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忘其名。事隔十数年后，抗战期间忽遇其人于开封，似改名杨一峰。屠先生故去多年，现在谈及往事只有徐先生尚可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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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彭翼仲先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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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

凡自幼居住北京而年在六旬以上的老辈人，一提到“彭翼仲”三字，大概没有不耳熟的。其人其事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了，而在不少人中间仍然留有印象。他于一九○二年为北京社会首创了第一家民间报纸，随后又陆续出版了两种报纸，倡导爱国反帝和维新改革运动，遭受摧残，身被重罪，如我后文所述。然而我今天查阅那些讲到中国报纸历史的各书，或则漏掉不提，或者止于提及报名，或虽则言及某报被封、某人被罪，却又错谬不合。至于其所从事的社会运动曾有若何影响成效，就更无只字道及。

我查阅的计有下列各书：

一、《中国报学史》，戈公振著，一九二七年初版，解放后有三联书店一九五五年新版

二、《中国新闻发达史》，蒋国珍著，一九二七年世界书局出版

三、《中国新闻事业》，黄天鹏著，一九三二年现代书局出版

四、《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系教研室编稿

五、《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稿》，张静庐编，中华书局出版

就这些书来看，对于过去各地报纸，还要算戈著《中国报学史》记的较详。原书第四章题为“民报勃兴时期”，在北京出的日报方面，首列《京话日报》，丛报期刊方面首列《启蒙画报》，而于《中华报》亦没有漏掉，这就很对。戈著把中国民间自出报章标为“民报”，以别于官报和外报——外国传教士或洋商办的报，这种分别亦极好。官报、外报、民报其背景立场本来是迥然不同的。例如不加区别的话，北京之有近代报纸，日商《顺天时报》还早于《京话日报》。但那是有日本帝国主义作背景的，别有作用的。北京有官报则更早。唯独从中国的民间立场来说，彭先生之在北京办报乃具有首创精神，不容埋没。

然而戈著对于彭先生之被罪和他的报纸如何被封，却又言之错谬，如原书说：

光绪三十二年《中华新报》以登载军机大臣瞿鸿卫兵抢掠事被封，主笔杭辛斋、彭翼仲递解回籍。

这里《中华新报》实为《中华报》之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年），当时北京并没有什么《中华新报》。而且向来军机大臣在京亦未闻有什么卫兵，更没瞿的卫兵抢掠之事。当时彭先生所办《中华报》和《京话日报》同时皆被封，实别有其原因，如我后文所述。彭、杭二公最初定罪虽同是递解回籍，严加禁锢，但后来只杭公递解回籍，彭先生则是发往新疆监禁十年。所以戈著说的大多不对。

戈著所说，有的对，有的不对。其他各书则更疏漏或有误，尚不及戈著。这就使得我今天不能不来写此一文了。

我和彭先生的关系非同泛泛，是有责任来作此记述的。他和我先父从年轻便交好，换帖订盟如兄弟。因为交好，彼此又作了儿女亲家，他的长女就是我的长嫂。在办报的同时，他又办了“蒙养学堂”，亲自教育儿童。学堂同报馆即设在一处（前门外五道庙路西），我就是那里的小学生，课余常常看到排版印刷。《启蒙画报》便是我自幼心爱的读物。一九四二年在桂林我五十岁时，曾写过一篇《我的自学小史》，叙说我既没有受过四书五经的旧教育，所受新式学校教育亦很少，一生全靠自学。而自学每每是先从报章杂志吸取常识，引起了某一方面问题的兴趣和注意，然后再寻求专书研究。彭先生所出各报正是最初助成我自学的好资料。彭先生当年的事业和他致力的社会运动，原都有我先父一分赞助力量在内，而到后来我之所以投身社会政治运动，自然亦是受他们两老的启发和感召。试问像这样，我焉能忘怀于他，不为他尽这份笔墨之力？

当我将要撰写此文，我先邀请彭先生的子女们会谈。这就是一位七十二岁的老姐姐彭清缃，还有清杰、清颐两弟兄，亦各六十岁了。向他们征集些材料并请其帮助作些回忆。又恐怕我们这关系太亲密的人叙述易流于溢美或偏于主观，我特访老舍先生，征求意见。老舍大为赞成，鼓励我放笔写，还又介绍我访问了徐兰沅、萧长华、郝寿臣各位先生，都请他们说一说当年对于彭先生及其报纸印象如何，感想如何，希望从旁面得到一些印证或矫正。本文在后面都分别引用了他们各位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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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彭翼仲先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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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先生所办的三种报

彭先生所办报纸先后计共有三种，最先办的是《启蒙画报》，开始于一九○二年夏间出版；其次是《京话日报》，开始于一九○四年阴历七月出版；又其次是《中华报》，于同年阴历十一月出版。就在《中华报》出版后，感觉到三种性质不同的报刊难于兼顾得来，于是把《启蒙画报》停刊了。此后便是《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两种在发行，直到一九○六年阴历八月十二日同时被封为止。

说到《启蒙画报》，徐兰沅先生极有印象，自称幼年非常爱看它。这恰同我一样。他指出它给了我们许多自然界现象的科学说明，获得一些常识而免于糊涂迷信。它与今天的连环画、小人书略相近而又不同。少有国王、公主、老虎、狗熊的童话，却把科学道理撰成小故事来讲。讲到天象，或以小儿不明白，问父母，父母如何为之解答。讲到蚂蚁社会，或用两兄弟在草地上玩耍之所见来说。作算术习题，则以一个人买卖东西为缘由。讲历史，则先讲些较近的清史以至最近如庚子义和拳的经过。开初还有一门“蒙正小史”，专选些古时人物当其儿时的模范事迹来讲，儿童们看了很有益。至于名人轶事，则有如诸葛亮、司马光、范仲淹很多古人以及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大彼得、俾斯麦、西乡隆盛的种种故事，长篇连载。它行文之间，往往在人的精神志趣上能有所启发鼓舞，我觉得好像它一直影响我到后来。

《启蒙画报》最初是日刊一张，后改半月刊，又改旬刊，每册约二三十页。画图出于永清刘炳堂（用）先生手笔。刘先生作画不是旧日文人写意一派，他虽没有学过西洋画法，而自能得西画写实之妙。可惜当时只能用木板雕刻，不免僵拙，又墨印没有彩色。北京图书馆现存有此报一九○二年和一九○三年的，而缺一九○四年份的，约计所存不足其全数三分之二。

当年对于北京社会乃至广大北方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的，却是《京话日报》。它是全用白话文的小型报纸，内容以新闻和演说（相当于社论）为主。新闻分为本京新闻、各省新闻和紧要新闻。紧要新闻包有国内和国际的大事。它原是给一般市民看的，但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亦不少。彭先生所致力的爱国维新运动，主要凭借于此报。本文随后将特加叙述，这里且不说。

据郝寿臣先生对我谈，他曾是《京话日报》一个热心的读者，每月累积装订成册，都保存起来，只为年代太久，又历经变乱，而今已没有了。其实这在谁家，亦难以保存得下来。幸好我从张申府先生处得悉北京图书馆有存本，还是解放后他为图书馆从旧书摊贩手中购置的。这便让我在此文撰写上得有所资据。

《中华报》又是别一类型，不同于前者。本来彭先生念念在开民智，其眼光总是向下看广大群众的，不像康、梁之向上看朝廷政府。彭先生又是力倡白话文的（详后），认为文言极不便于大众，必须要改。但《中华报》却全是用了文言而命意“开通官智”。——这句话是彭先生自己说的1。所以其内容除新闻消息外，以论政为主。它是专为当时社会的上层人士看的一种报。因我那时年幼，不大能看懂，就不多看它，现在对它已经印象模糊了。只记得它是订好薄薄一本的而不是一单张纸印的。北京图书馆虽存有前两种报，但却没有此报存本，大约现在无可寻觅的了。

《京话日报》和《中华报》之所以被封，彭先生之所以得罪，可能由于招人忌恨已久，而《中华报》的一篇报道却为事情爆发的导火线。有康、梁一党的吴道明、范履祥二人由日本回国内有所活动，在天津被袁世凯的北洋营务处（相当于军法处）秘密处死，经《中华报》以“保皇党之结果”为标题揭发出来。据彭先生的自述：

保皇党被捕杀一案，京津各报无敢言者。《中华报》访员由天津来稿，详述党人口供并暧昧处死之情形，附注云“事关重大，不负责任”。杭辛斋以稿示余。余曰：必专员赴津调查再登。专员往返五日，来稿不虚，遂决然宣布。盖当时方奉预备立宪之明诏，乃复有此暧昧杀人之事，立宪希望，岂非虚语。宁牺牲报馆之营业，以杜绝其将来，维持人道即所以维持政体也。（见《彭翼仲五十年历史》第四十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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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彭翼仲先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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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揭发对于袁世凯，实在是他无可忍的刺激。恰好此时北京政府新设了巡警部（后改民政部），尚书徐世昌，侍郎赵秉钧，皆袁系人物。特别是赵不过一候补道员，先在天津为袁编练巡警，主持警政，遽以袁之特保，越级升任侍郎。所以袁一个电报到巡警部，巡警部就命令外城警厅（当时北京分内城、外城）封报抓人。随后乃又由巡警部奏明清廷封闭报馆，将主笔人杭辛斋、彭翼仲一同课罪。

可笑的是，巡警部命令和奏折上只空洞而抽象地用了“妄议朝政，捏造谣言，附和匪党，肆为论说”十六个字，而不具体指出犯罪事实。而且这十六字明明加于《中华报》头上的，而另一《京话日报》竟亦凭空联带被封。封闭报馆的处分和彭、杭二人“即日递解回籍、交地方官严加禁锢”的处罪，皆未经任何审讯，就在命令中先予决定了。——部令到厅，厅里发出传票，票上录有部令原文，付给被拘传人阅看，所以知其如此。其上奏于朝是在下命令之后了。权臣的威力真好大呀！

隔不久，又以彭某在押所行凶为借口，转送刑部监狱。刑部改了法部，由法部奏明判发新疆监禁十年，于一九○七年被解往新疆。到一九一一年革命后，清廷既倒，民国元年彭先生才得赦回来。

一九一三年春，彭先生回抵北京稍事休息后，曾将《京话日报》恢复出版。但没有多久，又逢袁世凯以武力解散国会和削平南方革命党，报纸言论触犯忌讳，再遭封闭1。经过了一个时期之后，还曾作第三次出版。

第三次出版时，彭先生精神气力已有所不逮，加以北京的小型报纸此时很发达，都很讲“生意经”，使得《京话日报》甚感经营费力。有一友人吴梓箴愿意接办，即付托于他，自己退休。吴于一九一八年身故，彭先生自己重行接过来。到一九二一年冬彭先生病故，我和先兄试来接办。但人力财力两难维持，卒于一九二二年上半年停刊了2。以下将就彭先生爱国维新运动分为两段叙述。

爱国自强，反对帝国主义

彭先生的办报，全由庚子年（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京，他身受洋兵欺侮，险些丧命，那一大刺激而来1。他常常说，如果那次不是勇往拼性命以争，此身早已不存，现存这条白拣来的性命正好再勇干一场，一切无所吝惜，一切无所计较。于是他豪勇地走上爱国维新运动的道路。

爱国和维新在当时直是不可分开的事情，却是先出的《启蒙画报》代表着维新，而稍后出的《京话日报》则爱国反帝的色彩极其浓厚。因为他感到庚子义和拳虽代表着民族反帝正气，却可惜迷信幼稚，无补于国，所以他认定开民智最为急务。《启蒙画报》正见出他想引进科学而破除迷信这一要求。在画报中虽亦偶有“时闻”一栏对儿童谈及时事，究竟还未能随时针对当前具体问题向广大社会倡导爱国反帝运动。于是他就再创办了《京话日报》。

《京话日报》开头一篇演说，只平泛地说明出报之意，不足以见其激动着的内心。真正的发刊词却见于出报七十多天后和一百多天后的报上。试摘如次：

（上略）我实实在在对众位说，我们出这《京话日报》的本心，原为的是我四万万同胞糊糊涂涂的倒有一多半，不知如今是怎一个局面。外国人的势力一天增长一天，简直要把我中国人当做牛马奴隶，要把我国的矿山铁路都做为他们的产业。你想想，等到那时候中国人都得听外国人的号令，如同现在埃及人、印度人一般，还有什么人味儿？但凡稍明时势的人不能不着急。心里着急，由不得嘴里要说。但单凭嘴说，能有几个人听见呢?所以赔钱费功夫做这《京话日报》，就是想要中国的人都明白现在的时势，知道外国人的用心。然却不是叫我同胞仇恨外人，学义和拳那样举动。……要人人发愤立志……不要把国家的事当作与自己无干。（下略）

以上这一小段话，见于一○八号到一一三号六天报上的一长篇连载演说中。演说的题目是：“本报得罪了德国钦差”。

原来在九十五号报上的紧要新闻登了“德国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