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该馆总经理王云五来到重庆，我建议把该馆总部迁至重庆，他坚决不同意，再三商讨，始允立约把《立信会计丛书》全部版权交还我校，并由该馆把所存《丛书》的纸版作价出让，由我校自行印刷发行。

我校收回了《丛书》的版权，又拿到纸版，立即与当地印刷厂订立印书合同，印制新书，并委托立信会计师重庆分事务所代为发行。但当时重庆纸张来源不足，质量低劣，加之《丛书》发行量迅速扩大，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继续担任发行工作。经立信同人决定，另设出版机构，并与当时迁渝的生活书店经理徐伯昕商妥合作办法，由生活书店和立信各出资金三万元创设立信会计书社，经理由生活书店方面推荐原任该店副经理的诸度凝担任，副经理则由立信职员蒋春牧担任，我以不受薪金的社长名义，主持社务。

抗战胜利前后，书社营业蒸蒸日上，资本需要增加。生活书店方面因资金周转困难，把所有生活书店股权作价让与立信。从此立信书社的股份，就为立信会计学校和一部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同人所有。

立信书社成立后，鉴于当时各单位需用的西式帐表，都要自己设计印制，能力较差的会计人员设计有困难，而各单位印制帐表，时间长，费用大。我们就根据日常业务中所了解的情况，设计印制了各种帐册、表单，供各单位选购，并赠送“使用说明”，内附几种“簿记组织系统图”，减少了会计人员设计和改进会计制度的困难，保证了各单位的需要，深受各界欢迎。这时，立信书社也就改名为“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对于企业管理和会计技术的重视，会计书籍更为畅销，帐册表单的销数大量增加，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的营业额和利润也相应增长，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时，现金存款达三十六万元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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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序伦：立信会计学校的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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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的立信会计学校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向以“专重业务，不问政治”为口号的立信会计学校，在政治形势和社会制度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当然要经一番重大改革，首先像我这样在旧社会积习较深的人，不宜继续担任校长，因此我申请当时担任专科学校董事长的黎照寰先生，召开董事会，推选原任本校副校长的李鸿寿为校长。李校长任职以后，对于校务多所改革，使专校在一九五二年移交政府接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以前，仍能继续发展。所聘教职员大都是进步人士，学生人数继续增加，每学期在学学生近一千人，毕业后成为新社会工商企业的称职人员。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会计补习学校校长，也改由原副校长陈文麟担任。并在解放后的两三年内，陆续扩充校舍，广设分校，增收学生，在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间，学生人数竟多至一万五千六百余人。但这种无计划的发展，与当时工商业的需要很不适应，所以后来逐期收缩，于一九五二年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几所中学。

在上海的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也有四百人，由我继续担任校长，但校务实际上交由副校长陈文麟、教务主任向江南、辅导主任王成杰等处理。一九五五年五月移交上海市教育局，改组为上海市会计学校。

在重庆北碚和广州的三所立信高级会计职业学校，原由庞怀陵、刘芷休、蔡经济三位立信老同学、老同事分任校长。重庆解放之初，学校经费支绌，来电告急，我曾以私款汇去接济。后由重庆市教育局接收，改组为其他学校。广州一校自行停办，并未移交当地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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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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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的队伍青黄不接，文史领域尤为突出，办好文科大学是刻不容缓的。在这“才难”之叹和如何培养的时刻，就不能不回忆起唐文治先生主持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为什么招生不多，却人才辈出?

一九二○年(民国九年)十二月，施肇曾(省之)和陆起(勤之)于湖光潋滟，岚色秀丽的惠山之麓，赁屋数幢，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敦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校长唐文治先生为馆长。当时在南京、上海、无锡三处招生，据说应试的达一千多人，结果只录取了正额二十四名，附额(备取)六名。一九二七年更名为国学专门学院，到一九三○年一月，才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参照当时国立大学中国文学系各项规章办理，实行学分制，修学期三年。十年来，唐先生在教学上的惨淡经营和苦心擘划，已培育出像唐兰、王蘧常、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蒋庭曜、夏君虞等学有专长学者。一九三五年，拟于太湖之滨，宝界桥畔，勘地五十余亩，粗具黉舍规模。记得唐先生在奠基时，当场朗诵四句祝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蔚起，天下太平。”这一年全校有三百多学生，七个班，正科三年，分甲乙六班。另设一个补习班，凡学生程度较差的，先读补习班，再升入正科。这时可算是国专的“全盛”时代了。

抗战军兴，无锡沦陷，年已七十六，双目失明的唐先生率领学生数十人，含辛茹苦，转道至长沙、湘乡，沿途租民屋上课。一九三八年初，终于迁校桂林，先后借正阳街、环湖路民房，继续开学。入冬后，桂林屡遭空袭，便暂徙北流山围。

次年二月，唐先生以水土不服，年迈多病，返沪治疗。鉴于江浙学生纷请复课，遂改名“私立国学专修馆”，沿用私塾形式，避免向敌伪登记，校舍先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通州中学，后在北京西路嵇山中学，敦聘王蘧常先生任教务长，而桂校则由冯振心先生负责。沪校三年制专科，自第二年起，分设文学、哲学、史地三组，直至解放后，改名“无锡中国文学院”，唐先生为院长，王先生任副院长，随着全国大专院校的院系调整，遂于一九五一年，并入江苏师范学院。

二

无锡国专与唐先生相始终，不能不概略提及其经历。先生名文治，字蔚芝，江苏太仓人，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生，父亲唐受祺是个以穷秀才终其身的候选教谕，教书为生。唐先生从小用功勤读，十六岁入州学，十八岁中举人，二十八岁进士及第，以主事分发户部，一八九八年，补总理衙门章京，一九○一年，随那桐到日本，后又随载振赴英，祝贺英王爱惠的加冕典礼。英国和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就，对他思想上的启迪和影响颇大。三十九岁出任商部左丞及右丞，四十二岁升左侍郎，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后，署理尚书。清末国势危殆，经济极为窘迫，他在步履维艰的情况下，通商惠工，颇具苦心。四十三岁那年，以忤权贵，调任上海实业专门学校（原名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监督。辛亥革命后，他是不以“遗老”自居的，学校改称南洋大学，任校长，直到一九二七年创办无锡国专才离职，为祖国造就了第一批的理工科建设人才。交通大学的师生缅怀唐先生，筹建了“文治堂”，作为永久的纪念（十年浩劫中被破坏，现已重新恢复）。唐先生毕生治古代散文及宋学，尤推崇紫阳学案，颇有发明，著有《茹经堂全集》。解放后卧病上海，陈毅同志关怀耆宿，照顾备至。一九五五年逝世，年九十一。1

唐先生系桐城吴汝纶（挚甫）的高足，创办南洋大学，即取法挚甫先生出长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时一套办学经验：名师荟萃，学风浓厚。唐先生心摹力追，科研则兼收并蓄，对学生要求严格，拔植隽才，坚持学生首须过好古文、外语两关，教授须是第一流学者。辜鸿铭（汤生）虽然有些怪癖，但奄贯中西，就是唐先生亲自礼聘的教授之一。唐先生为什么移居无锡要创办国专呢？是他愤慨北洋军阀的祸国殃民、国将不国。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唐先生当然不可能成为共产党人的，但毕竟是爱国爱民的，一个旧式学者文人在当时要救国培养人才，那只有私人办学了。他说：“吾国情势危殆，百姓困苦已极。此时为学，当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唯一主旨。务望诸生勉力为圣贤、为豪杰，其次亦当为乡党自好之士，预储地方自治之才。”“他日救吾国，救吾民，是区区平日之志愿也”（见自订《茹经年谱》）。这就是他创办无锡国专的目的和动机。因此，在饭厅里悬挂明代抗志不屈的杨椒山（继盛）的联语：“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希望学生在用膳时思忖着。同时他即以创建南洋大学的务实精神，用之于国专。

首先，唐先生认为学生的质量，系于教师的水平，故培育人才，端赖名师。早期几届除亲自授教全部经学课外，所聘教授不多，但均系著名学者文人。像清末民初鼎鼎大名的陈石遗（衍）先生长期主讲《通鉴》和诗学等课。他莅校之前，已撰有《石遗室诗话》、《近代诗钞》、《诗话》、《元诗纪事》等，一时远播扶桑，为日本著名文学家神田喜一郎等击节赞赏。莅校后，他讲《通鉴》，熟到胡三省的注能背出，分析颇有条理；同时以渊博深湛的知识，阐发历代诗歌的真髓，一经启迪点拨，如坐春风化雨之中。那时陈衍住在苏州，每星期五来无锡讲课，星期一返苏州。每课时的代价是大洋二十元（约合白米三百斤），这样高昂的钟点费，超过全国任何一个名教授。可是区区的私立无锡国专却是不惜工本的。当时名师，还有金松岑、李详（审言，文选专家）、孙德谦、钱基博、顾实、陈柱、朱文熊（叔子，著《庄子新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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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廷福/陈左高:无锡国专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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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敦请学者专家作专题讲座。当时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经常来国专讲学。章先生一口余杭土话，又是烟卷不离口，讲时详征博引，很不易懂。幸有随从弟子作快速板书和记录（记录即印发），才解决了一些听众的困难。不少专家的讲座，开拓了同学的视野。

四十年代，唐先生已屈耄耋，实际上的校务是由王蘧常先生一人仔肩，面对经费支绌，困难丛集，始终是殚精竭思地考虑如何办好学校。先后延请了许多热心教育，而又是卓然成家的学者，如周谷城（中国通史）、王蘧常（诸子概论）、周予同（经学通论）、蔡尚思（中国思想史）、钱萼孙（诗学研究）、胡士莹（词学研究）、王佩琤（曲学研究和版本目录）、朱东润（历代文选）、唐庆诒（中西文艺批评）、郝昺衡（中国文学史）、胡曲园（中国通史、逻辑学）、徐震（三礼研究）、鲍鼎（甲金文研究）、张世禄（音韵学）、朱大可（基本文选，经学概论）以及赵泉澄、蒋祖诒、吴丕绩、葛绥成、许国璋、金德建等在学术上均有成就。而年近八旬的唐先生仍然亲临第一线，执教论孟研究、周易研究等课。学生们惊讶他的记忆力，四书五经的注疏都背诵如流，分析义理，头头是道，由陆景周板书。

为了开拓学生的学习园地，举办课外讲座，除唐先生讲授传统古文读法外，还请了吕思勉、郭绍虞等教授作文史方面的专题讲演，一时听者如归，座无虚席。

无锡国专对学生的要求是颇为严格的，招生“少而精”，学习则“由博返约”“循序渐进”。因此，学生的入学必须择优录取，唐先生认为笔试固然能衡量学业水平，但还有偶而的侥幸，而口试随问答而变异，不受试题的局限，学生的程度也就昭彰了。他任南洋大学校长时，每届招新生，都要经他亲身口试，以定去取。国专招生时，口试尤为严格，这是重要的一关，往往化了很长时间，唐先生是不肯苟且的（学校迁沪后就不举行了）。口试问题很广泛，一般先问考生读过哪些文史哲类的专著，回答后就要问内容了，回答内容后，就要你论述对某书的心得体会及其优劣，往往“打破砂锅问到底”，直至考生词穷而止。

唐先生在五十五岁那年眼瞎，只能依靠听觉来了解一切，每天有专人替他口诵典籍、书报，作为程课，但他听觉特别敏锐，任何冗长的文章，一经读出，便能完全领会。晚年以卖文为生，江南的士宦名流的“寿序”、“行状”、“墓志”等多出其手，就是由他朗诵腹稿，而旁人录出的。对学生，他认为读和写的训练很重要。学生的作文必经其耳，细心聆听后，即指出某句应如何改易、整个谋篇如何，由旁人记录，批在作文卷上，并叫学生仔细体会怎样写好文章。为什么国专出来的学生，一般还能写写文章，这和唐先生的熏陶有关。年高身残，行履维艰，但是他每天上午七时必临校办公，风雨无间，经常由人搀扶着到教室、饭厅、宿舍了解学生情况。据金易占的回忆：“国专的饭厅秩序是比较突出的，几百人在一个饭厅里进膳，从来没有人小声讲过话。”每星期一的“纪念周会”，校长是必对全体学生讲话的，内容不外勉励学生如何进德修业，但他很懂得学生心理，讲话扼要中肯，为时最多不超过二十分钟，学生也就不感到厌烦了。国专在学业上对学生的要求是严格的，但在生活上却不甚干涉，可说管理颇松，出入自在。在唐先生言教身教下