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行政机构，建立各级民意

机构，开放民众运动等提案和主张，不但得到各小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

拥护，许多国民党人也都表示赞同，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经指出：“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

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1。”

林伯渠等中共参政员，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中的活动，完全符合这一精神。

1《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87页。

抗日战争时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是互相联系着的。阶级

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

的最恶劣的倾向。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投降主义倾向，主要代表是王

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他回国后，就不断地宣传、推行投降主义。他不相信

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抗战。他的统一战线，就是上层拉拢，而看不到建立

下层群众基础的重要。他不但轻视各小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还非常

害怕扩大中共领导的军队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会影响国共合作。起初，林

伯渠也曾被他引用那样多的马恩列斯的话，以及“洋钦差”的架式所蒙蔽，

但在一九三八年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前后，他就逐渐感到王明这一套不对

头，而且觉得他这个人非常狂妄。当时，林伯渠看到王明在武汉写了有关全

国性的东西，曾向他提出“应与中央商量”，王明不但不接受，反而说“不

必要”，“在外面的中央政治局同志还占多些”。

林伯渠在参加国民参政会后不久，即一九三八年九月底至十月下旬，

出席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他竭诚拥护以毛

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完全赞同会议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批

评。他在发言中回顾了党自成立以来的历史，明确指出：我党不但已经能够

自己纠正错误，而且在遵义会议后，“没有犯党的路线的错误”，我党“不仅

解释世界，而且能改造世界”，“毛泽东同志及其他许多同志，在全国人民中

之影响”，“确是比别党的人强些”，“这是我们党足以自豪的！”他在发言中

还讲了“怎样认识国民党”、“国共合作”和“党与政权”的问题，汇报了他

在西安的工作及与国民党的斗争情况，提出我党“因环境关系，采取一些分

权”是必要的，同时又应“防止割据现象”，“各地方党组织要经常向党中央

作报告”，党应注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两条战线的斗争，对于两面派应

特别注意之。”林伯渠在这次扩大会议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期间，日军相继占领广州、武汉，国民

政府迁至重庆。

国民参政会决定于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所以，六

中全会还未结束，林伯渠与吴玉章、陈绍禹便又离开延安，前往重庆参加参

政会（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已先期到达重庆）。

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和主和派，在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更加对

抗战前途失去信心，而企图对日妥协，甚至投降。因此，林伯渠等中共参政

员在这次会上与投降派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陈绍

禹等六名中共参政员领衔提出，并得到张澜、史良、沈钧儒、邹韬奋等六十

七人联署的《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紧全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

争取最后胜利案》，还通过了陈嘉庚提出的《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案。

当时，陈嘉庚在新加坡，会议召开时，他以参政员的身份打来电报，向会议

提出此案。因按参政会的议事规则规定，任何参政员的提案，均须详具理由，

并有参政员十二人联署才能成立，汪精卫等投降派便借此极力反对此案。他

们甚至挖苦说：“照这样说来，我们的外交官都得辞职。”林伯渠等中共参政

员则积极支持陈案，其他许多参政员亦纷纷签字表示支持。邹韬奋就曾说，

“这寥寥十一个大字”，“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因为得到许多

参政员的热烈支持，最后，会议虽将此案的文字改为《敌人未驱出国土以前，

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还是通过了此案。

1《韬奋文集》（3），三联书店1981年载，第186页。

为反对汪精卫等投降派，林伯渠在这次会议上，还领衔提出《严惩汉

奸傀儡案》，并得到大会通过。《提案》明确指出：

抗战年余，全国军民莫不忠勇奋发，前仆后继，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

奋斗，不幸有少数丧心病狂之徒，甘为日寇利用，粉墨登场，僭称政府。此

辈民族叛徒，本会第一次大会宣言，已明白申斥之为“敌阀之俘囚，民族之

败类”。日前因广州、武汉相继陷落，日寇阴谋更欲使南北傀儡合流，树立

规模更大之傀儡政权，藉以蒙蔽世界，并假之以树立其在占领区域之统治。

因之，必须对此辈甘心为虎作伥之民族叛徒，加以严惩。此不仅为维持我大

中华民族之光荣所必需，抑且为打击敌寇阴谋，争取抗战胜利之必要步骤。

1

《提案》提出的惩治汉奸傀儡的具体办法是：

（一）国民政府明令宣布一切参加南北及各省傀儡组织之民族败类，

削除其国籍，并公告全国人民，人人得诛之。

（二）国民政府应明令没收此类傀儡之一切财产，以充抗日经费。

（三）对被迫参加伪组织之人员，国民政府应明令劝告限期脱离伪组

织，容其自新，否则，即依（一）、（二）两项办法严惩之。2

12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8

－109页。

这一提案的提出和通过，有力地打击了汪精卫等投降派，对一切傀儡

汉奸也都是一个严厉的警告。

汪精卫及其影响下的走卒，在这次会议上一无所获，反而进一步暴露

了真面目，会议过后不久，他们即相继逃之夭夭，叛国降日。因此蒋介石便

替代汪精卫成了参政会的议长。

一九三九年二月，林伯渠再次来到重庆出席第一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

这时，由于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集团由抗战初期比较积极地抗日，

逐渐转入消极抗战，对中共及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不

断进行挑衅。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书记处就给中共南方局并林伯渠

发出指示，提出：“对此次参政会我们应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

党反省”1。根据中央的指示，林伯渠、董必武等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加

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要求国民政府对各党派给以法律

上的保障。同时，还团结其他进步参政员，使会议通过了请政府有效地实施

以前参政会通过各案的建议。

1中共中央书记处致中共南方局并伯渠电，1939年2月6日。

蒋介石在这次会上，虽然也一般地表示要坚持抗战，如说“不战便会

亡国，亡国便会灭种”等，但是他演说总的精神，却正如林伯渠三月二十二

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时所讲的，是“企图依靠英美力量压制日本，造成

妥协局面”；他所说的抗战必有胜利把握，也主要是想“依靠英美取得胜利”。

蒋介石在会上的演说还大谈“军政时期的重要”，影射攻击董必武说，“有人

盲目提倡民主是对抗战有害的”，企图用团结的名义来反对和限制中共。

为反对蒋介石妄图限制中共，依靠英美抗日的思想，促使蒋及国民党

当局的反省，在这次会议后，林伯渠还著文指出：必须依靠民众的力量，只

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实现了真正的民主政治，抗战建国事业的胜利

才有保证。”

“应该深信我们民族的伟大力量一定可以最后战胜敌人”，我们固然不放

弃争取国际的援助，但“主要地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1。

1林伯渠：《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的收获》，延安《新中华报》，1939

年4月7日。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来，中共同蒋介石集团之间就存在着尖锐

的斗争。这次会议之后，这一斗争更加剧了。会议二月二十一日结束，二十

三日，蒋介石即秘密颁布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

法》。与此同时，他还指定陈立夫、徐恩曾、张冲、陈诚、康泽五人组成防

共委员会，亲令河北、山西、陕西的国民党“于三个月内控制共党”。林伯

渠不但在国民参政会上同国民党的投降派、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对于国民党制造的反共磨擦事件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还在一九三八年八月一日，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宣侠父，就在西安被

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勒死，投入西安下马陵的枯井中。接着，西安八路军办

事处副官王克、押运员郭步海和派在火车站看守仓库的四位同志也先后“失

踪”。林伯渠为此事，向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强烈抗议，多次与蒋鼎文进行

交涉，要他负责把人交出来。他还将宣侠父“失踪”事件，报告了在武汉的

周恩来，请周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开始国民党矢口否认，后来，经周恩来当

面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蒋介石才只好说：宣侠父是我的学生，他违反纪律，

我自有权制裁。

实际上承认了宣侠父是他下令杀害的。

一九三九年一月，国民党假造所谓陕北二十三县人民反对陕甘宁边区

政府的意见书，由孔祥熙转交给林伯渠。对此，林伯渠当即致书孔祥熙，痛

加驳斥，指出这些依样葫芦的文电，纯系少数奸徒“借端挑拨破坏”1。三

月间，他还为此事著文，严正指出：一些不明大义、成见很深的顽固分子，

始终抱着反共情绪，进行反对边区的各种阴谋活动，造谣中伤，伪造情报，

借端生事，引起纠纷，甚至冒民众团体的名义，要求取消边区。

这些就是发生磨擦的主要原因。对于那些贻害抗战，破坏团结的行动，

我们决不能不予以纠正。2

1林伯渠：《复孔院长书》，1939年2月25日。

2林伯渠：《发挥陕甘宁边区伟大的力量》，《新中华报》，1939年

3月28日。

从一九三八年冬开始，在西安及其附近连续发生了扣押八路军人员的

事件。例如，这年十二月，八路军少将参谋陈希愈等六人赴前线，途经咸阳

时被检查站扣留，解押西安新城中。同月，八路军教官苏克兰，被羁押西安

警备司令部，时逾半载，不予释放，至生病咯血，岌岌可危。一九三九年四

月，八路军教导队孔繁阁等十七人，在西安北门外，被驻军二十八师补充团

“奉命”扣押。同月，中部县县长将八路军陈鉴等二十七人无理扣押六天。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为了制止此类违法事件，林伯渠急电蒋介石，指出，

抗战时期，“团结更为重要”，“八路军为国军之一部分，在国境内因公务关

系，当有来往之自由，其他友军不能无理扣留，加以歧视。”而国民党有关

军警，却“压抑士气，玩弄干部”，“致令抗战军人呻吟囹圄。实违集中力量

共赴国难之旨，抑且影响前方军人”。因此，当局应该“令饬制止，并严禁

以后发生同样事件”1。与此同时，他还将电报全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

向广大人民群众揭露国民党这一卑劣行径。通过这一斗争，加上其他的有力

措施，终于迫使国民党顽固派释放了被扣人员。

八路军的物资、车辆等，本来就非常有限，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经常

采取非法手段进行侵占和偷窃。当时西安办事处有五辆卡车。一九三九年十

月的一天，为了防止敌机轰炸，把车开到西郊疏散隐蔽，国民党特务乘机绑

架我看守人员，然后告知胡宗南部汽车团，将车劫走。一个被绑架的同志逃

了出来，报告办事处。林伯渠和伍云甫一面迅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追赶，一

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并说明我们要登报公布这一事件。

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在大街上截住了被抢走的汽车，强令国民

党特务将车开到七贤庄，夺回了全部汽车2。

1《新中华报》，1939年5月7日。

2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辅助陈列说明和访黄金友谈话记录。

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命令胡

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先后侵占八路军防地栒邑、淳化、正宁、宁县、镇原

五座县城。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亦组织绥德、清涧、吴堡三县保安队，攻

打八路军，扰乱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坚决主张给顽固派以有力的还击。还在

九月间，他就向中央提出：“安边、神木等顽固县长之武力进扰，可以及时

用加倍力量消灭或逮捕之，然后再与其当面讲道理较好。”1十二月初，中

共中央为打退国民党的进攻，将王震率领的三五九旅由晋察冀调回陕甘宁边

区，林伯渠一方面在西安积极争取天水行营程潜准许“王旅过河”，同时还

向中共中央建议，对“何绍南之造谣应尽量揭露，（由）肖（劲光）径报蒋

（鼎文）、程（潜），并通知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