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来替代自己的职务，没想到他竟然给了对方一封绝交信。按理说，人家给官职，求之不得，要备份礼品，登门道谢；至少，也得表示一下谢意，比如写封感谢信让仆人送去，等。他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信中说：“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世不止此事，会为显教所不容，此其甚不可一也。”坦言自白：我就是看不起什么成汤（商之开君主）、周武王（周之开国君主），周公旦孔夫子在我眼间也不算什么东西。
一句话气坏了当政者。
当时留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典故的大将军司马昭，对嵇康拒官、绝交的举措大为不满，要是把汤武二位圣王放在眼里，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君子能让你嵇康称是呢？周孔这样大贤人，你拿着不当东西，就别说我这魏国首辅了！
正好赶上嵇康的朋友吕安出了家乱，司马昭顺便也把嵇康牵扯进来。嵇康不为吕安辩证还好，一参与连本主也倒了霉：两人一同处斩。钟会在这次政治屠杀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向司马昭建议：“他这样名人，言论放荡，扰乱当今的教化，正该借此机会除掉。”
钟会是司马昭的心腹，在此之前也想结识嵇康这样的名士，不惜屈身往嵇康家去拜访。他去时，嵇康正在两腿衩开，坐在地上打铁，连个起码的礼节也不施给钟会。钟会见他不搭理自己，便悻悻然离开。临出门时，嵇康问道：“听见什么而来，看见什么而去？”，钟会回敬了他一句：“听到所听见的而来，看见所看见的而去。”从此，对嵇康怀恨在心，以后再借故杀他，也就不止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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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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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的高压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的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在历史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更倾向后者，一旦历史道德所反映的真实性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时候，权力的介入就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毕竟社会道德的标准版在历史时段如某朝、某代是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传统资源，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桓温有权要求孙盛修改记录枋头战役失败的《晋阳秋》，苻坚有权烧毁记录其母亲“作风问题”的原始资料，凡此等等。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夏四月，大司马桓温决定讨伐前燕，率徐、兖、江、豫四州刺史共带五万兵力进抵前燕枋头（今河南浚县）。枋头乃军事要冲，原称枋堰，为曹操当年围攻袁尚于邺而建的军事拦河设施，其地处后被称枋头。前燕深知该地的重要性，一旦丢失，南部门户洞开。于是，赶忙向前秦求援，答以割虎牢（今河南荥阳）以西土地给前秦为出兵代价。前秦答应，计划派两员将领率两万人与前燕组成抗晋联军。九月，前燕先锋一千骑兵与晋军遭遇。先锋官慕容宙挑出二百骑兵挑战晋军，其余分三路埋伏起来。二百骑兵佯败，引诱晋军追击，埋伏的骑兵突出，把晋军杀败。晋军初战失利，士气受挫。稍后，又有几次交战，桓温没能得手。此时，晋军粮食储备殆尽，前秦援军又赶到，桓温决定急速撤军。由于行动仓促，导致秩序混乱。前燕只以八千骑兵追击，就把晋军的士气打没了。加上路上有伏击者，在襄邑（今河南睢县）一交手，桓温就损失了三万人马。溃退到淮城（今安徽毫州）又遭前秦军截止，勉强应付，算逃了一命，收敛散部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驻扎下来。所幸，燕晋联军没再往南追，让桓温有了喘息机会。
这种大败对桓温这种名将来说是无法言表的耻辱，更是他取晋而自代计划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要设法为自己开脱，使把罪责强加给豫州刺史袁真－－他责成袁真凿石门以通水运（运军粮），工程未完，粮食用尽。桓温上奏，要求贬袁为庶人。
袁当然不服，因为这是主将布置失当造成的，为了反击桓的霸道，袁不仅在上表中自洗罪名，还揭发了桓的种种罪状。朝廷知道桓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惧于桓的实力，不敢答复袁。袁一气之下将据守的寿春（今安徽寿春）献给前燕，自己也投降了。
而整个事件之所以能真实地保留于历史之中，完全在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早在桓温逼迫之前就抄了两部《晋阳秋》副本交给了在前燕的友人。
孙盛是枋头之役的见证人又是历史著作家，他很负责任地记录了整个事件。当年，他是桓温的下属（参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孙盛的《晋阳秋》（应为《晋春秋》，为避简文帝母亲郑太后乳名“阿春”而改）是一部响当当的“现代史”，作史风格朴实，文笔清晰、雄健，大受读者赞赏，唯有桓温大为不满。写《晋阳秋》时，孙已不再是桓的部下，已升任秘书监另兼给事中（国家出版局长、图书馆长兼皇帝的高级顾问），桓无法直接逼他，希望孙的儿子转话：“枋头之战固然我方失利，但绝不像你父亲孙盛所写的那样惨！如果此书照此流传下去，将会关系到你们家族的存亡。”
孙盛的儿子赶忙给桓温赔罪，并保证劝父亲修改《晋阳秋》中关于枋头之役的记录。（这与后来司马光的曾孙与司马光划清界线，在利益本质上何其相似及尔！）
孙盛的儿子们也都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发白，跪下来求老父为全家安全计删改枋头之役一节，但他一字未吐。儿子们瞒着老父，自己动手修改；改定后，让桓温过目，侥幸脱过灭门的大祸。
好在孙盛早已洞穿桓温的本性，知其必然要找该书的麻烦，在桓氏实施威胁之前，早将两件抄本寄往前燕属地辽东；后来，东晋孝武帝派人去辽东得到了未篡改的原本。
一场权力压迫下的“隐恶扬善”不但没能隐恶，反而更加丑陋。
政治名人对“隐恶扬善”的要求不只限重大事件，凡涉到个人、家族行为（风节）的也十分注意，以便维护自己“清白的历史”、“一贯正确的形像”。
那位在氐族汉化方面颇有建树的前秦国君（称“大秦天王”）苻坚，也学会汉人隐恶扬善（变种为“为尊者讳”）那一套。苻坚未得势之前，他的身世“很有问题”：母亲苟氏年轻守寡，与一位叫李威的将军互相倾慕，后来才嫁给了苻坚的父亲苻雄；时人认为苻坚乃李威的血脉，原始史料更有苟氏与李威隐秘关系的记载。（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此前的西汉王章为什么要引羌人杀首子以荡肠的习惯。）
苻坚听到过关于她母亲的“作风问题”的传闻（当时在少数民族中，根本就不算个问题），不顾制度规定，亲自调阅起居注和薄记，查到真情。为抹去母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把原始资料付之一炬。后来的史家，只含糊其词地编了个关于他出生的神话：“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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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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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美丽的神话很符合上古帝王出生的模式，如殷祖先契的出生模式－－契的母亲简狄吞了鸟蛋而孕，生了契；又如周的女祖姜原践巨人脚印而妥生了弃（即后稷）；至少符合刘邦的出生模式－－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之陂休息作了个梦，梦中遇见神人，刘邦的父亲去寻老婆时，见到蛟龙在自己的女人身上，后来呢，就生了刘邦。不过，在刘邦之后的帝王几乎没人用这个神话模式了。光武帝刘秀则完全凡人化，仅是写相貌不凡外，随后就是他爱种地的癖好；被曹丕（魏文帝）追补为武帝的曹操也没这么个神话般的出生经历，只是说“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云云。
到了帝王很世俗化的年代，苻坚竟然编了个如此动听的神话，只能是自取自羞了！只是他那恶劣的用权力压迫人、让人隐恶扬善的行径，不仅仅是个人作为，而是一种文化遗传、历史惯性。
在这方面，苻坚远不如孔融，孔融说：“父母不过是盛我们的罐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我们给倒出来；如果发生饥荒，父亲又平素不象人样（无德性），那就把该给父亲吃的东西救济别人好了。”－－后人考证这个言论是曹操硬给孔融按在头上的，不过，它恰好证明了那个时代不再神化政治人物诞辰的事实。奇怪的是，苻坚在此制造了一次“返祖现象”。
孔融被杀算是“非所宜言”的一个案例，他在王章之后，在稽康之前，当然也在被桓温所逼迫的孙盛之前；苻坚强迫别人隐恶扬善的版本，当然也是这一系传承的一个小小闭幕式了。
尽管是一场戏的闭幕，但大历史中这样的悲剧、闹剧还不断的重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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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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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法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术性手段。人皆知道曾国藩家书的劝诫与表白的双重作用却不知最初使用这个手段是东汉名将马援，正如人们只知道越匡胤会玩“杯酒释兵权”而不知刘秀才是削兵权的第一高手一样。
马援在讨伐交趾（今越南）的前线上，听说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从前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
我最讨厌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行为，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我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让你们为学为戒。要学龙述，别学杜保。龙述敦厚谨慎，不说一句不当的话，廉恭节俭，有威严，我很尊敬他。你们学龙述，学不成也只是长进不大，但总不致害了自己。也就是说：成不了大雁充其量是只鸭子。杜保很仗义，把别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结交了不少人。他父丧之时，远近数郡的朋友全来了。我也敬重他，但希望你们不能跟他学。学他不成，就会堕落为轻浮子弟，就象画虎不成反象狗一样！
马援似乎有深刻的预见力。不久，杜保果然犯事了。而且杜保的事情还牵涉到马援的一个政敌，也就是皇帝的女婿梁松（另外还有窦固）。二人被刘秀当面训斥并拿马援戒侄信让二人看。吓得叩头流血，方才得免。
梁松的父亲梁统也是刘秀的开国功臣（封成义侯后改高山侯，但不在三十二功臣之列），与马援也是朋友。有一次马援病了，梁松去探望，在病床下拜倒，马援并不答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对他说：“您看，人家是皇上的女婿，公卿以下的大臣没不怕他的。您不答礼不像话呀！”马援却说：“答什么礼？我和他父亲梁统是朋友，他梁松地位虽尊重，却是个晚辈呀！”
不仅如此，此前马援还鉴于自己是梁统的朋友即长辈的身份劝梁松（还有窦固）：“人哪，有尊贵的身份也免不了有被命运捉弄混成下贱人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愿坠为贱等，一定要常思我言才好。”
几个事加在一起让梁松气不过，开始诬陷马援，导致马援死于后，家族受累。但是，在此后，梁松的命运终于让马援言中了：明帝（刘庄）永平四年（公元61年）冬十月，梁松因写匿名信攻讦朝廷而被捕，死于狱中。而在梁统死后的十七年（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马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章帝追封马援为忠成侯。
马家的失而复得的荣耀与梁家的得不知足导致的耻辱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整个案例只告诉人们一句话：“少说话没坏处！”引伸之意：凡居于一家之长者，一定要约束好家人，谨防言论招灾。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饱读历史的高级官吏，他更从中揣摩透了马援家信的精要，于是更大力地开发起家书系列来。马援写了一封，他曾国藩要一封接一封地写，以致后人可编纂成集。
其实，早在曾国藩的杰出表演之前，就有人把“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总结成反义定律，叫“祸从口出”。西晋的大学问家傅立在《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该说法被引入北宋的《太平御览》。傅立的这个总结的源文献也来自儒家经典即《易经》。《易经》的＜颐＞卦总说辞的“《象》曰”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意思是说：当山下响起雷声时，就表示养育万物的季节开始了，故卦以颐命名。君子应该学习这种精神，首先从慎言语、节饮食做起。
慎言语或者防止祸从口出，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避免一种可怕的责任即一言丧邦的后果；在个人层面，它成为纯粹的技术性规避措施，进而发展成自虐狂式的自我钳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语录体箴言的发展。语录体箴言源于宋、盛于明清，至民国初而不绝。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主张传播为人处世的道理要从儿童开始，亦即“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用四言、六言等字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