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司法部任职，他们的相识并成为知交，大约与此有关。我认识林先生并成毕生挚友是在黄远生遇害之次年。宰平先生亲口对我讲，黄习于晚睡晏起，一日清晨突然来访，以袁氏见逼的情况相告。林先生促他即刻离京，“这是你的生死关头，决不可再事迁延。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连家都不要回”。黄远生抵上海后立即在《申报》刊登广告，声明绝对反对帝制，与袁氏出资强要他主持的《亚细亚报》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关系。言词愤慨凄苦，足见当时见逼之甚。在其致宰平先生信中有“去都以还，心襟开拓，自由之乐，不可言也”的话，表达了获得政治自由，可直抒己见的愉快心情。
黄远生抵上海不久即筹划赴美。其动机不是远离是非之地寻求个人安全，而是经过一番沉思为自己立下新的生活目标。在致《甲寅》公开信中，他表示“此后将努力求学，专求自立为人之道”，“期于恢复人类之价值于一二”。在给我的信中谈到在北京时，“日思湔拔”，“无日不在痛苦之中”。这和我与他接触中所得印象是相符的。黄远生所与交游者虽颇混杂，然我彼时即有一种感觉：他没有把自己的真面目拿出来，他是有良知的人，常在痛恨自己，是在内心矛盾中生活的人。这种感觉在他给我的最后一信中得到证实，自言“其或有一二疑似之迹、一二俳优应答之作，皆东坡所谓此故我非真我也”。
黄远生的自责十分痛切而真实，他正准备有一新的开始，不意抵旧金山数日后便死于非命。当时盛传系因旅美华侨误认黄为袁党，属误杀，后经证实远生之死与袁世凯无涉，却是丧生于国民党枪口之下。初闻似颇费解，但细读《远生遗著》的论说、通讯诸卷中的文字，便可看出，他实是受民初党争之害。远生屡屡痛责民初各政党不以国脉民命为念，但知为一党之私而争夺，“如古部落人争据城堡”。认为当时政党的作用只是误国，如《铸党论》中曾谓“破坏共和之罪谁尸之，则今之所谓政党者尸之矣”。他深知此种直率的言论遭人忌恨，因而有“然自问发愿作此文时，胸中眼底，无冤无亲，披肝沥血，冀吾国人之一悟，区区此诚天地可鉴也”的话。其于国民党也颇有指责，这便招致了惨祸。
黄远生决心“探求人生之学”，不是极宜寄予同情和期望的吗？执迷于党争者竟仍忍心下毒手结束了这一大有厚望的生命。故我于远生之死于无妄痛心之极，深憾没有来得及把我刚找到的真理贡献给他。此真理即指佛家对人生的认识。以是之故，我遂有《究元决疑论》之作（发表于《东方杂志》）。结束语便是：“余欲造新发心论而未就，比见黄君远生《想影录》悲心愤涌不能自胜，亟草此篇，原为世间拔诸疑惑苦恼，惜远生不及见矣！”
袁世凯为人狡诈，是国家的罪人。无论革命派、维新派、保守派都厌恶他。但民国成立之初，却流行着稳定大局“非袁不可”的看法。对此种似是矛盾的现象的解释无他，即承认现实。孙中山先生就任临时大总统旋即让位于袁，即是承认此一现实。清室退位以前袁之势力已成，清室退位之后中国几无全国政府可言，涣散、混乱达于极地。凡以国事为念者无不希望出现一全国政府、出现一可以维持大局不致更趋恶化的人物。国人望治，而袁世凯不仅窃取权力还包藏着更大的祸心，事先谁何能料想得到呢？一九一二年，我作为《民国报》记者，出席了袁大总统就职的仪式。记得袁在众人簇拥下从我右肩擦身而过，瞥见出席此一庄严大典的袁世凯竟未理发剃须，着半旧军装，漫然步入庭中照像。我对袁向无好感，及见这般表现印象自更恶劣。当时不明其故，事后则不难理解在袁心中何尝有民国?当时中国人中属望于袁者不可谓无，但确可谓甚少。姑且信任之，期待局势逐渐向好的方面转变者居绝大多数。黄远生在其文章中曾谓袁“并非不可与为善之人”，还举出袁的“五点长处”，此即当时大多数善良中国人的认识和心理。稍后便感到袁“乃善日少而恶日多”。作为密切注视局势的政治记者，黄远生对袁世凯时时在观察中并最后得出结论：“政局之日趋于险恶者，非他人为之，乃袁总统自为之也。”敢于在报端直指袁应对政局恶化负责，在当时实属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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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黄远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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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孙梁彤读《远生遗著》遇不解处以述往事为请，念此为七十余年之往事，与远生先生有旧者皆谢世，而对当时种种情事近人多不熟知，因据所述整理成文，题曰《怀黄远庸》。
九四叟漱溟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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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蒋百里先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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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民国九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北京崇文门外缨子胡同）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始，但其后交往并不甚多；尤其是我同百里先生往还不算多。现在只就其中较重要的两三次回忆如后。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百里先生经青岛忽到山东邹平，访我于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不巧得很，那正是我前妻黄靖贤病故之日。他上午便已到达，而我正守护着垂危的病人不得抽身见他。实则我当时并不知道蒋先生到了邹平，因院中同事没有通知我，而代我接待了他。及至下午病人身故，他料知我没有心情与其相见，便径自返回。我于事后得知，也无从明白其来意。
一九三六年初的一次会见
这年寒假，我应广州教育界的约请，去作讲演，路经上海，造访百里先生于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一面向他表示歉意，一面向他请教，问他为何去邹平访我。蒋先生说：我是想找你谈谈国家大事，谈谈日本侵略我国的问题。这才清楚他是为了时局紧迫（按日本人大搞所谓“华北明朗化”、“华北五省三市自治”，就在一九三五这年夏秋间），关心我在山东的乡村工作，想对我有所指教而到邹平的。记得去访问蒋先生的那天恰是旧历元旦，承留午饭，盘桓颇久，谈话甚多。
蒋先生素来熟习日本情况，而各方情报又很灵通，对我首先指出日本大举入侵我国将不在远。他说，中国人固是大难临头有不待言，而最后失败却将是惹是生非的日本人自己。日本人眼光短浅，它很不应当侵略中国。日本文化是接受中国的文化，它侵略中国，对它毫无好处，而给它带来的将是很大的灾难。他断言，华北纵然有失，将为时不久；就连已失去的东北，将来收回亦不成问题。理由是国际情势转变甚快，说不定三年五年就有机会到来。不过外面机会虽不难有，甚且一遇再遇，而我们自己没有准备，不成一个力量，对此种机会不能加以利用，则仍然无希望。……结论就在中国人自己要努力。
蒋原是著名的军事学家，谈得最多的自是将来的中日之间的战争问题。他说到他的所见有以下几点：
一、中国民族夙非以武力见长，民族历史不以武功著称；但每从自卫上发出力量来，亦能战胜强敌，也就是说中国不能打侵略战争，而长于自卫。
二、国家观念在中国人向来不够明强，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央若非一代开国之时，亦往往力量不强。因为中国人国家观念不够明强，从这方面不容易发挥出力量来，而保卫地方倒能发挥出较大的力量，因而有时一个新的有生命的力量常从地方（民间）兴起来。
三、中国人在种族上素无狭隘之见，却在文化上自具信念。中国人国家疆界与种族界限很模糊，不大与人分，很缺乏国家成见与种族偏见，而文化问题却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中国被外族征服，非第从种族观念上抱亡国之痛，更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戚，不甘心于文化之灭亡（外族辄俯从中国文化以此）。中国人的力量往往为保卫民族文化一念而显发出来。诚如中国古语所说，“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蒋先生还举例说，曾（国藩）胡（林翼）之奋起抗洪（秀全）杨（秀清），曾胡之所以胜，洪杨之所以败，原因甚多，但其中含有一个文化问题。
他又说，决定战争胜败的条件原很多，总括来说不外物的条件与人的条件两大方面。物的条件如地势、经济、资源，武器装备等等，人的条件如主帅的才略、将领的团结、战士的士气等等，也包含很多。可以说这两大方而都很重要，都关系战争的胜败，但总以人的条件为主为先。因为物总是靠人来运用的；如果没有人的运用，或有人而不善于运用，物的条件在战争中的作用就不能很好的发挥或发挥不出来。而人的条件，就一次战役而言，往往担任指挥的将帅才能胆略最显，地位很重要。但如果战争规模很大，持续时间极长，则士兵的关系更为重要。这就是说在此种战争中，其胜败的决定因素却在全体士兵。将来的中日战争可能是长期的，其规模之大也将是世界战争史上所少见。那末，士兵的重要性将居首位。士兵优劣长短，自有许多方面，如体质、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技术精熟与否等等，都关系很大，但它们究不如其心理方面（精神方面）的因素更为要紧。而在心理方面大概又以士兵对其作战之意义有亲切的认识，而从内心里发出力量者为最后制胜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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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蒋百里先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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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心理方面而论，在不同社会，人们作战心理各不相同。譬如游牧民族或工商业社会的人们，对于侵略性的作战便有兴味，或说天然是侵略性的，而农业社会则否；农业民族天然不能从事侵略性战争，而长于自卫，他们只有在自卫性战争中乃得发挥出力量。上面所说的三点，均系指出中国人在这类战斗中才亲切有力。这即是说：对自卫战争亲切，对侵略战争则否；对保卫国家的战争不够亲切，而对保卫地方的战争则很亲切；对种族成见不深，而文化理念颇强，愿为之而死。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战斗不止一次，敌人的优点长处在一次中表现，在二次中表现，三次中表现，但总不能永远表现下去；我们的优点长处，第一次不表现，第二次可表现，第二次不表现，第三次可表现……总不能永远不表现出来。最后一次表现，即可制胜于最后。
蒋先生又论述了山东的战略地位。他说，在他看来全国形势以山东半岛为最关紧要。其紧要之点有许多，可惜我现在多已记忆不起。有一点将于后文叙述，这里且略提一句，那就是：中国人假如控制了山东高地和山西高地，坚守一些山区，始终把它们掌握住，则中原（北方广大平原）非敌人所得而有。此外山东对徐、海及其以南地方也有屏障作用。蒋先生还提到，袁世凯时代有一位美国名叫乌德的将军来中国考察，袁曾派他去青岛招待陪伴此人，沿胶济、津浦线到北京，随处下车察看访问。乌德曾对他盛赞山东地位之重要不已。后来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之时，他曾向袁陈说利害，指出必须保全山东；其他可让，唯独山东不能让。他还从历史文化方面对我指出山东的价值与意义。他还说山东人的体质和民气也好，等等。
他又询问我们在山东的工作和设施，我大略告之。在我这次访问蒋先生之前，即一九三五年十至十二月间，我们刚好推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拟定了一个以改革地方行政和民众自卫训练为主要内容的“三年计划”（一九三六～一九三八），此时正好着手执行，为应付敌人入侵，实行自卫做准备，如一旦中日关系破裂，即可发动民众与敌人相周旋。陈述这些是应其所请，同时也是为了向他请教。他于赞许之中，对我备加勉励，并再三向我讲明军队抗击敌人全靠人民力量之理。他说，不唯军队的组成和补充全从人民而来，军队的供应给养和支援全靠人民，作战时还有待人民的配合、掩护等等。最后他期望他所认识到的中国民族的伟大力量（如前分析的三点）将取验于山东。
百里先生谈起话来滔滔不绝。他平素谈话容易兴奋，而这一天更见其兴致之高和精神之好。他的识见和热情使我既受到很大启发，又深受感动。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初的
一次会见
“七七”事变前夕，七月二日我由四川经武汉到北平，深感华北局势严重，形势紧张，即于五日赶回到山东邹平，两天后卢沟桥战火即起。山东韩复榘原对应战有所准备，至八月初转而有保存实力避免作战的表示。更为重要的是南京政府蒋介石是否决心一战还看不清楚。于是我特地于八月初去上海、南京一行，以便弄清当时时局的动向，尤其是要访问蒋百里先生，以便向他请教。
我是八月九日到上海的，九日、十日、十一日，天天去国富门路他的寓所与他长谈。但他一见面却力促我速回山东，要我催促山东当局将重要的物资——特别是兵工厂和民用工业的机械设备、运输工具汽车及车辆修理厂等——尽快西迁。这一则是免于资敌，一则是将来被敌人封锁时需用，缺少它不得。而这类物资多很笨重，运输力又有限，非及时筹划，早日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