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活动，并密派干员随车来渝，注意其在途次

之动态与表现，随时电报中央”；“到渝后，借招待之名，指定住所，派宪兵

担任警卫，借以监视其行动”；“两统局（指军统和中统）密切注意其活动，

尤其对外人之来往，与各党派之来往”；“发动与林过去有友谊关系之党国元

老与之来往，以感动之，设法使其表示愿意脱离延安”等等1。三月十五日，

蒋介石还就林伯渠来渝与外籍记者赴延安发表训词说：“此次林祖涵之来

渝，”“我方应首先提出之最重要者，为军政、军令之统一，中共方面必须遵

守。”“我方与之谈判，所持军事与政治之根本要求，两相比较，政治方面可

酌予放宽一步，但于军事方面之军政、军令与纪律三者，必须坚持绝对之统

一，要求其严格遵守，而不容有丝毫违反”。2国民党对林伯渠赴渝谈判如

临大敌，其原因就在于它是迫于形势只想做做样做子。在林去重庆前，他们

在内部还提出：谈判的“根本态度”是，“注重其宣传性，而不期待之成功”

3；在谈判时，“先以试探方式行之”4；“在谈商已有不成之见端时”，应

由国民党中宣部向外公布。

“若《新华日报》披露谈商不能成就时，扣留其消息，而先由（国民党）

中宣部发布‘如中共以大局为重，此次谈商必有适当之结论’之乐观消息，

以混乱《新华日报》之报导”5，“但以不露痕迹为原则”6。

1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2蒋介石：《关于外籍记者赴延安及林祖涵来渝之准备注意事项》，现

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35国民党：《林祖涵来渝事件应付之要点》，现藏南京第二档案馆。

46国民党：《林伯渠来渝后我方应付对策》。

四月二十九日，林伯渠、王若飞、伍云甫及国民党联络参谋郭仲容等

离开延安，途经茶坊、洛川、耀县于五月二日抵达西安。同日，国民党谈判

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也由重庆到达西安。五月四日，国共双方代表开始会谈，

林伯渠首先提出：请问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决议提出对我党问题应用政治方法

解决，究竟如何解决法？张、王避而不谈这个根本问题，却一再要求林伯渠

提出具体问题来谈。林伯渠当即提出，以三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纪念孙中

山先生逝世十九周年大会演说中所讲的五条意见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五条意

见是：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二、承认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抗日根据地；

三、承认我党领导下的一切抗日军队，扩编八路军、新四军，发给粮饷弹药；

四、恢复新四军番号；五、撤消包围边区之五十万军队。张治中、王世杰则

提议先谈军事问题和边区问题。林伯渠表示可以。在谈军事问题时，他说：

经过七年多的抗战，中共领导下的正规军已有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本应全

部编成四十七个师，现在请国民党先给六个军十八个师的番号。张治中、王

世杰认为太多，只允许四个军十二个师。这天的谈判无结果，接着又谈了三

次。在第五次谈判时双方商定，将历次会谈双方意见整理成记录，经双方代

表签字后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两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但是，五月十一日，

当双方谈判记录按军事、陕甘宁边区、党的问题和其它等四项十八条整理出

来，林伯渠按照双方原先的约定，首先在记录上签字之后，张治中、王世杰

竟不顾事实，把综合双方意见整理出来的记录说成只是林伯渠个人的意见，

而拒绝签字。

五月十七日，林伯渠、王若飞和张治中、王世杰等，从宝鸡乘飞机到

达重庆。中共南方局董必武、章汉夫和国民党邵力子、康泽等到珊瑚坝机场

迎接。苏联、美国、英国的记者和中国《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社的记

者也到机场欢迎和采访。在机场，林伯渠对记者提出的许多问题，一一作答，

并向他们介绍了当前八路军、新四军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情况。

林伯渠在重庆住在曾家岩五十号。十九日下午，他会见了蒋介石。

二十一日，林伯渠收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共二十条。其中明确

指出：“为克服目前困难，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起见，中共方面

认为惟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

干急切的问题。”

二十二日，林伯渠将中共提出的《意见》交给张治中、王世杰。张、

王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们所提条件太多，有些条件这样提法，无

异是在宣布国民党的罪状，足以使人生气；这二十条与在西安商谈的内容不

符；你们不要以为我们软弱可欺，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我们正在令有关部

门研究西安会谈的材料，准备提出一个提示案；希望你能考虑修改二十条的

内容和词句。

林伯渠针锋相对地作了回答。他说：我方二十条意见，全文都是实事

求是的；西安初步商谈的意见，当时就约定各自向其中央请示，并非最后决

定；我们只是为了真心诚意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所以才出来谈判，根本说

不上欺人；二十条意见就是我党中央对西安商谈材料的答复，在这里没有修

改的余地。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争辩了两个多小时，后来张、王托词打

电话，到内室密商了半个小时，回到会议室后，将二十条意见交还林伯渠，

坚决拒收和转交蒋介石。1

1林伯渠致毛泽东电，1944年5月23日。

二十三日，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两天

来的谈判情况，并对谈判的形势作了估计。电文中说：“我们从延安出发时

的一些估计，必须随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了，争取和平已不成基本问题，林彪

过去提案1已不适合今天情况，照原订之方针反被蒋利用去加强其党内对于

一党专政的信心，且作向盟邦粉饰团结的工作。同时，使英美难于说话，使

小党派不敢硬挺，使国民党内以孙（科）、邵（力子）为首要求实行民主的

力量也不能抬头，对于促进全国团结抗战进步，绝无所得。这种情形，在西

安最后数日已稍感觉，到重庆后更为清楚。”六月三日，中共中央复电林伯

渠等，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及所提出的谈判方针，同时将原提案的二十条

修改成十二条和口头要求八条，指示他们据此进行谈判。

11942年、1943年林彪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时，曾向国民党

提出过一个提案，其主要内容是：在抗战建国纲领下中共取得合法地位；将

中共领导的军队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陕北边区改为行政区，其它各区另行

改组，实行中央法令；原则上接受将中共领导的军队开往黄河以北。

六月四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为了有利于谈判，

并表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的诚意，我党中央已复电，将原来所提二十条改为

十二条，而把一些次要问题改为备忘录。

五日，双方再次举行会谈。张治中、王世杰把国民党《中央对中共问

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提示案》在军事问题上，规定“第十八

集团军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番号以命令定

之。”在根据地政权问题上，规定把陕甘宁边区的“名称定为陕北行政区，

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根本没有提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

题。关于党问题，要求“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规定办理”，对中共及各抗日

党派的合法地位、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释放政治犯等，都只字未提。林伯

渠把中共中央修改后的十二条意见也递交给张治中、王世杰。我党十二条意

见的主要内容有：“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保证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

人身之自由”；“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

爱国政治犯”；“根据抗日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数，应请政府将中共

军队编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为委曲求全计，目前至少给予五

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请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

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战所需要的各项

设施”；“请政府饬令党政机关，释放各地被捕人员，例如皖南事变时，被俘

的新四军官兵叶挺等，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等，新疆的徐杰（陈潭秋）、

徐梦秋、毛泽民、杨之华、潘郤等，四川的罗世文、车耀先、李椿、张少明

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刘英，西安的宣侠父、石作祥、李玉海、陈元英、

赵祥等，此等人员均系爱国志士，请予恢复自由，以利抗日”1。张治中、

王世杰看了我方的十二条意见后说：“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项，项目虽较前减

少，但内容并未改变”，“不能接受”2。林伯渠据理相争，一定要他们转报

国民党中央，张、王争辩不过，只好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呈”3。

六月六日，林伯渠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对国民党《提示案》提出

两点声明：第一，《提示案》与我党中央正式提出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

但尽管如此，仍愿将《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同时，也要求张、王将我党

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中央；第二，指出《提示案》开头所说的“以林代表

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见为基础”一语，与西安谈判的经过事实不符。八日，

张、王复信林伯渠说：六月五日所提的十二条，因与西安所提“出入太大”，

未便转呈；西安商谈记录，“经过林先生增减修改”，也签了字，“所以中央

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见为基础”，希望能够完全接受。4

1234 张治中：《我与共产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第30—31页。

六月十一日，林伯渠再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信中说对他们八日

来函，“有两点甚难理解”。第一，谈判是两党的公事，非个人的私事，我们

彼此都是要遵照各自中央的意见去和对方谈判，并将对方的意见，详细报告

自己的中央，最后得到双方中央的一致意见，才能使问题真正获得解决。今

天，你们承认我是中共中央的代表，而又拒绝接收和转报我党中央正式提出

的意见，只是片面地要求我个人接受你们党中央的《提示案》，试问我个人

如何能作主，谈判又如何能够进行？第二，我党中央所提的十二条与西安初

步商谈的意见是略有出入，比如编军数目，我首先提出要六军十八个师，你

们只允四军十二个师，我未坚持己见，同意将你们所提的最低限度的数目向

我党中央请示，现在我党中央提出的不是六军十八个师，而是五军十六个师。

但是，你们的《提示案》与你们在西安所谈的也有出入，你们原说给四军十

二个师，现《提示案》又只允四军十个师。当时在西安都曾声明那只是初步

交换的意见，不是最后决定，商定各自向其中央报告请示后，到重庆再谈。

所以，这种谈判过程中的出入，是双方都有的，是不足为异的。现在彼此所

应重视与继续谈的是双方中央提出的正式意见，而你们拒绝转交我党中央提

出的十二条意见，这是很难理解的。林伯渠在信中最后说，今天全国人民和

盟邦人士均希望中国能够实行民主团结，国共关系能够很好解决，以便动员

全国抗日力量，配合盟邦向敌反攻，使中国获得自由解放。因此，我党对此

次谈判是不惜委曲求全，竭诚求得合理解决。同时，也盼二位将我党中央的

十二条意见转报你们中央，以利谈判之进行。1

1张治中：《我与共产党》，第30—31页。

六月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又复信林伯渠。信中声称“此次商谈之

基本精神，须本统一国家军令政令之原则”。这是国共两党经过将近八年谈

判而无结果的真正原因。

尽管信中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呈国民党中央，但是解决办法，仍

只能按《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国民党仍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态

度完全暴露出来，谈判遂成僵局。在七、八月间，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

又多次会晤和书信往来，但均无进展。

在这情情况下，国民党为了推脱造成谈判僵局的责任，国民党中央宣

传部长梁寒操单方对外国记者发表谈话，说谈判停顿，中共要觉悟才好。有

记者跑去问林伯渠，林为了澄清事实真象，于七月二日答记者问说：国共谈

判尚在进行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国民党当局，嗣得国民党政府提示

案，虽距离较远，但随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我将亲自回延安报告，商得具体

解决办法，并且表示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都可商量。七月

二十六日，梁寒操又发表不合事实的谈话英文稿，谎称在目前谈判中，若干

问题已获致解决，以混淆视听。八月十二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谈话指出：

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国民党统治人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