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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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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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学校》的“过去”，并没有追溯到那么远，大体上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初设新式学堂的时候写起。而写这些“过去的学校”的老先生们，像蔡元培、沈尹默、刘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或者是五四时代的校长、教师，或者是五四时代的学生。也有晚于五四时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都有。下限则断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国以前。建国以后，那就只能说是“现在”，不能叫“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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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过去的大学》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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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是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当校长的北京大学，是梅贻琦当校长的清华大学，是罗家伦当校长的中央大学，是竺可桢当校长的浙江大学……
“过去的大学”，不是现代人在做总结，谈经验，作评论，而是当时的校长、当时的教师、当时的学生亲身经历的回忆。是茅盾讲他考大学，林语堂讲他读大学，端木蕻良讲他读中学，钱穆讲他从教小学到教大学的经过……
二十三年前我编了这本书，二十三年后还有人要读这本书，还有出版家要印这本书，这就说明，“过去的大学”是有人愿意了解的，是有人不能忘怀的。
二十三年前，我还看不到蒋梦麟、梅贻琦他们的著作，还不大敢把林语堂、罗家伦他们的作品编到书里去。这就是“历史的局限”。这种局限，在有些过去的校长、过去的教师、过去的学生写回忆文章的时候，也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但是，我相信，这并不影响这些回忆文章的价值。因为尽管天时阴晴不定，气候冷暖无常，人们有时不能不穿风衣戴帽子，但冬天过后总是春天，地球总是照样地转，该肯定的终归会得到肯定，不会磨灭的终归不会磨灭。
此次重印，内容共为四十篇，其中二十三篇为一九八二年湖南教育出版社旧版所有，一十七篇为新增。这四十篇绝大部分都是记事记人纪实的回忆录，只有胡适、梅贻琦、陶行知三篇“务虚”。这三位都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人物，这三篇又是现代教育史上重要的文献。要看“过去的大学”，我想是不能够不看这三位和这三篇的。
旧版序文，“历史的局限”尤其明显。因为是旧书重印，因为得尊重历史，所以仍旧予以保存。《湘声报》向继东和《湖南日报》段炼，还有湖南教育出版社符本清等三位朋友，帮助找来此次新增的材料，谨此致谢。
二○○五年六月二十四日于长沙念楼
〔说明〕全书四十篇中，讲大学（包括专科）的三十六篇，占百分之九十，故将旧版书名《过去的学校》改为《过去的大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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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过去的大学》原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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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有自己的幼年、成年和老年。在幼年，大家都要进学校，到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生活的本领和做人的道理。从小学到大学，起码得十五六年。大学毕业，就算是成年了，很快又要为儿女进学校操心。这个操心的时期，又得十五六年。老年人呢？家里总不会没有学生，还是得关心学校里头的事情。——且不必说千千万万终身在学校服务的男男女女，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一生跟学校的关系也就够密切了。
历史是发展的，文化是延续的。一页一页的历史，要由一代一代的人来创造；一代一代的人，又得从一所一所的学校里教育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确实担负着对于历史和文化，也就是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巨大的责任。
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伟大民族，我们民族的学校也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第一部通史司马迁的《史记》写道：“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庠序，也就是古代中国学校的称呼。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和亚历山大城跟学生对话的时候，孔墨荀孟等人在齐鲁等地也有“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的盛况。北宋初年建立在江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论起资格来，并不比牛津、剑桥、爱丁堡不列颠三大学逊色。
诚然，古时候的学校，不可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但是，难道我们的祖宗就没有干过一点好事？难道他们留下的就只有债务而没有遗产？欧几里德给普多勒迈一世讲授的几何学，今天仍然可以作为教材。当这位威权赫赫的国王问欧几里德有没有办法把假设和求证搞得更容易一些时，欧几里德的回答是：“大王！通往几何学是并没有御道的。”而我们的孔子也实行过“有教无类”的方针，他最器重的学生颜回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也似乎不大像一个奴隶主，可见孔夫子办教育也是“并没有御道”的。
《过去的学校》的“过去”，并没有追溯到那么远，大体上是从清末维新变法、初设新式学堂的时候写起。而写这些“过去的学校”的老先生们，像蔡元培、沈尹默、刘仙洲、茅盾……也多是五四时代的人。他们或者是五四时代的校长、教师，或者是五四时代的学生。也有晚于五四时代的，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抗战时期的都有。下限则断在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建国以前。建国以后，那就只能说是“现在”，不能叫“过去”了。
这一段“过去”是刚刚成为过去的时光。它隔我们还不很远，也就是一代人、两代人以前的事情吧。这是现代学校（讲授现代自然科学，用现代方法研究传统文化，同时注意到德育、体育和美育的学校）在中国草创的阶段；也是共产党得天下以前的阶段。除了解放区和地下党主办的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学院）外，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学校里还没有成为事实。正因为如此，因为是草创阶段，因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些“过去的学校”当然不会是革命的，不能成为今天办学校的样板。但是，它们毕竟是父辈和祖辈们努力的成果，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前驱。看一看这些文章，看一看过去的校长是怎样当的，过去的教师是怎样教的，过去的学生们是怎样学的，他们有过哪些失败的教训，又有哪些可取的经验，这对于今天的校长、今天的教师、今天的学生，以及一切关心学校教育的人们，难道不是既有兴味又有益处的吗？
蔡元培先生逝世时，毛泽东称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张伯苓先生逝世时，周恩来专程到天津张宅吊唁，叹息“先生死得太早了！”毛和周等共产党领导人，也曾经是这样看待创办“过去的学校”的前辈的。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当然也就不会有将来。回忆过去，正是为了将来，为了现在。今年是一九八二年，距张伯苓先生逝世已经三十多年，距周恩来总理逝世也已经六年多了。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我们这些中年人、老年人和青年人都是有责任的。编辑这本《过去的学校》，也就是想来略尽一分责任。区区此意，读者鉴之。
钟叔河，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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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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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后，在我心中就有一个念头，北京大学应当办好，蔡先生负重名，我们应当帮助他把北大办好。有一天，我去看蔡先生，和他作了一次长谈。 我说：“蔡先生，这次北洋政府借您的招牌来办北大。到了有一天，您的主张和政府有所不同，他马上就会赶走您。所以，你现在对北大应进行改革，但有一点要注意，凡改革一件事，要拿得稳，不然的话，一个反复，比现在更坏。” ——沈尹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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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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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括师范馆、仕学馆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在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学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人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罢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