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的财物房产作一点基础。管理上则推举几个绅董负责（彭先生居其一），官府立于监督地位。后来规模逐渐扩大，完全改归官办，陆续收容的人很不少。凡明暗娼妓受欺压虐待的，或厌苦这种生涯的，都可自己投所请求收容，无论何人不能再追她回去。有人愿领取某一所女的，得其本人同意，经过一定手续核准，即可领出。这样，确实救了一些人。

还有以庙产兴学，亦是彭先生在他报上提倡之一事。南下洼龙泉寺道兴和尚办的孤儿院，即其一例。孤儿院内容办法大致像个小学堂，收容无依无靠的儿童，供给膳宿书籍等一切。开办的一天，彭先生亲去指导并演说。

反对旧日的私塾而鼓吹多办学堂，是那时维新运动最主要的事。改用些什么新教材呢?记得最初用的有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有《地球韵言》，有《格致读本》等等。彭先生和先父都认为四书五经不适于给儿童去读；为此，我和彭清杰、清颐弟兄竟一直未曾读经书。对于经书，我只是后来自己看的。

//

---------------

记彭翼仲先生(7)

---------------

我们在彭先生自办的学堂中，是男女同校而且合班的。有不少十几岁的大姐姐和我们一起上班学习。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一种魄力是作不出来的。

彭先生虽没有明白提出女权运动来，而其鼓吹男女平等，力倡要兴女学，那是旗帜鲜明的。他反对旧日妇女缠足的陋习，倡导已缠足妇女的放足运动。这些都见于报纸。

彭先生提倡白话文早于胡适等十几年。报上演说有“文言不喻俗”一篇，另一篇又曾指出白话文有八大好处。但报上却总还免不了有文言出现，有读者来函请他们自己注意。（就像“文言不喻俗”这题目便非白话。）本来中文不同西文。西文走拼音的路，用笔写与用口说是合一的。中国文字既以形体为主，笔写口说难以合一。于是彭先生又写“语言和文字不同的病根”一篇答复读者，承认自己旧习未净，要与朋友们共相勉励着改造。

官话字母是当时一种有助于文字改革的运动。所谓“官话”，就是大致以北京口音为准的普通话，官话字母即是其拼音的工具。彭先生为了开民智，极力赞助这一运动。

他反对在儿童教育中用体罚——打孩子。报上每每见有某处学塾的老师用了体罚、八旗某某学堂用了体罚这一类新闻揭出来，加以指责。

当时清廷已有谕旨停止刑讯——就是在审问讼案时不许再用刑逼供。但京内京外各处官衙很多仍然不改，《京话日报》若有所闻，必予以揭出，斥为“抗旨”。

当时鸦片烟正流毒社会，贻害甚深，报上总劝人断烟和鼓吹禁烟，其例不胜举。

旧日社会还有早婚的陋习，报上演说它的种种害处，力劝人不要早婚（见五二五号报）。

对于迷信神佛、烧香还愿、求仙乞药、迷信风水等等，往往随时在新闻报道中切实指出它的害处，惊醒一般人；而作专题演说亦有的。

总结一句话：在距今五六十年前的那时代，彭先生的言论主张和行动乃处处见出有其进步性，有其人民性，实在难得。

彭先生的家世、为人、办报的艰难

及其特殊作风

当一九一三年彭先生由新疆回京后，《京话日报》二次出版时，曾有《彭翼仲五十年历史》一书出版。书为一友人所编次，内有一部分出于彭先生自己撰述，又汇集了很多有关文件。本文的这一段有些处自不能不资取于此书。但此书论体例既说不上是什么体例，内容亦不见佳。它于彭先生所尽力的那些社会运动既未加叙列，亦未能表出彭先生的为人行事及其报纸作风。关于那些运动，本文既经在前两段扼要叙说了，这一段主要在把彭先生的为人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简略表一表。

彭先生名诒孙，号翼仲，原籍江苏长洲县（今苏州市）人，世居葑门砖桥，是当地数百年名门望族。祖父彭蕴章曾任清咸丰朝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领班（相当于首相地位）。一八六四年，先生即生于其祖父的旧宅中，一直在北京长大起来，说北京话而亦能说苏州话。其熟悉于北京社会，远过于其故乡的苏州。

他自是那时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世家子弟，但他为人富于感情而体壮气豪，称得起血性男子。在遭际到帝国主义侵凌，我民族陷于颓败和危难并直接地给他以刺激时，他不能不动心，不能不用思想，从而就不能再安于其累代相沿的仕宦生活。故尔一度很短的尝试入仕途之后立即放弃1，而卒归走上他自己辟创的这条道路。

他的思想大致不外乎那时一般维新人士的思想，并无独特的见解和主张。他的妹夫杭辛斋先生可能有革命意识，而他则没有，他始终只是一改良运动者。既然在思想主张上无以异乎当时一般维新人士，而何以他表现得有些突出呢？这就为别人仍然不免在仕途中或旧社会各种生涯中混来混去，自为身家之谋者多，而他却不是。他敢想就敢作，勇于实践，不怕牺牲。似乎不妨说：他虽无革命意识，却有革命精神吧。

徐兰沅先生就曾给我指出说，彭先生有一种面对着旧社会而孤军奋战的精神和他不畏强御的胆量，这是不错的。他在一般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中不见其新鲜，而由于他力行其所知，不顾一切险阻和人们非笑，在广大的顽旧社会中却显得他新鲜别致而不能不落于孤军奋战了。

//

---------------

记彭翼仲先生(8)

---------------

这就要说到他当时办报的艰难及其报纸的特殊作风。

首先说，办报是需要一些资本的，而他并没有什么钱。因他祖父下面有八个儿子（他父亲居第七），到他这孙辈上人更多，分不到什么遗产。而他父亲又幼患耳疾，一生只有个官衔，实际没有做官。他本人是非自谋生计不可的。这资本（据他自述）是将他堂弟彭谷孙售出房产的一项存款挪用而来2。像这样借贷投资于毫无把握的事业，除了彭先生谁肯干?

办报之初，是委托他家印刷厂代印，托铁老鹳庙报房代为发行。后来一步一步自办印刷，自办发行，又由办一个报而办两三个报，其投资乃愈投愈多。当时北京铅字排印机尚不多见，技工不易觅。记得彭先生还是请得一日本人叫米田的来担任印刷技工。自办发行，亦是备受旧报房之欺而后迫得自己来经营的。

现在我把他自述其艰难的几句原文引录于下：

《启蒙画报》开办未半年，赔垫约千金。弟有急需……设法筹还后独力支撑，备尝艰苦。售去永光寺街房产，典质衣物，勉强度岁。……至甲辰七月创办《京话日报》……是年仍有赔累。岁除之夕，避债无台。家有钻石表，先君一生仅留此物。……拟以此为质暂押数百金，向吴幼筹商，得其慨允。而此物又不在己手，取之极难。不得已函乞吴君凭空暂假二百金。一面遣人送信，一面即作殉报之准备。倘吴不应，决计一死。盖有所激而然也。用裁纸刀刻字壁间云：“子子孙孙，莫忘今夕”。吴君交原人带回二百金。此二百金之关系与庚子年洋兵之枪弹同一生死关头，而性质不同矣。一仇一恩，皆终身不忘之纪念也。（见原书第三十七页）

由于朋友通财之义，彭先生此种困难，我先父自不能置身事外，前后接济款目立有借字折据。彭先生被罪后，先父于折据上批注“同心救国，何意求偿”。事实上仍得到偿还的，那是在彭先生回京后了。然可见当年报馆一直负有债务的。

彭先生办报的艰难，非止在经济上；社会上的阻力更居重要，而且它又影响到经济。首先是社会上不习惯，群呼为“洋报”。有些老年人戒其子弟不要看。竟有人付过订报费，送去报纸而被其家老人严词拒绝不收（见二六四号报）。报纸取价虽不多，但无论铺户或人家初时总不想增多此一项开支。报纸的经营是要销路多和广告多才行的，而这两者当初皆不可得。陷于经济困难者正在此。然而待风气慢慢转变开通，这种阻力可消，还另有更大的阻力。

更大的社会阻力却与其报纸作风有关。我们来说一说其不平常的作风。

这里说作风，主要就《京话日报》而说。本文在前曾说过《京话日报》对于社会起着很大推动作用，其作用正从其作风而来。这作风约可分列出下面几点：

（一）报上无论是记新闻，是作演说，其笔锋上总带着感情，语气上总有抑扬——有指斥贬抑或称赞表扬。有时甚且是极其重的抑扬。例如它竟有这样字句出现：

“……丑……更丑！”

“……可哭……更可哭。”

而且其字体特用了大号铅字印出，格外触目。这是遇到了甘心做洋奴的中国人（翻译或杂役）借着外人势力欺压本国同胞，或其他的令人伤痛之事而出此，自然极不多见，却亦非止一二见。

总之，其好恶之心太强，衷怀所感，恒不觉形于笔墨。举此一端，其他可以想知。

再则，除了排印时把某几个字突用大号字体之外，有时文字右旁加圈加点，甚且连圈密点，以表示其重要，希望读者特予注意。这亦是一般报纸所少见，仍不外报纸编辑人感情要求迫切的一种流露。

（二）报纸的编者与读者之间，往往结成了许多同志好友，而亦不免有所结怨。报纸使得社会上有许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而亦使得一些人怨恨它、咒骂它，几乎像是要形成两大壁垒的样子。

支持拥护它的人就替它推广和宣传。例如：有的人辟设“阅报室”，买来报纸供众阅览，并备茶水座位，不取分文。有的人在街道旁边设立“贴报牌”，让行路人随意停立阅看。还有的设立“讲报处”，为的是有好多人不识字，不能看报就可以来听。在前曾提到王子贞的尚友讲报处即其一。而多数是说书的茶馆改设或兼办。还有自号“醉郭”的一老人，原来流动街头说书卖唱，后来专讲《京话日报》。

//

---------------

记彭翼仲先生(9)

---------------

至于那反对它、怨恨它的一面，只举出一事可以概见。有一位刘瀛东先生独力出资设立贴报牌三十处，分布于内外城各通衢要道，屡屡被人推倒砸毁。初时没有好办法，只有自己修复重设。幸得后来巡防局承认保护，哪知依然不行。据三五八号报所载“五城防局赔补报牌”一条新闻内说，三十处报牌经检查被毁的共达二十五处之多。

此外，如一青年热心讲报而被老父知道，不许其讲（见二八七号报）；如有人在路旁广场讲报多日，忽有巡长来干涉不准，并且说出的话很难听（见七一七号报）；如有练勇劈毁报牌并从墙外向报馆内抛砖辱骂1（见三五一号报）等等。像这类事情，其不见于报上的当然还多。

在出版届满两周年时，报纸已得畅销，而那篇纪念演说文末还结束说，“但愿从今以后骂报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中国可就算进步了”（见七一七号报），足见其时咒骂的人仍然很多。

（三）读者来函和投稿特别多，形成了报纸与读者间一种文字往来，精神交流。有时并且从而发生了实际行动。例如前述之国民捐运动就是这样发生的一桩事。

试更举一小事为例。彭先生因为每值阳历新年各使馆洋兵放假，出来纵酒闹事，常常打人，特撰“敬贺各国新年并预告各国卫兵长官”一篇演说，向他们致意劝告（见一三五号报）。结果很好，各国洋兵居然受到约束，东城市面为之平安许多。事后就有祟实学堂同人写信给报馆，称颂致谢。过了不久，阴历年来到，便有人投函报馆说，各王公大臣府第的轿夫马夫等人，每值年节亦是容易闹事欺人的2。希望为此再撰一篇演说。于是一五八号报上就发表“奉告各王公大臣左右留意”一文，以应读者的请求。

读者投稿之多，是由于编者欢迎人们投稿，取了一种奖掖态度。只要其稿命意确有可取，稿中有错别字或文句欠通顺，不能自达其意，必替它润色修改登出（注明其经加修改）。最可注意的，是投稿的各式各色人无不有之1，而偏以不能文的居多数，大半是识字可以看懂白话报而不大会写的人，质言之，不是知识分子，不属知识阶层。往往这种粗俗不文的人，易受彭先生的感动而胸中有其要吐的话，就来投稿。似此修饰过的来稿，报上常常见。

当然，能文会写的人投稿亦不少，颇有人由于投稿渐熟而经常负责撰稿，变成了报馆内部人一样。那些文字欠通而经修改登出的投稿人，又每每来面见彭先生，认老师2。

在当时办报既是新鲜事，给报纸投稿更少经验，曾有投稿人询问是否需要付出刊资的。报上答复说，报馆本来应该付给稿费，今无力支付，哪里还有取刊资之说。又于二二九号报上发表彭先生一篇给投稿人公开的信，信中大意有几点：（一）来稿言论皆有功大众，非止帮我们报馆的忙，打算约期聚会订交；（二）请将姓名、住址、籍贯详细开明，不必隐名或写假名；（三）稿件登报后，有什么是非皆归本报一面承担；（四）千万不要讲些夸奖赞扬本报的话，若是再来夸奖，我只好把原稿焚化成灰，用眼泪和成丸子，吞到肚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