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适合北大爱好个别发展的胃口。更妙的是一人一屋，偿了几十年来北大同学求隔离的宿愿。每间屋附着一小间放箱子挂衣服的暗室。热水汀，弹簧锁，配合而调和的特制家具，摩登舒适，使你完全忘了这是老北大。每一层有一间盥洗室，冷热水管，应有尽有；大小便抽水设备不必说，还分成了马桶和坑两式，于是“南北咸宜”。光线、空气、清洁，一切卫生的条件都具备了。
而够资格享受这福的是四年级。他们享的福还不仅在此呢。新宿舍没有总门，可说得是四通八达。大概那块“女宾止步”的小木牌也因为没有一夫当关的适当地方挂，所以从头就没有出现。因此四年级的同学得以在自己的房里招待女友。这大为其他同学所侧目。“见贤思齐”，于是东西斋三院的木牌，就在学校当局默许下被尸裂了。
至于五斋（在西斋二院夹峙保护下的女生宿舍）那块“男宾止步”的牌子是如何结果，我却不清楚，事实上后来里面不断地有男同学去，详情则不得而知了。
课程与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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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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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文学院学生之眼中看起来，最重要的两件事是课程和图书，就这两方面说，北大是很理想的学校。记得我第一次站在布告栏前，看看那公布的课程表时，我目迷五色的像一个乡下人进了城，更有点像老饕坐在餐桌旁，看到了一张最丰富精美的菜单，样样都想尝，可是肚子装不下这么多，点了这样又舍不得那样，单单史学系本身开的课就整整三十门，几乎每门都是著名的教授讲他最见长的功课。其他政治系所开张忠绂先生的中国外交史，经济系所开陶希圣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系所开胡适之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哲学系所开……都还在外，怎样办呢？
依照规定，我只要选两门六个学分就够了，结果我乱七八糟旁听了十几样。从一年级的必修科听起，直听到西洋史，皮名举先生高亢的湖南国音，可是仍旧不能不放弃了顾颉刚，傅孟真（斯年）等先生的课。当我向文学院院长室秘书卢迪曾先生请求下条子发这课的讲义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听这许多课干什么”，果真，这许多课把我忙了个不亦乐乎。不到一个月，一门门的被迫放弃，结果精力只够应付在几门上，可是这几门课对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
例如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就凭这一课就使人不能不羡慕北大史学生的幸福。
除了多之外，北大课程之另一特色，是专有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课，在别的学校绝不会开的，她这里有，例如梵文，例如佛学。常常北大用最重的待遇礼聘这种绝学的学者，一年只开一门课，每星期讲一两点钟，而这种课常常只有一个人听。
这在经济的算盘上讲，也许是不划算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啊，这里再不养这种专家，则中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也许就绝种了。
也正因此，所以北大格外欢迎“偷听生”。
北大学生的畸形发展和课程可未始没有关系。他们一入校就分了系，而所有的功课都是年课（yearcourse），一开就是一年，本年开的，下年多半就不开了。史学生在四年中如果仅仅只将中西史基本课程从头选一遍都得赶着赶着紧紧凑凑地选才不至于遗漏。连文学院别系的课都难去上了，哪里还有功夫像清华学生似的去学生物、物理。
至于图书馆和图书，北大是很如人意的。图书馆大楼二十四年秋方才落成启用，立体式凸字形的建筑。后面那尾巴是书库，前面朝南的两翼，包含着东西上下四间大阅览室，楼下西间是中文阅览室，东间是外国文阅览室，楼上西间是杂志阅览室，东间是特别阅览室，因为已经足够用了，特别阅览室通常总是锁上的。每间阅览室，四壁都粉刷得雪白，而其中间两面，开着自天花板下垂，直到齐腰的最新式铁格大玻璃窗，窗内张着厚厚的深色大窗幕。冬天时从南窗晒进一屋子的太阳，光明而温暖，夏天则厚厚的大窗帘可以将东西晒的炎阳挡了出去，而在室内留下清凉的福地。廿来张大阅览桌，整整齐齐地排列成两排，每张桌两旁整整齐齐放着八张很舒适有扶手的靠背椅。每个座位前有一盏漂亮摩登古铜支架的桌灯，电线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只要在那玲珑光滑的小纽上一旋，就可大放光明。靠北墙从这头到那头一字排开放着一式一样高低，宽窄厚薄的大书架，架上放着普通参考书。中文阅览室，架上是二十四史、九通、百子、各大家文集，等等一式的蓝布壳子，外面贴着一样大的白纸标签，满满站了一壁。外国文阅览室架上则是大英百科全书（好几种不同的版本），法文百科全书，日、俄、德、法、英各国的字典辞典，名人录，年鉴等。杂志阅览室则是最近到的新杂志。这些架上的书是听凭取阅的。每室入口的北手，有一个小柜台隔出来的角落，里面坐着图书管理员，也有些书架，若干地图、辞典放在架上。这些和中文阅览室南墙靠窗玻璃柜中所装的新书，是须要开条子将借书证抵押在管理员手里才能借的。
阅览室的门都开向当中的大厅，厅中北部一个大柜台，这是通向书库的总出纳处。较专门一点的书，得向这里用借书条递进书库里去取，北大图书目录片虽尚未编好，但也有一种特殊便利，你只要开出书名、著者、版本送进柜台，管理员自会替你去找，不必自己弯腰驼背地去翻目录片，北大藏书相当的丰富，我常为着一些问题，动员好些版本的正史。从检查便利的开明版二十五史起，到五洲同文本、汲古阁本、局本、殿本、百衲本、明南监本，以至于元版宋版，得心应手地取来，而每每因之查出许多世传的讹错是由于后来版本之误刊，这种快乐是很可珍贵的。
有一次陈受颐先生领我们进书库去看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书，上上下下走了一遍，他时而拿起一本大而厚的洋书来，里面的字花花哨哨的我认不得；时而捡出一本金碧辉煌文字像画图似的经典来，说是十五世纪欧洲修道院的手抄本；时而拿起一堆小小六十四开的本子，说这是在巴黎冷摊上访来的，全世界只剩下了几部；时而拿起平平凡凡的一薄本，说这是全东亚（包括日本）唯一的一册。我只有张大了嘴惊叹，敢情北大还有这么许多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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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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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善本书部，一眼看到架上卧着的一部“第一奇书”，我不禁微微的笑了。介绍北大自然不应当忘记了它。
这还是那年冬天，图书馆里生着暖暖的水汀，在阅览室里看见一年级几个平时乱蹦乱跳的小弟弟们，忽然都一动不动地捧着本大大的线装书在用功，两只眼直钉在上面移动，微微的有点晕■，脸上红红的，像是在吃着一种醉人的甜果。叫了他们一声，抬起头来笑了笑，又低下头去，有点懒得多说话，也懒得动。“什么迷人的东西？”劈手抢过来，原来是第一奇书，还有图呢。我另捡起一本站在旁边看，慢慢的就着他旁边坐了下去，这一坐就坐了一个多钟头。还好，就凭着这一次偶然的巧遇，我见识了北大这著名的校宝，到北大来而不看一看它，是有一点对不起自己的。
其余的宝物还多得很，现在大概全部被敌人掠夺了。我们不要忘记在第二次马关条约时，清算这一笔要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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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大学》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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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最后两年，因为热心于学生会的活动，和罗努生、何浩若、时昭瀛来往较多。浩若曾有一次对我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四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应该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长寿’，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寿命毫不担心。如今昭瀛年未六十遽尔作古，我的信心动摇矣！”他确是信心动摇，不久亦成为九泉之客。其实都不是坏人，只是年少轻狂不大安分。 ——梁实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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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潘光旦：工业教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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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是建国大计中一个最大的节目。维新以来，对国家前途有正确认识的人士，一向作此主张。晚近自抗战以还，更自《中国之命运》一书发表以后，这种主张更有成为天经地义、家喻户晓的趋势。这是应当的。如果这种主张，不成为国人上下日常信仰的一部分，前途便有推行不力与推行不广的危险。
不过，认识与主张是一回事，推动与实行又是一回事。工业化的问题，真是千头万绪，决非立谈之间可以解决。约而言之，这期间至少也有三四个大问题：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或只靠专家，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实际上工业的资源，并不见得丰富。所以这方面的问题，就并不简单。资本也谈何容易？抗战期间，英美要我们并肩作战，在财力上已经帮了不少的忙，一旦抗战结束，建国的大业真正开始，同盟国是否肯继续，以至于加强在这方面切实的资助我们，当然也是一个问题。不过以一个多年从事于教育事业的人，所能感觉到的，终认为最深切的一些问题，还是在人才的供应一方面。
我认为人才问题，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技术的，一是关于组织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决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对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因为看不起技术，把一切从事技术的人当做“贱工”，把一切机巧之事当做“小道”，看作“坏人心术”，所以技术的能力在民族的禀赋之中，已经遭受过大量的淘汰；如今要重新恢复过来，至少恢复到秦汉以前固有的状态，怕是很不容易。1组织的能力也是民族禀赋的一部分，有则可容训练，无则一时也训练不来。而此种能力，也因为多年淘汰的关系，特别是家族主义一类文化的势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如今在民族禀赋里也见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2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地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的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得以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改正制度与转移风气最有效的一条路是教育。在以前，在国家的教育制度里，选才政策里，文献的累积里，工是一种不入流的东西；惟其不入流品，所以工的地位才江河日下。如今如果我们在这几个可以总称为教育的方面，由国家确定一些合理的方针，切实而按步就班的作法，则从此以后，根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的颠扑不破的原则，工的事业与从事此种事业的人，便不难力争上游，而为建国大计中重要方面与重要流品的一种。
这种教育方针，前途固然缺少不得，但也不宜于狭窄。上文所言合理两个字，我以为至少牵涉到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工业理论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的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十年以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认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西洋工业文明之有今日，是理工并重的，甚至于理论的注意要在技术之上；甚至于可以说，技术的成就是从理论的成熟之中不期然而言地产生出来的。真是着重技术，着重自然科学对于国计民生的用途，在西洋实在是比较后起的事。建国是百年的大计，工业建国的效果当然也不是一蹴而就。如果将来我们在工业文明上也准备取得一种比较独立自主的性格，不甘于永远仰人鼻息，拾人牙慧，则工业理论的一部分训练，即自然科学的训练，即大学理学院的充实，至少不应在其他部分之后。这一层我们目前就没有做，并且就最近的趋势说，尚未多加注意，这就是不够合理的一层。不过，这一层我们目下除提到一笔而外，姑且不谈。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工业化的人才问题中比较更广泛而更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