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津、哈尔滨、南京、湖

南、浙江等地相继建立起国民党组织，原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山东、四川等省

以及海外一些支部，也重新进行了整顿。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二三年十月苏

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广州后，中共广东党、团区委和中共中央与团中央驻粤

委员又进一步讨论了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和方法，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会议。

于是，孙中山于十月十四日又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

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致电上海国民党总部，请孙洪伊密电北京，催促李大

钊即日来沪会商。二十四日，孙中山在粤召开改组会议，委任胡汉民、邓泽

如、林森、廖仲恺、谭平山、陈树人、孙科、吴铁城、杨庶堪九人为国民党

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委任汪精卫、李大钊、谢英伯、古应芬、许崇智为临

时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正式聘请苏联代表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

顾问。十月二十八日，临时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分区整顿广州

市党的组织，定于明年一月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每省代表六人），筹办出版

国民党周报，起草党纲。嗣后，孙中山又派廖仲恺至上海，另组临时委员会

上海执行部，令他全权负责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为加速国民党的改组，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的三届

一中全会，着重讨论了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在会议通过的《国民运动进行

计划决议案》中，明确提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

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我们的同志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已有

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一并加入”；在无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为

之创设”。关于矫正其政治观念，主要是“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

“断不可借外力以倒军阀”，使国民党的力量“建设在各种人民的组织上面”。

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十三号通告，再次要各地方同志立即全

体加入国民党，“努力进行复活国民党之工作”；在选举出席国民党全国代表

大会的代表时，应尽力帮助比较急进的分子当选，以便在大会中“纠正国民

党旧的错误观念”。为贯彻这一通告的精神，中共中央还于此时派邓中夏到

北京、保定、天津、济南，派李大钊到湖北、湖南，与各地同志预商出席国

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国民党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后，林伯渠继续留在上海，协助廖仲恺积

极筹备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底，他再次来到广州，一方面担任广

东《革命评论社》的主任，同时，为起草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

在国共两党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之间进行磋商和斡旋。他还为毛泽东、夏曦、

袁达时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过许多努力。当时，广州国民

党临时中央曾决定，湖南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全部由在粤的湖南省籍的

党员中推选。因此，有一些人反对湖南按上海执行部通知选出的毛泽东等三

人为代表。林伯渠不但极力为毛泽东等辩护，他与谭平山还多方活动，终于

使这个问题获得比较圆满的解决，即由总理从在粤选出的十二人中选派获票

最多的林祖涵、罗迈（李维汉）、邹永成三人为代表；而毛泽东等三人则按

海外分部的办法办理，亦准其出席；另外，再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

况作为湘省的指定代表。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孙中山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排除了各种干

扰破坏，终于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广州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共一百六十五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谭

平山等许多共产党员出席了大会，李大钊并参加了大会的主席团。这次大会，

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宣言》和国民党党纲、党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

重新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同意共产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得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李大钊、谭平

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十名共产党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

委员，随后，又推选谭平山为中央秘书处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林伯渠为农

民部长。这样，就基本上将国民党改组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

产阶级的革命联盟。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成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和国

民党自身的发展。这次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为加强对地方党组织的指导，

使国民党真正变成一个有组织能行动的党，除仍旧保留上海、北京执行部以

外，又决定在汉口增设一个执行部，并委派执行委员覃振、候补执行委员张

知本前往主持，以便就近指导湖南、湖北及陕西三省的党务。嗣后，因张知

本坚辞不就，覃振滞留上海，国民党中央又决定派林伯渠前往主持。一九二

四年二月间，林伯渠秘密潜往汉口，并辞去农民部长的职务。这时，为接济

在法勤工俭学的三弟、四弟，减少家庭生活的开支，林伯渠的夫人伍复明也

带着孩子回到湖南乡下。

林伯渠抵达武汉时，湖北在二七惨案后，不但民众运动消沉，群众一

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军阀吴佩孚剥夺殆尽，就连曾经创造了

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也毫无公开活动的权利。这里国民党组织很少活动，而

且，有些国民党右派还极力反对改组。

林伯渠到后，依靠中共党的组织，首先建立了汉口执行部。其组织机

构和人选，据该年四月二十八日林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主要是：常务委员

覃振、张知本、林祖涵；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兼，秘书李实

蕃，干事李能至（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秘书李慎广，干

事项德隆（项英）、杨德甫；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干事吴乃武；青年部长

覃振，秘书杨道馨，干事夏之栩。在各部的人选当中，林伯渠很注意团结国

民党原有的老党员，但因他们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

工作的主要还是一些共产党人。在执行部建立之后，林伯渠即领导进行党员

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人同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

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五月初，吴根据沪探

的报告，即密电北京政府，表示要严防“过激党”1。与此同时，湖北军阀

萧耀南亦密令湖北教育厅：“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

行共产主义，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 .”2要严防“过激党”与学生之勾结。

接着，湖北军阀便出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

白昊、刘伯垂和京汉铁路十多名工人相继被捕，许白昊和杨德甫等四名工人

惨遭杀害，执行部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查封，中共湖北汉口地方委员会

也遭到破坏，执行部工作人员项德隆和中共地委负责人均遭到明令通缉。由

于在武汉己难于立足，六月间，林伯渠被迫离汉返粤。不久，国民党中央决

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林伯

渠在汉口的这一段工作，虽因反动军警的镇压而中途受挫，但却进一步扩大

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

础。

1《平民周报》1924年第8期，第6页。

2《申报》1924年6月1日。

林伯渠再次回到广州后，即参加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一

九二四年底，因冯玉祥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他又随孙中山北上，于

是年除夕时抵达北京。当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反对孙中山

解决国事的革命主张。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反

对段祺瑞召开军阀们分赃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

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真心实意想振兴国家民族、决心改组国民党、

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并且是自己追随多年十分崇敬

的伟大民主主义者的逝世，林伯渠极其悲痛。三十四年后，在纪念孙中山的

诗中他还写道：“泪尽铁狮子，匆匆卅四年。”1

1《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5页。

在北京，林伯渠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的祭奠活动。他亲自为孙中山

舁榇执绋，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在那举国痛悼的日子里，他目睹北京数

十万群众，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开吊致奠，发丧送殡，深为感动。从而

更增加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伟大先行者的敬仰，决心遵循他的遗嘱，完

成他的未竟事业。

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

孙中山逝世，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深切哀悼，在全国形成一次规模很

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全国革命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就暴发了五卅

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乘机分化和瓦解革命

统一战线，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

方军阀，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推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

三大政策，推翻或控制广东革命政府。

孙中山逝世后，西南军阀唐继尧以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帅之名，由云南

进兵广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而广东境内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

则南联滇唐，北结段祺瑞，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

民党右派和失意政客，也蠢蠢欲动，乘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国民党俱乐部和

辛亥俱乐部。一向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戴季陶，则先后在广东、上海等

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在对待军阀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上虽然有所

不同，但都极力反对和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和中共

党员加入国民党，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

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维护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如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

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对此，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

特殊条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维

护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

贡献。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林伯渠偕同国民党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回到广州。

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其他共产党人

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起，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联俄、联共、

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

在五卅运动中，林伯渠又积极支持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主

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暧昧态度。在国民党中执委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对

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上海屠杀惨案的最后是非曲直，尚难判断”，提

出严肃的批评，建议国民党中央转沪上执行部，就近加以纠正1。他还亲自

出席省港罢工的工人代表会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1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6日。

在全国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条件下，一九二五年六月间，广东革命政

府消灭了盘踞在广东近郊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部约二万余众，铲除了

这个心腹大患。七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广东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

随后，又将党军（即黄埔军）、建国湘军、建国滇军、建国粤军和福军改编

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军。在将大元帅府改为国民政府时，还

决定成立监察院和惩吏院，并推举林伯渠、谢持、黄昌谷、甘乃光、陈秋人

五人为监察委员。从此，林又投入了监察院和整顿广东吏治的工作。

国民党监察院的任务，按监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主要是监察国民政府

所属各级机关官吏之行动，考核税收与各种用途之状况，如查得有舞弊亏空

及溺职等情，起诉于惩吏院惩办之。林伯渠在监察院的工作中，一开始就强

调依靠民众和惩治贪官污吏，在监察院成立时，他即明确指出：“我们现以

革命党人资格，服务于监察院，不仅倚民众为后盾，以承无过；并须立于民

众之前，铲除一切贪官污吏，始能实现民众所欲求之福利”1。林伯渠曾先

后参加司法调查委员会、查办粤汉铁路积弊委员会，调查处理粤汉铁路局侵

吞路款和电报局的罢工案件，并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审查古应芬任大本营财

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及军需总监时的全部收支账目。

1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18日。

一九二五年八月，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坚决推行广东军事、民政、财

政统一的著名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用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