝国的强盛，到东汉达到了顶峰。窦宪灭北匈奴后，敢于和汉帝国为敌的已不复存在，这也就是史家所叹息的“国恒以弱灭，而汉以强亡”。外在威胁的空缺和内部民风的强悍，使得东汉末年汉民族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但当时汉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心理和力量优势都没有动摇，当汉献帝被董卓的部将追的狼狈不堪时，随同护驾的就有南匈奴的单于、左右贤王，其中还有一位为保护汉天子而丧命。即使汉家三分后，他们也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对付周边其他民族：曹操、司马懿都曾北征乌桓，东讨辽东；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东吴大帝孙权也能南服蛮夷，东渡台湾。这时还根本没有后来汉族内斗，争相卖国请外人帮忙的恶习。但在常年残酷的内战中，民心，尤其是作为四民社会之首的“士”的心态开始有所变化，对战争流血感到恐惧厌倦。而晋取代魏，又使原先神圣的天子地位更加破坏，开始流行一种反传统的时尚，玄学清谈。当司马氏八王彼此杀的不可开交时，其中一位请匈奴刘渊帮忙，揭开了五胡乱华的魔鬼瓶。在尖锐惨烈的民族大混战中，有些汉族士大夫继续沉溺于清谈，跑到江东接着聊天。而有些血性的士大夫隐隐约约觉得士风有点问题，王敦所谓“中原陆沉，王夷甫诸人不得辞其咎”，同时又叹赏高谈阔论者的风流雅致，东晋前期主导军事潮流的实际是这么一批人：桓温、陶侃、刘琨、祖逖。但即使他们也逐渐衰微，其最后的绝响是淝水之战，这是同时作为玄谈代表和忧国志士的谢安的杰作。随着谢氏的逐渐淡出军界，知识分子的士族再也没有试图领导指挥军队，而完全陷入了空谈。

知识分子的退出，使得原先压抑在底层的军中人物开始崛起，其领袖当然是赌徒无赖出身的刘裕。刘裕显赫的战绩和所向披靡的气魄简直是汉民族精神一次最耀眼的表现，其夺目不亚于霍去病、窦宪的万里击胡，然而人们，后来才发现，这竟是大汉精神的天鹅之歌。实际上刘裕的胜利还告诉我们当时的民风并不弱，弱的是“士”气。当刘裕灭南燕、后秦，收复两京后，的确存在一个重建汉帝国的机会。但这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毫无进取心，他们无力也无意反对刘裕的任何决定，包括是否篡位，但他们是再也不肯离开水温风暖的江南，回到曾经是他们故乡的长安、洛阳受风霜之苦了，郑鲜之所谓“江南士庶引领以望反旆”。下层出身的刘裕在得不到士族支持下，也不得不班师回江南，而不是把朝廷迁回旧都。当刘裕要回建康时，有长安父老对他说：“长安是君家宫阙，五陵是君家坟墓，舍此将安归？”是的，刘裕也是刘家的子孙，比起宗室的刘秀或者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来，他的称汉帝并不算离谱。然而，没落的士族使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失之造次。当青泥之败传来，刘裕大怒准备再次北伐时，士族再也不肯了，苦劝痛谏，使得一代豪杰也只能“登高北望，慷慨流涕”而已。刘裕死后，江南的士族谈佛论道，军阀则内斗不休，彼此互不妨碍，但都没有收复中原，“气吞万里如虎”的志向了。“存中华于江东”已经没有了实际意义，这个毫无生气的中华只等着北方的南下了。

与南朝的知识分子不同，北方的知识分子则进行着空前的事业：“以夏变夷”。他们固执的、顽强的、坚韧的、前仆后继的试图把入侵的野蛮陌生人改造成文化上和自己一样的衣冠之士。这里面有流血，有失败，有痛苦，然而他们竟然坚持下来，并取得了最后的“成功”。不过，在鲜卑族终于学会汉家语言，诵读诗书礼乐，甚至北魏皇帝也能吟咏“韩亡子良奋，秦帝鲁连耻。本是江湖人，忠义感君子。”后，我们发现，这个民族的融合竟如此难以品味。我们在“同化”了别人的同时，已经异化了自己的精神。随着崔浩的满门抄斩，最后仍在折腾着定礼仪，修制度，宣扬教化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完全丧失了血性勇气的儒生。如何评价和面对这份遗产，成了后来者的困惑。北大陈明的博士论文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但在最后，他无法评价。他说：我在王船山的忧愤和钱宾四的乐观之间，徘徊不知去从。

正是南北朝的这段历史，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一个新的传统：当外族入侵后，拿起手中的诗书，去教化这些不识字的异族。这种力量和以身相殉的比起来毫不逊色，有时显得更加拥挤和刺目。之后，我们再也看不到汉民族昂扬的姿态，有的只是小心翼翼的身影，以及寥落的慷慨赴死的悲壮。有人无知，以为唐也强，其实，终唐之世，“京师三陷，天子四迁”，所谓强大，只是昙花一现。只不过唐人浮夸，无知者信以为真耳。

一个民族的生存，关键并不在于学问发达与否，而在精神如何。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文明几近断绝，汉继秦火之余，遍地书灰，终能建成我民族史上最光辉的文明。唐宋之后，所有典籍都被仔细收藏，而汉民族的境况，却是每下愈旷。

作品相关 第十六章 天命与人事（一）

引言： 从秦始竽开始使用的“传国玺”刻着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天命”究竟为何物？真正主宰着天下分合的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看看彩色的中国历史地图，在前面历朝历代的总图中所看到的都是不止一种颜色，要到清朝时，才能找到那一种颜色的秋海棠叶形状。千百年来，各王朝疆域时有变化，至此中国辽阔的疆域基本形成了。

但如果我们联系历史事实来看这套地图的话，那就绝不会只看到简单的色块和杂乱无章的变化，而是兴旺与衰落的交替，建设与毁灭的变换，文明与野蛮的较量，梦想与现实的汇合；数千年的干戈与玉帛，数十对仇敌与兄弟，无数次失败与胜利；多少回扩张和收缩，多少次联合和决裂；终于铸成了这同一颜色的神圣图形。

赞扬开疆拓土的圣君贤臣、良将勇士，斥责丧地辱国的昏君奸臣、懦夫佞人，讴歌统一，颂扬爱国，应该是人之常情，也是我们学习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但复杂的历史却不仅是好人与坏人、是与非的简单组合，也不仅仅是“虽然...但是...”的机械模式所能评价。

人们往往喜欢对历史的进程回过头来作种种假设：要是唐朝的疆域保持到今天，要是明朝政府没有放弃越南，要是乾隆接受了中亚各国归入版图的要求，要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没有丧失那么领土，...但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虽然其中不乏偶然的因素，但基本上还是客观条件的必然结果。

受命于“天”

今天的大型喷气式客机已经可以不着陆地飞至地球上任何地方，万吨巨轮也可以不靠岸地驶向地球上任何一个港口，所以浩瀚无垠的沙漠、高耸入云的山峰、波涛汹涌的河流、不见天日的丛林早已无法阻止人们的来往了。但是在以往，这些都是先民难以逾越的障碍。

中国古代的君主都自称他们是“受命于天”，这当然是自欺欺人的鬼话。但要说早期人类发展的基础以至君王们建国安邦的条件得之于“天”－－地理环境，却不无道理。

探索中国统一和分裂的基础，尤其是在中国文明的初期，地理条件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1 得天独厚

竺可桢等地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证明，三四千年前中国的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秦汉时期的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要高一、二摄氏度，所以气候温和，降水充沛。而长江流域还过于湿热，雨水过多，加上地势低下，茂密的原始植被未曾清除，疾疫流行，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