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当做国庆日来庆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规

定新的国庆日，这将由中央人民政府在最近规定”1。

1《十月十日已不能为国庆日》，《人民日报》，1949年10月9日。

十二月二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决议，规定十

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毛泽东、周恩来、

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

做了许多工作，而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首次会议，就责成政府六

个首要人员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沈钧儒、罗荣桓，从速组成

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

“十一”过后，林伯渠即同各方面进行广泛的接触，连续出席中共中央

政治局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协常委会和政府

各部门汇报会，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人

事安排问题。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政务院副总

理、政务院委员和中央其他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的任命之后，林伯渠与周恩

来、沈钧儒、罗荣桓等，又先后出席了各部门的成立会。

建国初期，林伯渠对各地方的政权建设也付出了许多心血。中央人民

政府组织法规定，我国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主要的

行政人员都要“依据政务院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免或批准任免”。

林伯渠除出席中央召开的讨论地方政府机构设置和人选的会议以外，还同各

民主党派和各有关部门进行过许多协商，将各方面的意见及时地报告党中央

和毛泽东主席，并参与制订了有关省、市、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通则与地

方政府的各种条例。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直接领导的部门是中央人民政府办

公厅。为加强政府主席、副主席同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

传达贯彻中央政府的各项决定和指示，筹备和组织各种会议，林伯渠经常出

席办公厅的厅务会议，审阅和批改大量文件。由于办公厅在缮正会议记录时，

漏掉一位委员的名字，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林伯渠对这方面的工作就

更加认真了，对同志们的要求也就更加严格了。有时一个稿件，常常要阅改

几次才能发出。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上说，要使“上下内

外底于融洽的秘诀”是：一、务使各种有关情况都知道；二、使其参与指示、

命令等之决定。林伯渠十分重视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他不但指示办公厅将

有关文件及时送给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审阅，还指示办公厅主任、副

主任分工负责同政府主席和各委员及所属各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分别审阅

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和中央直属华北五省二市、中央直属各部门

的文件，要办公厅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邀集三、五个部门的秘书长或办公厅

主任举行座谈会，了解情况，交换意见，将一些主要问题和有关材料，摘编

印发，供主席、副主席及各委员参阅。

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除承办文牍工作以外，还担负着许多具体组织工

作，如安排接见各国驻华使节和外宾，组织召开各种重要会议等。有些看来

是具体的行政事务，但却有很强的政治性。林伯渠对此也十分认真，他要求

办公厅对每一个步骤、细节都要准确无误，而且经常亲自审查与会者的名单，

到现场察看是否有遗漏或不妥之处。当时办公厅初建，工作千头万绪，经验

和人手都不够，但在这方面却很少发生差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各地区、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大事，是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了彻底摧

毁旧的政权，巩固和完善新的人民政权，把全国的政权建设工作搞得更好，

一九五○年七月，林伯渠出席了全国第一次民政会议，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说：“彻底摧毁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政权，首先依靠的是武装

斗争的胜利，但还须依靠社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就是

土地改革的问题。”他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万万六千万人口的农业地区实行

了土改，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和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政权；

但是还有三万万多人口的地区尚未实行土改，在那些地区的乡村，旧的保甲

制度有些地区虽已废除，但有些地区还存在，其残余势力并未廓清，因此，

还需要有计划有步骤的结合土改加强那些地区的建政工作。”1

其次，他在报告中提出：“应把民主集中制这个原则结合实际进行检讨

与研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的政体? .在人民政权工作中，其表现的形式，

在目前，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地方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将来则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立和它

的会议与工作方法，也就是在各级政权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全国统一于中央的原则。现在全国已有一千多县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各地

反映，只要开得好，就解决问题，人民政府的政策就获得人民的拥护。人民

代表会议是体现民主集中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应予注意。”2第三，他

在报告中还提出了干部问题。他说：“多年来的经验，干部关系很大。因此

政策确定之后，干部就决定一切。政权建设中，这方面工作的干部有很大的

成绩，但作风方面，不少干部则是有缺点的? .要采取切合实际的方法来提

高他们的政治觉悟，纠正他们的不良作风。”3

1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7月15日。

23 林伯渠：《在全国民政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7月15日。

林伯渠针对建国初期建政工作的具体情况，提出的这三条意见，既中

肯也非常及时，对于彻底摧毁旧的反动政权，巩固和发展人民的政权，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为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推动全国的政权建设，林伯渠在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文章中，还进一步提出：“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

专政》一文中所总结的中国革命基本的和主要的两条经验：‘（一）在国内，

唤起民众。这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

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二）在国外，联合世

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

民民主主义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

线。’这是中国人民达到胜利的两条基本经验，也是中国人民巩固胜利的两

条基本经验”1。

号召人们学习和运用这两条经验，分清敌友，团结朋友，战胜敌人，

继续巩固我们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

1林伯渠：《继续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

年》，《广东政报》第1期第5期，1950年10月15日。

林伯渠根据他多年从政的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全党都要认真地、谨

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号召，他在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期间，在团

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原国民党的一些起义将领，担

任了中央各部门或地方政权机关的领导工作，他们许多人都把林伯渠视作一

个和蔼可亲的长者，能够信赖的朋友。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谈谈，而林伯渠

对他们也总是十分尊重，积极支持他们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方面

的困难，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对他们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诚恳地提出自己的

意见。

陈明仁原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一九四九年八月同原国民党湖南省

政府主席程潜率部起义，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陈明

仁被任命为湖南临时省政府主席、湖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他感到各方面的

工作很多，理不出头绪，不知从何下手，写信将这一情况告知林伯渠。林立

即给他回信，写道：“湖南素称富饶，人民觉悟程度亦高，际兹新近全部解

放，安定秩序、恢复生产、征粮支前等当急要政，自应端赖领导进行。而为

要提高干部，俾能贯彻政策于不同情况的各地具体工作中，必须组织干部学

习。为此，至希得闲给干部多多解释共同纲领，使之领会纲领的精神与实质，

作为执行政策的思想依据。如此，则工作的推进，自然蒸蒸日上也。”1程

潜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政委

员会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回到湖南，未能参加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举

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会后不久，林伯渠即亲自写信给他，告知这次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定，

同时，对湖南的工作也提出了希望。信中说：“湖南全境解放后，建立革命

秩序以安定社会，筹粮支前以协助解放西南，这两大任务的完成。耑赖主持。

湘西游离散匪较多，素系难治之区，近来情形如何？”信中还提到，希望程

潜能在“春和佳日，即行来京”2。

1林伯渠致陈明仁，1949年11月11日。

2林伯渠致程潜信，1949年12月14日。

林伯渠对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总是设

法给予适当的安置和关照。贵州毕节周素园，民国初年曾任过众议院的秘书

长，是位知名人士，赞同中共的抗日主张。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毕节时，

经任弼时、贺龙等研究，曾请他担任黔滇川边的民军司令，他随红军长征到

了陕北。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回到家乡从事统战工作，还给八路军买过大批

的云南白药。贵州解放后，当地政府不了解他的情况，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他写信给林伯渠“请求予以工作”。林伯渠立即将此事告知中共中央统战部

副部长徐冰，请他“转告贵州党的统战部须予照顾为要！”1这类的事还有

很多，例如他曾给邵式平写信，推荐黄介民为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代

表和省政协委员；请徐冰商同李维汉，设法安置湖南邵阳李剑农的工作；给

王首道、袁任远写信，证明于若愚之子于忠迪确系中共党员，于一九二八年

牺牲，请他们转告地方政府，按优待烈属的办法，对其家中酌予适当照顾。

1林伯渠致徐冰信，1950年3月8月。

对于爱国民主人士生活方面的困难和家庭方面的一些问题，林伯渠按

照党和国家的政策，都是尽量设法帮助解决。章士钊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和

谈代表，和谈失败，他同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新中国成立后，他提出将在香

港的家属接来北京，并望政府能帮助他解决赵堂子胡同的房子问题。林伯渠

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并告知章士钊，大函已转周总理阅过，“先生住港眷

属北来首都事，已由港方负责人员照办，并嘱其帮助旅途事务，赵堂子胡同

房屋，已由周总理令申伯纯同志前往接洽矣。”1

1林伯渠致章行严信，1949年11月5日。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一九四九年底在给林伯渠的信中曾提到，他家

中今年征粮超过租谷甚多，老父卧病故乡，来信要他设法接济。林伯渠十分

重视这一情况，将翦伯赞的来信转给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请

他查明情况处理。同时，写信告知翦伯赞：“关于你的家中征粮超过租谷收

入一事，我已将来信转给黄克诚同志，请他查明情形，酌予适当处理。”林

伯渠在回信中，还给翦伯赞做工作，说此事如果“是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况

所应贯彻执行的政策，则以帮助政府对家中很委婉的解释政策为妥。”1

除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生活给予关照以外，林伯渠对于他们的

思想和政治进步也十分关心。就在上述给翦伯赞的回信中，林伯渠还对他的

历史研究工作给予鼓励，并提出诚挚的希望。信中写道：“能于功课之余，

集中精力于中国历史之科学地研究工作，这是极有意义的，望努力！不过关

于写作，部门不宜太多，而应首先着重于当前中国广大青年学生所需要的正

确的历史知识，或历史学界所迫待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更好一些。”2

12林伯渠致翦伯赞信，1949年12月16日。

黄右昌是林伯渠少年时的同学，新中国成立前后，在湖南大学执教，

林伯渠去信鼓励说：“先生以革命观点，研著法律书籍，讲学湖大，教育青

年，实际就是具体的为人民服务。今后希望抽暇熟读毛主席的著作，以马列

主义历史唯物论阶级分析的方法，继续研究新中国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