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遭到法官拒绝。

曼德拉站起来，开始从容不迫地宣读自己的声明：

我是第一号被告。

我具有文学士学位。曾与奥立弗·坦博一起在约翰内斯堡从事几年律师业务。因为被判犯有非法出国罪和煽动人民参加1961年5月底的罢工罪，我目前正在服五年的徒刑。

首先我想说，政府在起诉开始时所提出的南非的斗争是由于外国人或共产党人的影响，这种说法完全不正确。我过去所做的一切，都是作为我是人民的一员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于我自己在南非的经历和我为之骄傲的非洲人的背景，而不是由于外面的人可能说过什么。

在他的长篇声明中，他主要谈了4个问题：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后转向暴力手段的原因，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区别，共产主义问题，南非种族歧视政策的后果。他坦然地承认，他是民族之矛的创始人之一。他指出，建立民族之矛是基于两点理由。第一，政府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非洲人民的暴力反抗。只有对人民的情绪进行引导，才能避免恐怖行动。第二，除暴力之外，非洲人民没有其他手段取得反对种族主义的胜利，因为任何其他的合法方式都被法律禁止。我们起初避免任何求助于暴力的方式，然而，政府竭尽全力诉诸武力摧毁反对力量，“只有在这时，我们才决定以暴力回答暴力”。

通过回顾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曼德拉向法庭展示了50年来这一组织采取的各种非暴力政策：提出要求和决议，派代表团会见政府，消极抵抗运动，“待在家里”的示威。同时，他引用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的话：“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间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毫无权利的地步。”

只是在沙佩维尔惨案以后，只是在南非政府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为非法组织以后，只是在南非为建立共和国进行了排除非洲人的公民投票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才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暴力已不可避免，在政府以武力回答和平要求时，如果非洲领导人继续鼓吹和平与非暴力将是不现实的和错误的。“这个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出的。只是在其他所有尝试归于失败，一切和平抗议的渠道都对我们关闭之后，才决定采取暴力方式进行政治斗争，建立民族之矛。”

他强调了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履行政治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的成员是根据明确的非暴力政策而加入的；因此，它不能、也不会从事暴力活动。但形势的发展使它不再反对适当控制的暴力，参加这类活动的成员不会受到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处分。同时，民族之矛在任何时候都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领导，未经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意，它不得采取任何不同于既定方针的行动。它无权超越规定的范围，也无权从事威胁人的生命的行动。“非洲人国民大会继续保持非洲人政治组织的特点，只开展1961年以前它所从事的那类政治工作。民族之矛仍然是一个小的组织，从不同的种族和组织中吸收成员。”

在阐述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共产党的联系时，他谈到了两者的不同点和合作基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信条是非洲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它与共产党的另一点不同是它只吸收非洲人参加。共产党强调阶级差别，国民大会则试图协调这种差别；共产党的目标是消除资本主义，建立工人阶级政府，而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的是为非洲人赢得政治权利。同时，两者之间经常进行密切合作，这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消灭白人的统治。随后他谈了自己对南非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过程：从不信任到信任，从不合作到合作。他还指出：

我们并不仅仅在国内政治中把共产党人看作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领域，共产党国家一向给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中，共产主义阵营一直支持亚非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对我们的处境，他们看上去往往比西方国家更为同情。虽然全世界一致谴责种族隔离，但是共产主义阵营比绝大部分白人世界对种族隔离的谴责更响亮。

他也坦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自己的影响，同时也表示对英国政治制度与司法制度和美国国会制度与三权分立的原则的尊重。他认为自己的思想受到东西方两方面的影响。

最后，他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造成的贫富差别和白人与黑人的极度不平等状况。生活上的贫困伴随着营养不良和疾病，这些条件影响了整个非洲人社会的工作水平。同是教育上的极度不平等更加剧了这种差别。

他指出：

一般说来，非洲人孩子上学要比白人孩子花费更多的钱。根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1963年的刊物所引用的数字，7一14岁的非洲人儿童中有40％不上学。那些上学的孩子所受到的教育，远远比不上白人儿童。1960—1961年政府对国家资助的学校中非洲学生提供的经费约为人均12.46兰特。同期，开普省白人学生人均教育经费（这是我能得到的惟一数据）为144.57兰特。

他进一步指出，影响非洲人经济地位提高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工业中的肤色歧视。较好的职位专为白人保留，他们的工资也大大高于非洲人的平均收入。而低下的工作一律由非洲人干。他说：

每当要搬什么，要打扫什么，白人就要找一个非洲人来替他干，不管这个非洲人是否受雇于他。出于这种态度，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作异类。他们不把非洲人看成有自己家庭的人，不认为他们也有感情——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像白人那样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以使他们的家庭能舒适地生活，有饭吃，有衣穿，能上学。哪一个“家庭仆人”、“庭园仆人”或劳工能有这样的希望呢？

最后，他描绘了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具有平等的权利。“我希望为这个理想而生活，并去实现它。但如果需要，我也准备为这个理想献出生命。”

长达4个多小时的讲话使绝大部分在场的人受到震撼，妇女不住地哭泣，外国记者奋笔疾书，将一封封电文发往国外报纸，平时爱打瞌睡的白人警察凝神细听……乔尔·乔夫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曼德拉念完了他的声明，“法庭上持续30秒钟鸦雀无声。听众席上传来深深的叹息和妇女的哭泣。我们这样坐了整整一分钟，紧张气氛才消去。”在随后的法庭辩论中，西苏鲁和姆贝基分别对原告进行了有力的辩驳，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曼德拉等人的命运牵动着所有南非黑人的心。一方面，非洲人国民大会通过地下网络组织人民向政府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坦博则通过国外渠道充分调动国际舆论。同时，曼德拉在特兰斯凯的乡亲们也为拯救他的生命绞尽脑汁。在曼德拉被判罪的前两天，滕布族的长老们捎信让温妮去一趟，温妮立即赶去。她后来回忆：

有些长老同我攀谈，说我进入法庭前，有个会法术的人将给我一件东西，我必须把它放进鞋子里，这样白人在法庭上就不会对纳尔逊于某些事情了。……我来到司法大厦时，他们递给我一个装有褐色油状液体的，1、瓶子，看上去里面像是装着毛发似的。我没有勇气去拿。我还不够成熟，还没看出来这不至于有什么危害，接受下来能讨长者们喜欢。我知道，这对纳尔逊不会有什么效果，尽管这些草药被认为可以使他得到释放。他宁愿通过斗争，而不是通过草药来获得自由。

温妮因为没有遵照长老们的意思去做，以致引起了他们的猜疑。

6月11日，法庭裁决：曼德拉犯有指控中提出的4条罪行。在9名被告中，8人被判有罪，只有伯恩斯坦被宣布无罪。被告们对这一判决都很镇定，他们关心的不是判决的结果，而是被判处死刑后应该怎样去鼓舞正在战斗的黑人群众。他们一致决定，如果被判死刑，他们将不提出上诉。

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日。温妮带着5岁的津妮和4岁的津荠也来了，但由于法庭不许小孩人内，她们只能与其他人一起守在法庭外面。法庭周围到处是情绪激昂的人们，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领袖的命运。正如西苏鲁夫人所说的那样：“对于我们——他的人民来说，曼德拉就是一切。”人们打着标语牌，喊着口号，高唱各种战斗歌曲。大批记者也赶到现场，他们想尽早知道对这批“利沃尼亚人”的判决结果。

法官要求大家安静下来，然后宣判：“被告所犯的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案，但政府决定不以此种方式进行指控。鉴于此，并经过对本案认真考虑，我决定不处极刑。对本案所有被告判处终身监禁。”8名被告露出了微笑。这不仅是辩护律师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正如温妮说的：“人们的情绪这样高，国际舆论从来没有这样大，如果他们敢冒险处死领导人，整个国家将燃烧起来。”

曼德拉等8名被告被押上囚车，温妮拖着两个小女孩拼命往前挤，后面的人们也尽力将她们往前推。这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温妮的肩膀。温妮回头一看，原来是治安分局的警察：“别忘了你的许可证！互2点以前你必须回到约翰内斯堡！”温妮气愤已极，“谁能想象！这最后一天！我的丈夫被判处终身监禁，而我还必须念念不忘许可证和它所规定的时间！”她狠狠地踢了那家伙一脚。

宣判的当天，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赫拉巴、莫索莱迪、姆兰基尼和凯斯拉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都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丹尼斯·戈尔德伯格，被告中惟一的白人，则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尽管南非政府没有对被告处以死刑，但这一判决已充分体现了白人政权的残暴性。对这一不公正的判决，世界舆论怒吼了，世界进步力量怒吼了。

南非斗士曼德拉--第十七章 国际舆论

第十七章 国际舆论

·世界的怒吼

·索布克韦在狱中

·“波戈”加大打击力度

·罗本岛的小黑牢房

·“纳尔逊入狱后的头几周和头几个月，我简直像生活在地狱里”

·牛郎织女

·温妮再次入狱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的第二天，“利沃尼亚人”占据了世界各主要报纸的头版头条。伦敦的《泰晤士报》指出：“人们忍无可忍，激怒起来，出现了当时的场面……历史最终将判决大权在握的政府有罪，这已经是世界舆论的判决。”

《纽约时报》评论说：“对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利沃尼亚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而不是应被处罚的罪人。”

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则认为：利沃尼亚审判之所以能抓住人心，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的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忆的名字。”

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卢图利发表声明，赞扬曼德拉等领导人“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伦理，……他们的政策符合兄弟般的友爱和人道主义的国际原则；失去他们的领导，友爱和人性将被毁灭，今后几十年间在南非将不复存在。他们深深地信仰正义和理性；他们被隔绝起来，正义和理性也将离开南非的舞台。”他在声明的最后向全世界呼吁，“立即行动起来对南非进行制裁。这样将带来必要的重大变化，以防止出现可能成为我们时代非洲最严重的悲剧。”他的声明给团领导人被捕而受到打击的黑人解放运动以极大鼓舞。

早在法庭最后宣判前3天，即1964年6月9日，由于坦博领导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国外代表机构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强烈呼吁，以及联合国中亚非集团要求制裁南非的强烈呼声，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利沃尼亚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释放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被判死刑的人。

在此以前的多次决议中（如1963年8月7日决议和1963年12月4日决议），联合国谴责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及其立法，吁请南非释放政治犯。它不承认对所有由于反对种族壁垒制度而被判死刑的人所进行的惩治，并要求对一切在押人员实行大赦和对反种族隔离的人予以宽大处理。安理会在6月9日决议中再次确认了它向成员国发出的关于停止向南非出售和运载武器的呼吁。最后，它敦促成员国采取联合或单独行动，说服南非接受联合国决议。

6月18日，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并建立了一个关于种族隔离问题的特别委员会，以审查可能对南非实施的制裁措施。安理会要求该委员会的最终研究报告必须在1965年2月以前完成。

6月26日，国际奥委会宣布：如果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