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用气凉，熟用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气主生物，本乎天，味主成物，

本乎地。气味生成，阴阳之造化也。凉者，高秋清肃之气，天之阴也，其性降；温者，阳春生

发之气，其性升。甘者，湿土化成之味，地之阳也，其性浮；微苦者，火土相生之味，地之阴

也，其性沉。人参气味俱薄，气之薄者，生降熟升；味之薄者，生升熟降。如土虚火旺之病，

则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土，是纯用其气也。脾虚肺怯之病，则宜熟参；甘温之味，

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

——校点本第二册，第702 页

关于人参气味的分析，一体二用的揭示，语言精练，逻辑谨严，说

理透彻，渗透着浓郁的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既生动，又深刻。

《本草纲目》不止对人参的气味有深刻论述，在临证上，哪种情况当用，

哪种情况下不当用，更论列周详。《人参?正误》中是这样剖析的：

言闻曰：夫人参能补元阳，生阴血，而泻阴火。

? .夫火与元气不两立，元气盛则邪火退。? .凡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

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之浮而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沉而迟涩

弱细结代无力者， 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者，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703 页

正如李时珍说的，“如此详审，则人参之可用、不可用，思过半矣。”

（同上）其所以如此详审，绝不是凭空得来，而是长期实践经验的概括

总结。

月池翁花了很大精力，写成《蕲艾传》。总结了研究、应用蕲艾而取得

的宝贵经验。蕲艾是李时珍家乡的一种特产，用它治病，比别的艾疗效更显

著。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他父亲的贡献。《本草纲目》一书，可

说是汇集了李时珍一家四代人的医药实践经验，是他家四代人心血的结晶。

（四）灵活运用古方，发展方药

李时珍在医药实践中，十分重视历史上著名医药学家所积累的经验。他

沿着前人已经开辟的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灵活运用，作出新的发展，

体现推陈出新、后来居上的精神。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医药卫生条件的日益

改善，医药知识更加丰富，应当在灵活运用原有经验基础上用新的知识，充

实祖国医药学宝库。李时珍是这样认识的，并努力这样去做。

李时珍治疗一位劳动者的中满腹胀，曾灵活运用著名道人张三丰传下的

伐木丸，取得很好疗效。《绿矾?发明》记道：

按张三丰《仙传方》载伐木丸云：此方乃上清金蓬头祖师所传。治脾土衰弱，肝木气盛，

木来克土， 病心腹中满，或黄肿如土色，服此方能助土益元。

? .时珍尝以此方加平胃散，治一贱役中满腹胀， 果有效验。

——校点本第一册，第678 页

李时珍参照代木丸的处方，同时加入平胃散，将二方结合，“果有

效验”。利用代木丸，是因为心腹中满这一病症基本相似；加入平胃散，

是因为患者的体质、患病季节有异。借助于前人的实践经验，创造新的

经验以启发后来者，人类的认识正是这样一代一代不断发展前进的。李

时珍运用伐木丸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就进一步追根寻源，探究伐木丸的

来历。他认为：“其源则自张仲景用矾石硝石治女痨黄胆方中变化而来。”

（同上）结合实践，勇于探索，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参考古方进行大胆实验的精神，在黑豆解毒问题上也有突出表现。《黑

大豆?发明》中，李时珍谈了自己进行试验的经过。“按《养老书》云：李

守愚每晨水吞黑豆二十七枚，谓之五脏谷，到老不衰。? .又按古方称大豆

解百毒药。予每试之大不然，又加甘草，其验乃奇。如此之事，不可不知。

（校点本第三册，第1501 页）《养老书》和古方都说黑豆能消胀、解毒，李

时珍却“每试之大不然”，是不是就此作结论，推翻古方呢？他没有罢休，

坚持继续试验，结果用新的实践经验，充实了古方，“加甘草，其验乃奇”。

实际上这一经验不只是发展、充实了古方，还启发人们去思考一个新问题，

即甘草在医方中的效用。它在药方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加甘草和不加甘

草，疗效显然有别。它引人深思，在有些方剂中，甘草的作用似乎与化学变

化过程中接触剂的效用相似。一般说，在医药实践中，结果可能是多方面的，

或者达到预期的效果，或者推翻原有的设想，或者修订原有的结论，甚至发

现耐人寻味的新问题。李时珍用他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科学实验同生产

实践一样，是推动人们的认识不断前进的巨大力量。

李时珍应用古方进行医疗实验，并不是将古方原封不动地生搬硬套，而

是有新的发展。利用伐木丸时加了平胃散，试验黑豆的疗效时加了甘草。李

时珍由此得出一种方法论上的结论，叫做“加减法”。即以古方为基础，或

者加入新的成分，或者减去某些成分，进行创造性地试验。《本草纲目》的

《磁石?发明》项下，李时珍写下了他在使用羌活胜风汤时运用“加减法”

的事例：

慈石法水，色黑而入肾，故治肾家诸病而通耳明目。一士子频病目，渐觉昏暗生翳。时珍

用东垣羌活胜风汤加减法与服，而以慈朱丸佐之，两目遂如故。盖慈石入肾，镇养真精，使神

水不外溢，朱砂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而佐以神曲， 消化滞气，生熟并用，温养脾

胃生发之气，乃道家黄婆媒合婴姹之理。制方者宜窥造化之奥乎？

——校点本第一册，第584—585 页

这是一则完整的医案，对患者症状，古方的参考，加减法的运用，每种

药物的疗效所在，以及处方原理的探讨，都作了明确的叙述。这一医案

也就是李时珍在进行一次成功的实验之后，从认识论上所作的深刻总

结，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充分的说服力。

李时珍通过自己的医疗实践，经常修正古人的认识，使人们对某些古方、

药物的认识更臻完善。例如石南叶，在古方中本是要药，因甄权在其《药性

论》中断定食它“令人阴萎”，于是就无人敢用了。李时珍用自己研究的结

果予以澄清。指出阴萎病状绝不是由石南叶的药性造成的：

（石南叶）古方为治风痹肾弱要药，今人绝不知用，识者亦少。盖甄氏《药性论》有令人

阴萎之说也。殊不知服此药者，能令肾强，嗜欲之人，借此放纵， 以致萎弱。归咎于药，良可

慨也。

——《石南叶?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20 页

对蕨的性质的认识，也存在类似情况。蕨是一种常见的植物，荒年人们可用

它度日。著名医药家陈藏器则认为，此物“多食消阳气。故令人睡、弱人脚”。

还引用史实说，“夷齐食蕨而夭。”从而断定它“固非良物”。李时珍认为：

“陈公之言，可谓迂哉。”他说：“蕨之无益，为其性冷而滑，能利水道，

泄阳气。降而不升，耗人真元也。”（《蕨?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669

页）夷齐的夭亡，是因遭亡国之忧，饥饿而死。不应归咎于蕨。

以上事例说明，李时珍对于任何药物的性能，都通过实验进行深入考察，

如实反映；不单凭表面现象，将未经实践检验的说法，用来说明药物的性能。

李时珍大胆地修正前人的错误或片面论断，绝不是出自狂妄、武断，而

是立足于亲身反复实验，取得真知的见的基础之上，故有着雄辩的说服力。

五、坚持知行结合

李时珍特别注重知行结合。在中国哲学史上，提倡知行结合，反对脱离

实际的性理空谈，有着优良传统。李时珍在科学实践中，继承发扬这一优良

传统，为发展祖国医药学做出了独到贡献。《本草纲目》的撰写过程，是知

行结合的光辉典范。李时珍在辨证论治、研究医药等方面，处处体现知行结

合精神。中医学中讲知行结合，就是要求以医学、药学理论为指导，发挥人

为主观能动性，通过药物的不同配伍，特定的炮制手段，改变方剂、药物的

性味及疗效，以适应辨证论治的要求。知行统一是李时珍精通医理、药理，

取得成功的关键。

（一）理论指导实践，妙手起沉疴

历代著名医学家都是知行结合的典范。他们把论医同论药结合起来，用

理论指导实践，治疗各种疾病，在我国医药学史上树立了知行统一的光辉榜

样。张仲景、陶弘景、孙思邈等大医学家，都是结合医疗实践，探讨病理、

药理，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同时，又将自己研究的医理、药理，用于指

导临证治疗，让理论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因此，他们都是医学家兼药物

学家。他们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写出著名的医学著作，同时也写了本草著

作、方药著作。李时珍步前贤的后尘，掌握精湛医术，阅读诸家本草，既精

医，又通药，强调医药结合的重要性。他写《本草纲目》，特别注重知行统

一，体用结合，每味药物后面列上“附方”，表明该药的实际应用。在“发

明”一栏，除详述该药的治病原理，还特别引述名家医案。用“附方”和“医

案”来印证药性、药理。将医与药紧密联系起来，启发人们认识药物，掌握

理论，指导实践。

《本草纲目》第一、二卷称为“序例”，主要强调研究本草科学知识要

结合实际应用。其中《十剂》、《标本阴阳》、《四时用药例》、《五腑六

脏用药气味补泻》、《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引经报使》、《李东垣随

证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等，都论述医和药是如何结合的。

第三卷、第四卷题名《主治》，专门研究“百病主治药”，将方药同疾病紧

密联系起来，以病证为纲，以方药为目。病证之下，按辨证的需要，列出主

治药物；方药之下，注明功效适应证、用法、剂量，对临床辨证处方具有重

要参考指导作用。李时珍注重提高本草学的科学性，同时注意阐述其临证实

用价值，这是他从事药学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在继承和发扬知行结合哲学

传统的基础上，将医药理论同辨证处方的实际应用结合起来，这是《本草纲

目》的一个重要特点。

李时珍将总结历代著名医家的多种用药凡例、用药式，放在首要地位，

目的不是为了用这些既成凡例、药式束缚人们的思想，让人们不假思索，照

别人的凡例、药式遣方施药；相反，正是要求人们更好地领会、掌握辨证用

药的基本规律，临诊可以灵活运用；遵守客观规律，更利于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际上，各种用药凡例、用药式，是祖国医学长期发展所积累的有效经验，

可说是历代医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长期医疗实践中知行统一的范例，具

有普遍有效性；然而医家灵活运用凡例、药式的过程，依然是一个理沦和实

践相结合，知和行相统一的过程。例如药性的升降沉浮，固然有普遍的规律。

在《升降沉浮》中，李时珍写道：“味薄者升，甘平、辛平、干微温、微苦

平之药是也。气薄者降：甘寒、甘凉、甘淡寒凉、酸温、酸平、咸平之药是

也。气厚者浮：甘热、辛热之药是也。味厚者沉：苦寒、咸寒之药是也。”

掌握这些关于药性沉浮升降的基本准则当然很重要，但仅仅一般地了解它是

很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在于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李时珍说：

酸、咸无升，甘、辛无降，寒无浮、热无沉， 其性然也。而升者引之以咸寒，则沉而直

达下焦；

沉者引之以酒，则浮而上至巅顶。此非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者，不能至此。一物之中，

有根升梢降，生升熟降，是升降在物亦在人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73 页

“升降在物亦在人”，这是李时珍认识论中的一个光辉命题，它肯

定人们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客观规律，去改变药物的性能。

如此乃能成为一个“窥天地之奥而达造化之权”的高明医家。

辨证论治的结论，最后见于处方。正确的处方，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知

与行统一的产物。处方的一般原则，《内经》已有论述：“气有多少，形有

盛衰，治有缓急，方有大小。”（《至真要大论》）方分七类，有大方、小

方、缓方、急方、奇方、偶方、复方。还规定“近者奇之，远者偶之”；“汗

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奇之不去则偶之，是谓重方；偶之不去，则反

佐以取之，所谓寒热温凉，反从其病也。”（同上）这里提出的奇之、偶之、

反治、从治、反佐，都是一些基本原则，如何具体处方，还得靠各人的临证

经验，所以李时珍在《七方》中指出：

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反佐，即从治也，谓热在下而上有寒邪拒格，则寒药中入热药为佐，

下膈之后，热气既散，寒性随发也；寒在下而上有浮火拒格，则热药中入寒药为佐，下膈之后，

寒气既下，

热性随发也。此寒因热用，热因寒用之妙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58 页

李时珍强调，在实践中要“神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